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证结合”，即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疗方法，古已有之，但时至今日，其内涵不断发展，更加丰富，与古代的概念大不一样了。郭氏认为，这是现代的学术环境，临床需要所决定的，是中医学创新与发展的标志，代表了中医诊疗的水平。
何谓“病”与“证”呢？概而言之，对某一种疾病来说，“病”是其过程中的共同性反应，“证”是其过程中的特殊性反应；对所有疾病来说，“病”反映其特殊性，“证”反映其某一阶段的共同性。所谓“病证结合”，不过就是对疾病过程一纵一横的认识与处理而已。进一步言之，辨病论治是以致病因子或病理损伤为特点，来区分不同疾病并进行处理；辨证论治，则是着眼于机体对致病因子和病理损伤的反应状态，来认识疾病的千变万化并进行处理。二者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诊治规律。二者各自之所长，恰是对方之所短，可以说，“病证结合”诊疗，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无疑是提高诊疗效果的途径，也是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方向。
所谓辨病论治，历代医家都强调其重要性。例如，宋代朱肱在《活人书》中说：“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而事成……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湿药，湿温乃作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而处病不差。”这说明，明确了病名诊断，也就认识到该病的证候性质和病机演变的一般规律，遣方用药的大方向就不差了。例如，诊断为风温病，也就知道其证多属阳、属热、属实，一般按卫、气、营、血规律演变，治当辛凉等。事实上，许多疾病一般就属阳热实证或阴寒虚证或寒热夹杂之证，明确了病名诊断也就大体知道其证候性质与治疗方向了。在中医学里，许多病逐渐从证中独立出来，本身就是认识深化，学术发展的标志。例如，疟疾、痢疾、肺痨等病，在张仲景以前都是混在证候中的，唐宋以降，疟疾从疟证、痢疾从下利、肺痨从虚劳中明确地独立出来，就表明当时对这些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性质的特殊性有了新认识，于是便出现针对病因治疗的倾向，如用黄连治痢疾，常山治疟疾等，针对性更强了，大大提高了疗效。这就是认识上的突破而促进学术发展的实例。然而，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以社会需要、临床需要为导向，今天，病人与医生都不满足于仅仅是中医诊断的病名和靠“四诊”为手段的疗效判定，而更要求明确现代医学病名诊断与客观检测指标。毋庸讳言，中医许多病名诊断比较模糊，如“胃脘痛”，实际包括了现代医学的胃、胆、心、胰等器官的多种不同性质的疾病。此等诊断显然不能反映疾病的本质，有的虽可异病同治，但毕竟影响用药的针对性和疗效的提高，有的甚至造成失误。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检测方法的飞速发展，现代医学诊察出来的疾病，中医凭“四诊”往往“无病无证”可辨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能回避。客观需要促使中医自然而然地引入现代医学病名诊断及其检测方法，并对其进行辨证论治的探索，已逐渐积累起相当经验。所以，现今所谓辨病论治，实际是辨现代医学的病而治之。目前除少数疾病现代医学无特定的病名者外，中医固有的病名体系实际已退居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值得深思的是，中医对于能与现代医学“对号”的一些疾病，如疟疾、痢疾、感冒、哮喘、心痛、白喉、痄腮、蛔虫、绦虫等等，其疗效也比较肯定，可见认识疾病的特殊性非常重要。然而，中医能够认识到这些疾病的特殊性，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的几百年、上千年。既然现代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揭示出许多疾病的特殊性，有现成者可用，又何乐而不为呢？无数事实证明，使用现代医学病名不仅无损于突出中医特色，还有利于发挥其优势、提高疗效及其准确性，有利于交流与推广应用。
