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病辨证结合是中医一贯的治疗原则。《内经》中就有疟、痹、痿、癫狂、痈疽等病论述，并根据各病的临床特点进行辨证论治，如痿证就分为痿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金匮要略》均是按照各病的特点进行论述。《伤寒论》多数篇名都是“辨××病脉并治”。隋代巢元方以“诸病”的特点，著《诸病源候论》。清代温病学家均以四时温病立名，进行辨证论治，强调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徐灵胎说：“欲治病者，必先治病之名，能识病名而求其病之所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名不同，而症状所由异，然而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中医辨病论治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相对地突出了辨证论治。
随着科学的发展，医学的互相渗透，对“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内涵。常发现有些疾病并非完全能及时地反映到体表而出现临床证候，说明了“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论述带有某些片面性。
临床上经常发现有些疾病“无症”可辨，如常见的病毒性乙型肝炎，乙肝标志“三阳”，甚至谷丙转氨酶不正常；慢性肾炎、尿蛋白、管型长期不消，甚至全面肾功能损害；糖尿病血糖居高不降，……，这些病人中有些并无明显不适，往往通过“体检”才发现有病，类似此类情况，屡见不鲜。
如果采用辨病辨证相结合，既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又注意到矛盾的普遍性，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针对病因治疗。实践还证明，有不少疾病症状明显，诊断明确，如能结合西医诊断的疾病进行辨证用药，常能明显提高疗效。如冠心病在辨证的基础上加川芎、红花；高脂血症加茵陈、草决明、泽泻、生山楂；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加白花蛇舌草、蒲公英；泌尿系结石加金钱草、海金沙、石韦；类风湿因子阳性加土茯苓、萆薢；高黄疸重用赤芍等。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结合，屡见于吕氏的临证方药中。
有些疾病，尽管辨证准确，论治丝丝入扣，但疾病的发展并非均尽人意，有的反而出现恶化。这时如结合现代科学的检查手段，可以避免单纯辨证论治的缺陷。例如，长期胃脘痛反复发作，诊断是胃癌，早期手术治疗，可以明显提高存活率；长期咳嗽不已，诊断为肺结核，配用抗痨药，可明显提高治愈率；急性血吸虫病，高烧不退，结合抗寄生虫药治疗，可使患者早日康复，吕氏同样也反对生搬硬套，不顾中医特色似是而非地只据西医病名而盲目用药，如遇炎症即用银花、连翘消炎，见癌肿即用三棱、莪术逐瘀软坚，忽视正气与邪气及病机标本的先后关系。主张在保持和发扬祖国医学的基础上，做到尊古而不泥古，吸收西医检测技术之长，作为中医辨证之补充，用以指导我们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认识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