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当然要充分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但也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下简称现代哲学）来研究中医。这不仅因为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要受哲学的支配，而且还因为中医学与哲学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盟关系。这就是说我们要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来发展中医，就必须以哲学来指导这一发展。充分地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无疑地将大大地加快这一历史进程。
一、从实践论的观点看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来自于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是中医现代化带根本性的课题。
中医的临床实践是否能离开中医的理论指导，本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无可怀疑的，但中医的理论是否能指导临床实践却发生了争论，这实质上是牵涉到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由于这些，使我们不能不想起过去出现过的“废医存药”的歧路，即使是现在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只承认中医的经验，承认中药的作用，而不承认中医的理论。大家有这样一种忧虑：中医的研究每每有这种情况，研究一个病时，先找一味药，或拟一个协定处方，于是门诊用它，病房也用它；病之初用它，病之中间和最后也是用它，不管病情有无变化均是如此。这样局限于一方一药，脱离中医的整体观念，脱离辨证论治的研究方法，则势必丢掉中医的理论，有意或无意地终必走向“废医存药”的歧路，从而丢掉了中医的根本所在。
中医的理论是否能指导实践，首先可从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加以探讨。最初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其中包括认识和掌握了不少有效的中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概括而上升到理论的。应该肯定，只有在由零乱的、分散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以后，才能说真正地建立起了系统的中医学体系。这两个阶段是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飞跃。我们常说的“对症治疗”和“辨证论治”，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质的阶段。由“症”到“证”，有质的不同。“症”是症状，是疾病的外在表现；“证”是从证候群中抽象出来的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只有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如果中医没有理论，就不可能对疾病有本质的认识，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治疗。由对症治疗发展到按理法方药的辨证论治，关键在于中医理论的产生。
二、古哲学与医学联盟的历史作用
应该明确，中医学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一经进入理论领域，就不能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
中医学在对临床实践所提供的材料进行理论概括的时候，更是充分地运用了古代哲学作指导。
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如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指导它的理论概括，而且本身就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联盟的鲜明性是这样的突出，难怪乎有人说中医是“哲学医”。
我们知道《内经》完全接受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唯物主义原则，它的意义在于中医学进入理论概括的时候，由于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所以能坚持唯物主义方向，而且还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一点对于建立中医理论体系，推动我国医学的发展无疑地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古代哲学通过医学领域特殊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对生理现象、疾病现象作出的唯物主义的回答，大大地巩固和扩大了唯物主义阵地，对于促进古代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三、现代中医学的发展仍然不能离开哲学的指导
中医学要充分地吸收现代的自然科学技术来发展自己，在研究工作由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由整体水平向细胞水平、分子水平深入发展的时候，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对所提供的新材料、新成就进行理论概括。否则，将有可能使我们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如用化学的方法分离中药的有效成分，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按纯化学的观点，以中药为资源，广为筛选，盲目性大，费力多而收效少。以麻黄为例，研究近百年，有上万篇文献，所得的麻黄素，从西药来说是增加了一味新药，但究竟对中医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恐不免仍有茫然之感。一味麻黄，在辨证论治的指导下，可适用于多种情况，岂是单一的麻黄素所能解决？说明不研究复方不行，而且只研究一种配伍的复方还不行，必须研究多种配伍的复方，进而还要研究组方的法，立法的理。也就是说不仅要研究药，还要研究方、法、理。药→方→法→理，这是由药研究中医的路子，着手处是药，着眼点是方、法、理。如从中医的角度研究中药，则应是理→法→方→药。
如此广阔的范围，丰富的内容，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是不行的。因为中医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是从总的联系上把握疾病现象的。现在深入到这个总联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特别是把其中某一方面、某一环节从总联系中抽出来加以研究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从而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西方医学的发展，就曾经出现过而且现在也还未完全克服这样的弊病：注意局部细胞的改变，偏于形态学的观察，往往强调外因而忽视机体的整体性。这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进入中医领域的时候，中医学将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必定要产生新的概念和理论。而新概念的确定往往是有斗争的，如从伤寒到温病学说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的斗争。只有在通过广泛的临床实践之后，认识到温病学说在《伤寒论》的基础上确实有了重大的发展，才逐渐被接受的。由此更应该想到，过去的中医学概念大多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尚且有这样的斗争。而现在，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概念，其内容与表达形式，也就有着新的特点。因此如何认识和接受这些新的概念，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很重要的。
目前对中医理论的看法和态度，有的已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如：
①有人已不满意中医原有的概念和理论，但又未能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以概括当前的发展。在此情况下而侈谈废弃传统的概念和理论，则将使中医无所适从，结果只能废医存药。
②有人虽然也提不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但却大谈其“理外之理”、“法外之法”。如治温病可以不分卫气营血，只须寻找几味有效药物通治之。须知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理外并无理，法外也无法。即使指的不是常理，是特殊的理，但总还是有“理”也是在理中，不在理外。持此说者，实际上也是只要药，不要理罢了。
③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不是全部不要，而是要废弃一部分，保留一部分。但在未能分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的情况下，忙于谈什么“存废”问题，也是徒然造成混乱而已。
上述这些，已足以提醒我们，现在的中医学正有可能出现理论“危机”。应该看到，中医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是结合得比较紧的，因此现在通过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不是否定中医的理论，相反地得到了证实或者阐明。对中医理论能提供一些客观依据，找到它的物质基础，有助于揭示其本质。如现在用环核苷酸研究阴阳，控制论的同构论解释五行，黑箱理论阐述藏象学说等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即使是研究工作发展到了产生新概念和理论时，仍然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如果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旧的概念和理论有所否定的话，也不是绝对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保持肯定东西的否定。科学就是在“既被克服，又被保存”的矛盾中前进的。中医的发展将产生哪些新概念和理论，现在尚难臆测。但是对于中医传统的概念和理论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必须继承下来包含在新的概念和理论中。如阴阳五行学说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必须继承下来，其受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所影响的部分则应该加以克服。这就是中医理论发展的辩证法，也是对待中医理论唯一正确的态度。那种绝对的否定，或者绝对的肯定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正是这样的观点造成了中医理论上的混乱。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的困难。”（《自然辩证法》，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所以最根本的办法，在于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以克服中医理论上的混乱，使其不仅不会抛弃中医学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相反地还将突破朴素的、自发的局限，而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从而大大地缩短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把祖国医学推向一个划时代发展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