辨证论治，就是辨别证候进行治疗。一个证候是由一组有联系的能够反映病机本质的异常脉症组成，如湿热证、瘀血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等等。由于个体对致病因子和病理损伤的反应状态的差异性，人群中对同一种疾病过程可表现出多种证候，而多种疾病过程又可表现出相同证候。故同病异证，异病同证，一因多证，多因同证，同证同治，就是辨证论治的特点。
证候，是人体反应状态的总体表现，千百种证候反映着人体千百种反应状态，通过调节人体反应状态，达到抑制病因，促进损伤修复，从而治愈疾病，为治疗学展现另一广阔途径。传统中医辨证属于宏观范围，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逐渐出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地发展，即用中医辨证理论为指导，去认识和处理现代医学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临床问题和检测结果。郭氏初步认为，血脂水平升高，多属痰瘀食积之证；血液粘稠度增高，与阴虚、血瘀证有关；白细胞减少多属气虚，增多常为热盛之证；红细胞减少多为血虚，增多常为营热、瘀滞之证；尿中有脓细胞多为膀胱湿热；粪中出现巨噬细胞常为肠道湿热之象。如此等等，微观辨证自然而然地走进中医临床思维领域，使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发展。
辨病与辨证各有优势与不足。以现代医学疾病为基础的辨病论治，着重病原因子及其造成的病理损伤为治疗目标。这种治疗方法，对于病原因子及其病理损伤在疾病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的许多疾病的治疗，拥有显著的优势。例如，一大批传染性疾病，在其发病与病理演变过程中，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抑制了这些病原因子，就能达到治疗目的。
又如，许多外科手术性疾病，局部的病理损伤，往往是整个病情发展变化的主导环节，只要根除了局部的病理损伤，也就能达到治疗目的。然而，辨病论治也存在不足，主要是轻视人体的整体联系性、丰富的自身调节、适应和抗病能力，以及反应状态的个体差异性。所以，即使对于已明确特异性病因或病理损伤的疾病，用同一种所谓特效药物或方法治疗，其中有相当比例的病人疗效不尽如人意。至于对综合性因素引起的各类慢性疾病，或原因不明以及无形态学变化而不能定位的功能失调性疾病，也就无从治疗。这类疾病的发病与转归，人体内因（包括体质、免疫、代谢等）与反应状态通常起着主导作用，个体差异性很大，而这正是辨证论治的优势。辨证论治的核心是扶正祛邪，调整阴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扶正祛邪，旨在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适应和抗病能力；调整阴阳，实际就是调整人体反应状态，即把病理性反应状态转化为生理性反应状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则是对疾病的整体、动态分析和重视个体差异性，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具体病情，调整治法方药，使之更切病机。显然，辨证论治的这些优点，恰恰补充了辨病论治之不足。然而，辨证论治也有其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宏观辨证对一些疾病的早期和恢复期无证可辨、无从论治方面，更为突出的是，对有些疾病即使辨证正确，用药对证，也难奏效。究其原因，就是对这些疾病的成因和病理损伤的特殊性本质缺乏认识。而此点正是辨病论治之所长。由此可见，二者结合，确有相得益彰之妙。
