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为阳邪，其性热而易化火烁津液，耗真阴。叶天士说：“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病初以肺胃津伤多见，津伤较轻浅者易治；误治、失治，致使病情迁延日久，病邪深入下焦，多损肝肾阴液，津伤较深重难复，故“治温病宜时刻顾其津液”。津液损耗的程度，常关系到疾病的转归，或生命的存亡，有“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论述，从而告诫人们在治疗温热性疾病过程中护津存液的重要性。所以吕氏在治疗温热病中，非常赞同陈平伯“风温为燥热之病，燥则伤阴，热则伤津，泄热和阴又为风温病一定之治法”的说法，并指出不仅风温如此，一切温病无不皆然也。故在诊治过程中，始终贯串存津和温热病不相分离的原则。
一、初主祛邪，随证扶正
温病初起，一般情况下总是以邪实为主，所以治疗时立足于祛邪，邪去则正安。叶天士立下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大法。但“在卫汗之”，须防过汗伤津。津液是汗的来源，虽然汗出可以使病邪从腠理毛窍而解，但过汗伤津，变生他病，故汗出以漐漐为佳，不可“如水流漓”。何况温邪侵入人体后，阴液均有不同程度的亏损，初病即见“口渴、苔薄白欠润”等阴伤之象，所以投辛凉平剂银翘散中用芦根，葱豉汤中伍童便养阴。若见舌苔“白干薄者”，宜加“麦冬、花露、芦根汁等轻清之品。
邪入气分，邪热炽盛，热盛伤津，常用辛凉清热重剂白虎汤，方中石膏清肺胃无形之实热，知母滋阴清热，甘草、粳米益胃护津，四药合用有清热除烦，生津止渴的功效。同时可视不同情况选配天生白虎汤、天生甘露饮、五汁饮等瓜果之汁。若热结阳明，腑气不通，造成“土燥水竭”者，仅用养阴保津清热之剂，只能扬汤止沸。吕氏常宗王孟英“阳明之邪，当假阳明为去路”，用釜底抽薪之法，“急下存阴”，寓通腑泄热，保津存阴。并根据证情需要，还可选用增液承气汤、新加黄龙汤等。热入营血，邪热炽盛，营阴亏损，祛邪必顾阴津。叶天士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其犀角、羚羊角、赤芍等为祛邪而设，元参、生地、阿胶等为养阴扶正而用，若一味祛邪则正气不支，一味扶正则邪气固结，故叶天士在祛邪的同时，加用养阴之品助正祛邪。
二、后主扶正，随证祛邪
温病后期，治疗主要扶正养阴为主。扶正多以甘寒、咸寒之品，五汁饮、益胃汤、沙参麦门冬汤、加减复脉汤、大小定风珠等救护阴液，但根据临证不同而选方遣药。胃阴损伤为主者，甘寒配咸寒。观察舌象的变化，对指导临床辨证用药意义重大。如叶天士说：“若虽薄而干者，邪虽去而津受伤也，苦重之药当禁，宜甘寒轻剂可也。”有热病“舌绛而光亮者，胃阴亡也，急用甘凉濡润之品”，“重则如玉女煎，轻则如梨皮、蔗浆之类”。若舌无苔而有如烟煤隐隐者，如口渴烦热，平时胃热燥舌也，不可攻之，仍须“甘寒益胃”。病入下焦“邪气已去八九，真阴仅存一二”之候，主以咸寒配甘寒，若一味祛邪，则反“竭其津而速之死也”，故吴鞠通说：“在下焦则无非热邪深入，消烁津液，涸尽而死也。”若病情需要亦可养阴为主，随证加用祛邪之剂，如滋阴清热、滋阴攻下、滋阴熄风等。
更甚则发展为阴虚至气脱、阳亡之候，此由于有形之阴津不能骤生，而气脱阳亡之变所当急固。气脱者，益气生津，敛汗固脱，用生脉散；阳亡者，辛热振奋阳气，固脱救逆，投参附龙牡汤。此须指出，温病之亡阳原由热证变来，其本阴亦亏，纯用阳药，须防阴阳离决，当于阴中求阳（回阳与护阴之药同用），如参附与龙牡、附子同阿胶等配伍，以收阴阳相济之妙。
三、扶正存津的意义
温病扶正存津的意义：其一，邪盛为主兼有阴伤者，扶正存津是加强祛邪，亦可预防热邪伤津，有助于祛邪散热的方药更好地发挥作用。如吴鞠通说：“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者，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脉浮大而芤，汗大出微喘，甚则鼻孔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脉若散大者，急用之，倍人参。”说明正气未亏，用白虎汤祛邪保津，而正气已亏，加人参扶正而助祛邪。若不如此，纯用祛邪，热反不解，变证蜂起。其二，能防止病邪深入。如叶天士说：“若斑出而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轻则如梨皮、蔗浆之类，或其人肾水素亏，虽未及下焦，先自彷徨矣，必验之于舌，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尔。”其三，湿邪久羁，邪少虚多，扶正存阳托邪，此扶正即祛邪。如吴鞠通说：“邪气久羁，肌肤甲错，或因下后邪欲溃，或因存阴得液蒸汗，正气已虚，不能即出，阴阳互争而战者，欲作战汗也，复脉汤热饮之，虚盛者加人参。”此即“扶正以敌邪，正胜则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