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讲,前述三个步骤:治感、治郁、调理脾胃,其目的都属于平调阴阳范围,许多病证往往因此而缓解或治愈。这里所谓平调阴阳,是指经过前述三步骤治疗而原病未愈,当从平调阴阳入手,以改变其病理反应状态,达到治疗目的。如果原病不存在前述三个步骤治疗的病情,亦应从平调阴阳着手治疗,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以平为期”。此中切忌片面而纯粹地“中药西用”,即根据现代医学的病因概念,用中药来治疗原病。例如,由于细菌存在所致的一些慢性疾病,如慢性肾盂肾炎、慢性痢疾等,采取中药抑菌治疗。此种治疗往往没有效果,或疗效很不满意,有的甚至加重病情,如用平调阴阳之法,改变其细菌致病的条件性,则不治因而治因,常能收到较好效果。这正是中医最具特色的治疗手段,也是中医学的优势所在。不过,郭氏主张在辨证论治的范围内,汲取现代中药研究的成果。例如,痢疾,辨证为肠道湿热,选用黄连、黄芩、地榆、马齿苋等,这些药物既有较强的抑菌制菌作用,又能寒以清热,苦以燥湿;高血压病,辨证为肝阳上亢,选用黄芩、决明子、地骨皮、菊花等,这些药物既有降血压的作用,又符合平肝清肝的论治要求;冠心病心绞痛,辨证为气虚血瘀,选用黄芪、川芎、当归、丹参等,这些药物既有较好的扩冠作用,又满足益气活血的需要。如此考虑,他认为能提高疗效。
然而,中医学所谓阴阳平衡即是健康,阴阳失调即是疾病,故平调阴阳就是治疗总则,这些都是以“四诊”为条件的宏观范围的结论。而临床上却经常遇到下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病人没有任何自觉症状,四诊检查也未见异常,但现代医学化验检测却发现了疾病存在,比如早期发现的癌肿、初期高血压、肺结核病、肝炎、肾炎等;第二种情况是,经过治疗之后,病人自觉症状完全消失,形神色泽,舌象脉象完全正常了,中医认为病已痊愈,但现代医学的化验检测指标表明,并未完全恢复,比如慢性肝炎、慢性肾炎、慢性肾盂肾炎、某些糖尿病人等;第三种情况是,中医“四诊”观察其阴阳失调的证候明显,病人的自觉症状也很突出,但现代医学的化验检测未发现任何异常,比如一些所谓综合征、官能症、原因不明性疾病等。须知,中医“四诊”发现的异常脉证是疾病的表现,现代医学化验检测的异常结果也是疾病的表现,二者都是客观存在,都应该承认。上述第三种情况,现代医学不能定位,“无病可辨”,也就无从治疗,而中医却有证可辨,按辨证论治,平调其阴阳,正好发挥中医的优势,自不待言。上述第一、二种情况,在宏观上阴阳处于平衡状态,“无证可辨”,而在微观领域的表现,则应认定为阴阳失调,其平调阴阳的方法,目前尚处于积累经验的过程中。
郭氏对上述第一种情况的处理,原则是现代医学有特效治疗者,尽早采取特效治疗,以免延误病机,如早期肺结核及时给予抗痨治疗等等。如现代医学对其无特效治疗或必须配合中医治疗者,当分下述三种情况处理:一是现代医学检测确诊的病与中医能“对号入座”,就按中医的认识预作治疗。例如,肺结核病与中医所言“肺痨”是一回事,中医认为“肺痨”是因“痨虫”所致阴虚肺热为基本病机,于是采取预保阴液,清肃肺热,抑制痨虫的治疗,实践证明,也能收到较好效果。二是现代医学检测确诊的病与中医不能“对号”,但现代医学没有特效治疗,其病又不具很快恶化的性质,这些病从中医角度看,其病机演变可能比较复杂,不便遣方用药预作治疗者,则根据其体质、气质情况,采取体育、气功、饮食、情志等自我调摄方法处理,如初期高血压、动脉硬化之类。其中有的则可摸索微观辨证论治的处理方法,如根据初期高血压、动脉硬化的血液流变性、血脂的变化等遣方用药,也能获满意效果。三是现代医学检测确诊的病与中医难以“对号”,又具很快恶化的性质,预后不良,而中西医皆无特效治疗,如癌肿等。对此类疾病,除采取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外,要积极摸索中医治疗经验,有的则可取二者之长结合进行。如对癌症的治疗,一方面采取手术、放疗和化疗,一方面用中医方法对抗其副反应,保证通过疗程,并改善体质,改善其血液流变性等。实践证明,二者结合实施能大大地延长其生存期。
他对上述第二种情况的处理,一般是按原来的病机治疗。他认为,虽然宏观上“无证可辨”,而微观上继续存在的异常的化验检测指标,实际上表明原来的病机变化尚继续存在,理应按原来的病机继续治疗。例如,慢性肾炎的蛋白尿,原属于脾肾两虚的病机,在其完全消失以前,当然意味着脾肾功能未完全恢复,继续原来补益脾肾的治疗,直到蛋白尿完全消失,显然是正确的。许多疾病的反复性大,即使化验检测指标正常了,也应针对原来的病机继续治疗一段时间,以巩固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