“病证结合”，既重视整体调治，也重视局部的病理损伤，促进了中医对许多疾病的病机与证候的认识更深入更具体，用方遣药更有针对性。例如，中风病（脑血管疾病）的病机，已经不是停留在朱丹溪、叶天士等所阐述的阴阳偏盛、风火痰虚、气血逆乱的整体水平，而是认识到局部损伤所形成的血瘀，是其发病与演变的主导环节。因此，即使是急性期的治疗，除沿用熄风开窍、清热豁痰、通腑固脱等古法外，要特别注重活血化瘀治法，积极促使血栓溶解或血肿吸收，从而把中医治疗中风病的疗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再如胃脘痛，只是辨证论治是笼而统之的，忽视了引起胃脘痛的不同疾病的特质，虽可异病同治，毕竟针对性不强，影响了疗效的提高。若以“病证结合”论治，属于慢性胃炎或溃疡病所致者，一方面疏肝、调气或补虚，从整体调治，一方面又针对局部，或加用乌贼骨、瓦楞子等制酸，或用白芨等保护溃疡面，或用黄连、槟榔等抑制幽门螺旋菌；属于胆囊炎、胆结石所致者，一方面疏肝、调气从整体治，一方面清热、利胆、排石从局部治。如此等等，显然其治疗更全面，目标更明确。只有“病证结合”才能明确中医治疗的优势所在和不足之处，从而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治疗优势。以癌症为例，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对消灭局部癌块拥有优势，中医的治疗则远不如之；但中医对癌块所致炎症（多为热）、胃肠功能紊乱（多为湿）、血液高粘状态（多为瘀）、免疫功能紊乱（多为虚）、放疗化疗的副反应（有虚有实），以及改善体质，提高生活质量等，则具相当的治疗优势。在防治癌症中，取二者之长，使绝大多数病人的生存期远远超过其自然生存期，已是公认的事实。郭氏指出“病证结合”绝不能重病轻证，事实是辨证水平与疗效水平密切相关。他以瘀血证用活血化瘀法为例，指出还应分清寒热虚实的病性，轻重浅深的病势，适当选用益气活血，或行气化瘀，或温经活血，或凉血化瘀，或破血、通络等不同的具体治法，才能收到良好效果，这就需要深入掌握传统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运用。
郭氏归纳“病证结合”论治的四种形式，指出每种形式的特点、优点和适应范围：
1．分证分型论治（简称分证论治），即对同一种疾病分辨出几种不同的证候类型进行治疗。如冠心病心绞痛，分为气郁痰凝、血瘀气滞、阳虚寒凝和阴虚血瘀等。不过，目前对许多疾病的分型尚未形成共识，处于见仁见智，各有经验的状况。但有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对某一种疾病来说，其分证分型的标准应该统一，或以病因，或以病机，或以突出症状，总以利于临床辨证和治疗为准。若不统一，而用两个以上标准对同一疾病分证分型，必然导致证型混淆不清。分证论治，适于多因素所致，多脏腑受累，多病机演变的疾病。这类疾病在人群中型别突出，各证型的治疗方向迥异。如慢性萎缩性胃炎，常涉及中医的肝、脾、胃诸脏，其病机突出表现为气郁、阴虚、血瘀、虚寒等，其证型特征明显，治疗方向迥异，以此分证有利于辨证治疗。
2．分期分阶段论治（简称分期论治），即根据疾病过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病机变化特点，进行治疗的形式。这些疾病不同阶段的病机变化，在人群中具有共同的、突出的特点，而在同一阶段的证型类别则不明显，因其原始致病动因比较单一的缘故，多属外感热病一类。如麻疹分疹前期、见形期和收没期；肺痈分痈前期、成痈期、溃脓期和慢性期，等等。分期论治的优点是，能抓住其传变、转归的一般规律，掌握治疗上的主动。如麻疹顺证则按上述三期演变，若病情不循此过程进行，往往形成逆证，提示及早主动采取措施。
3．方证相对论治，即把辨证与治疗融为一体，有是证用是方。如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有其证就用小柴胡汤、白虎汤。此虽仲景伤寒的论治形式，现今实际上也发展成“病证结合”的一种诊疗形式了。如急性支气管炎有麻杏石甘汤证、小青龙汤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小柴胡汤证等；急性肠炎有泻心汤证、五苓散证、理中汤证、葛根芩连汤证、桂枝人参汤证等。
4．固定方加减论治，即固定一方为基础，据病情加减通治一病，是现今常用的论治形式。
这种论治形式大体适于两类疾病：一是病因病机单一，病程较短，如疟疾、痢疾等；二是致病因素虽然比较复杂，病程也长，但其基本病机始终是共同的，如冠心病心绞痛便是一例。冠心病心绞痛虽是多因素引起，多病机演变，证候类型也很明显，但其气虚血瘀是贯彻始终的基本病机，在此基础上或气虚兼气阴虚、气阳虚，或血瘀又夹痰湿、气郁等。所以，既可分证论治之，又可以固定方剂对其气虚血瘀，再据其兼夹证情加减论治之。这种论治形式的优点是，便于掌握运用，便于总结经验。当然，一个有效的固定方，必须是在大量观察，摸索多年后才能凝聚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