人生天地之间，既禀自然界之常气以生，也感其异气以病，故孙氏曰：“伤寒、温病，自古有之。”对伤寒论治，张仲景虽早有专著——《伤寒杂病论》传世，但在孙氏撰《备急千金要方》时，惜因“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而未窥全书。他为使“人人知方，免遭夭枉”，遂“博采群经，广设备拟”，以博广二字为宗旨，搜集论治伤寒温病之方，编为上下两卷。本《内经》“诸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概念，而以“伤寒”名篇。到了编著《翼方》时，将其所见仲景之书——《伤寒杂病论》，或是《金匮玉函方》，加以整理编入《翼方》之中，仍分上、下两卷。孙氏对伤寒、温病的基本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对伤寒、温病性质的认识
1．伤寒、温病都是外感病：凡是感受外邪而引起以发热为特征的病，古人统名之曰外感病。
《内经》中虽未明确提出这一名词，但对伤寒、温病、疫病都反复论及，并明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还列有不少篇章专论“热病”和“疫病”。由于这些病都以邪从外受（六淫、疫气），由表（皮毛、经络、筋肉）及里（腑、脏）的发展传变，不言而喻，它们都属外感病。
孙氏精研《灵》《素》及唐前诸家经书及前贤之精要，而且大有发展和创新。如他在《要方》第九、十两卷中所撰写的“伤寒”上下，就将此三类病统于两卷之内论述，并列于内科脏腑病之前，即说明它既是内科病，又有别于内科杂病之意——内科病中之外感病。
2．外感病都具有传染性：外感病，包括伤寒、温病，尤其是疫病，都感受淫邪、毒疠之气所致，都具有传染性。《内经》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证状相似”，此指疫病。巢元方说：温病“由于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孙氏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体验，认为三者都具有传染性。如他在“辟温”预防第一方“岁旦屠苏酒方”下即指出：“能辟秽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这就很清楚地看出，孙氏认为伤寒、温病和疫病，都是皆相染易的传染病。
二、传染病的预防理论和方法
疾病对人危害之大，尤以外感者——温病、疫病、伤寒为最。毒疠之邪是天地间变化之一气，为造化必然之理，虽不得无之，但能以道御之。这“御之”的方法，除对已病的治疗外，最佳之法，就是预防。为此，孙氏“每逢一法，不吝千金”去慕求，终得广集古今方法，济众传世。这里简述有关外感病的预防方法，以供了解。
1．预防理论：“治未病”，既是《内经》的预防思想，也是《要方》预防学的基本观念。特别是与传染——“染易”直接有关的伤寒、温病、疫病，预防就显得至关重要。孙氏有鉴于“疫病流行，死者日众”，且“转相染着，乃至灭门，延及外人”的危害性，提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的预防原则。指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搜集有28方的多种预防法。
由此可见，孙氏对伤寒、温病、疫病的预防，不只有明确的目的——防止传染流行，而且采取积极而切实可行的措施——选用多种方法，以收预防的实效。
2．预防方法：孙氏在书中所收的预防方法很多，以外感病的预防方法论，就有：口服避疫法：如“岁里屠苏酒”，就是将乌头、大黄……药置酒中煎数沸。屠苏之饮，先从小量饮起。特别是将药渣还置井中，这可能是起一种饮水消毒免疫的作用，故说：“一人饮一家无病，一家饮一里无病疫”。
涂窍避疫法：如将“雄黄散”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此法民间延用至今，于端午节用雄黄粉，酒调，涂鼻孔、耳门等。
粉身避温法：是用芎芷等芳香之品，以祛除秽气，类似于现在香粉扑身的原始方法。
还有“洗浴辟疫”、“佩带”、“悬挂”、“焚药净室”等不少措施。其中如：佩带香包、卫生香、端午节门上悬艾、菖蒲等法，流传民间，延用至今。
此外，尚有口服豆类和大蒜，井中投放赤小豆之法，前者迄今仍为预防消化道传染病之良方，后者却为后世于井中投放苍术、贯众作饮水消毒，有着极大启发。孙氏搜集这样丰富的预防法，实属难能可贵！（三）首析寒温病异，提出方法宜辨的观点唐代以前的医家治疗伤寒和温病，虽曰“唯病用药”，实则不分寒、温而偏执苦寒，或辛热者居多。故孙氏提出：伤寒、温病，“所宜不同、方说宜辨”之论。由是观之，寒、温因异治别，主张划分之说，早在《千金要方》中，就以开其端，具体论说有：
1．论病因之异：伤寒为寒邪感伤致病，温病则是“天地间变化之一气也”，亦即“毒疠之气”致病。二者虽同为外感疾患，然其因不同，理应明辨。为此，孙氏引经而论曰：“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或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骨之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热极，重于温也”。
又曰：“凡时行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所以《小品方》云：“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证，时行温疫为毒厉之气”。
寒、温因异，上已言明，然“论治之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反云：伤寒为雅士之词，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是不知病之异同，尽将寒、温混为一谈，岂不可慨！2．论治法宜分：伤寒、温病，如上所辨，一为寒邪，一为热毒疫疠之气，二者性质不同，治法更应有别。唐代医家不分寒、温，不是以苦寒为法，就是用辛甘姜桂为方，至“冤魂塞于冥路，夭死盈于旷野”。有鉴于此，孙氏在《要方》中强调对伤寒之治，主以辛热；温、疫之治，主以寒凉。
如所谓：“热盛非苦酢之物不解也。热在身中，既不时治，治之又不用苦酢之药，此如救火不以水也，必不可脱免也。”若反以辛甘之姜桂、人参之属，则其用相反，其祸至速，以示警戒！此外，孙氏重视妇、婴，是为“崇本”。他认为：女人为人类繁衍之本，其病最为难疗；人都是由婴幼而渐大，故谓“若无于小，卒不成大”。于是《千金》首列妇、儿证治。对于外感病，除撰“伤寒”专卷外，《要方》在“妇人”篇中，列“妊娠伤寒”一章，“少小”篇中，也列“伤寒”辨治一章。
因为外邪感人，对男妇、老幼，固无偏佑。若有感发，其病变规律虽都无异，但体质、生理各有特点，论治自有某些差异，临床医家，无不熟知。惟在《要方》前，对“妇、婴伤寒”尚无专门论著。
孙氏特以妇人妊娠为重点，认为他涉及母、婴两个方面，感邪发病，则必由母及胎而伤儿，故治疗既要祛邪，又要护胎，婴幼则“肌肉脆软血脉嫩弱”，若遇“天行非节之气，易于中伤”。一旦感邪，“脏气不平”，即易发痫，成斑而致痉。小儿发病，“生气尚盛”，主张速攻病邪，防其交驰纵横生变。他认为初病主用寒凉清泄，后期则平脏腑而顾正气，开创了辨治妇、婴伤寒的先例，充实了外感病的内容，对后世医家启发不小，功益彰着。如宋代钱乙据小儿生理特点立论，庞安常、朱肱之论治妊娠、少小伤寒，尤其是清代叶天士之论妇人温病（《温热论》）、幼儿温病（《幼科要略》）等，就继承、丰富了孙氏论治妇婴伤寒的学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