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

活用“通阳”一语，似是宋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先明确提出。他说，通脉四逆汤“散阴通阳”；白通汤“葱白之辛，以通阳气”，是针对阴盛于内，格阳于外的证候所运用的治法。那时，“通阳”似只仲景创制的辛温通阳一法，别无二法。清代名医叶天士从大量医疗实践中认识到，辛温通阳的治法，不适于温热病过程中阳气阻闭的证候。特别是湿邪化热，热处湿中，湿蕴热外，湿热交混，阳气阻闭的证候，如不“通阳”则热邪不能宣透，阳气不能开达，结果是发热不休，而“通阳”、辛温之药又最易助热。所以，叶天士说：“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他根据自己丰富的临证经验，继承刘河间分消宣化之法，针对温热病阳气阻闭的问题，提出“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治法，确也补充了前人之未备。通利小便旨在引三焦弥漫之湿浊或停聚之水饮从小便而去。湿浊水饮既消，热邪自然宣透，而阳气得以通达。这种“以利为通”的治疗手段，对后世无穷启迪，誉为“金针度人”。

郭氏治疗乙型脑炎，当出现高热、昏迷、抽搐、面苍、四肢厥逆、小便不利、苔厚腻，脉沉伏等，湿浊蒙蔽心包，阳气不能宣透的证候时，认为用涤痰、开窍、醒脑是不够的，如加上利小便以通阳气的治法，则效果更好。他治疗多例重型乙脑，除用安宫牛黄丸、竹沥等外，于汤药中必用大剂量泽泻、茯苓、茵陈、前仁之类，效果甚佳。他治暑湿蒙蔽，气阴虚脱，表现为大汗出、肢厥逆、心慌、神恍惚、脉微欲绝之证，每用大剂量生脉散加茵陈而化险为夷。他指出，自叶天士以后，“伤寒、杂病以温为通，温热、湿热以利为通”，便成为通阳的两大法门，其实，不仅温热、湿热阳气阻闭于内，必用“以利为通”的治法，某些杂病由于水饮湿浊阻闭，使清阳不升或格阳于上的证候，也须用这种治法，才能更捷效地达到通阳目的。所以，他治美尼尔氏病，由于水饮停聚中焦，清阳被阻不升，表现为头目眩晕，如坐舟车，胸痞呕吐，苔白滑等证，每用五苓散加半夏、生姜，或半夏白术天麻汤（《医学心悟》）重加泽泻、前仁而收捷效。他治疗心力衰竭，表现为心悸，气短，浮肿，或格阳等证，也是“以利为通”为主法，认为较用真武、四逆单纯温阳的疗效为优，下列病案可资说明。他指出，“以利为通”治法，有下述两种情况时即当慎用：一是阳气下陷，小便清长、失禁；二是高热伤津，气液亏竭，而小便短少，大便秘结，舌干少津。

因长期患原发性高血压，导致全心衰竭，发生浮肿入院。当时病人咳逆喘息，不得平卧，吐痰甚多，心悸气短，胸腹胀满，右上腹痞块（肝肿大），按之疼痛，口渴喜热饮，小便不利，大便溏薄，下肢冰凉，全身浮肿、发亮，按之没指，久久不起，口唇紫暗，舌质淡嫩，苔白润，脉弦而结代。

时正初秋，已有凉意，同室病员均需裹被而眠，而本例病人却睡不盖被，还摇扇不休，不畏寒而反恶热。当时认为阳虚水肿，是阴盛于内，格阳于外的证候。用真武汤、苓桂术甘汤等，温通阳气，凡20余日，浮肿略减，余症如前。当时病房实行中西医“双管”制，西医试图降其血压，配以硫酸镁注射，连续5日，浮肿大作，较前更甚，病人自诉体热难受。乃停用上述方药与硫酸镁，采用“以利为通”治法，用大剂五皮饮合五苓散，稍加丹参、红花，取行水先行血，血行水自行之义。服第一剂，当晚尿量大增，连予4剂，肿消大半，体热尽解，心功能改善，再事调理，出院。

因原发性高血压、脑血管意外入院。病人晨起突然昏仆，不省人事，经家人救护，内窍忽开，神志清晰，惟遗半身不遂，左侧肢体废用，颜面歪斜，舌体不正，语言謇涩，不能完成吹口哨和鼓气等动作。自诉头眩脑胀，胸中热气上冲，小便短少。察其体丰形肥，面色红光，两目发赤，下肢不温，仰卧床榻，神情忧郁，常自发悲泣、恼怒，苔白滑而腻，脉弦数。诊断为中风，认为阳浮盛于上，阴虚陷于下，风痰阻滞，气血奔逆之证。用牵正散、钩藤钦，平肝潜阳，祛风豁痰，并重用泽泻、前仁等利小便，以引阳入阴，反升为降。连服20余剂，小便逐次增多，病情日趋好转，渐能下床弃杖行走，自由活动，恢复工作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