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创新的中医学家郭子光（简介）

郭子光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幼秉骋学，稍长即悬壶乡里，济世活人。后又考入中医高等学府，系统地学习和钻研中西医基础理论，从事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数十年。郭氏学术根基深厚，知识面广，研究涉足领域多，并能将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而有所创新，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因而在中医学术发展上取得了较多的建树；且勤于笔耕，著述甚丰，为国内外中医同道所瞩目。冯显逊先生整理本文，对郭氏的学术成就和临床经验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阐述，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郭氏在中医学发展上的主要贡献，学习到郭氏诊治疾病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如郭氏在探索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中，提出了“病理反应层次”学说；在开掘中医康复学术领域中，提出了“现代中医康复医学”的基本框架；在主张“病证结合”诊疗时，归纳了“病证结合”的4种诊疗形式等，都是非常独到的见解。整理者介绍郭氏临证诊疗时采用的5个步骤，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思路十分清晰，令人很受启发。文中介绍名案共7种9案，资料翔实可靠，评析中理论与实践结合，使人清晰地看出郭氏诊疗时的思路与方法，与前面所介绍的学术精华和临证特色部分互相辉映。医论医话4篇，阐述见解亦多用临床实例加以印证，言之有物，值得反复思考、玩味和借鉴。编罢本文，感觉确是受益匪浅，相信读者也会和编者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吧！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郭子光，字茂南，1932年12月25日生，四川省重庆市荣昌县人。早年秉承家学，悬壶乡里。1953年结业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1956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系本科，1960年提前毕业从事教学、医疗、科研工作至今。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1987年被授予教授职称。曾任《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常任编辑、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兼任四川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仲景学说研究会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秘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审组成员、卫生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卫生厅科技成果评审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学术顾问等职。郭氏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拥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又勇于探索，勤于写作，曾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编著或主编医学专著11种出版问世，还有参与编写出版的著作10多种，有蜀中“多产作家”之称。又因为他在学术上功底厚、涉足领域多、见解独到，是国内外闻名的伤寒专家、各家学说专家、中医养生康复专家。曾多次应日本、韩国等医界邀请东渡讲学、交流，获得好评。1991年被成都市教育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同年，被四川省教育委员会评为优秀教师。1992年，被国务院表彰为对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在，他已年过花甲，仍然奋进不息，笔耕不已，除带研究生、为本科生讲课、继续科研、临床工作外，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有关学术活动，兼任四川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医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海外联谊会养生文化研究会主任等职。

郭氏出身于中医世家，幼年攻读之余，其父郭治安即教以诵读祖传之《伤寒歌括》、《温病百言》、《药性六字经》、《验方歌诀》等书，心灵中已立下矢志岐黄之愿。治安先生精习内外方脉，因诊务太忙，积劳而早逝，妻弟廖济安尽得其传。济安先生擅经方、治“暴证”，名噪乡里，门庭若市。郭氏中学肄业，从师济安先生（郭氏之舅父）专攻医学，侍诊两年有余。济安先生精于临床，又品德高尚，凡求诊者不论贵贱，一视同仁，遇赤贫者则送诊施药，是一位把医术与仁术紧密结合的典范，郭氏受益良多。郭氏爱好广泛，求知欲强，除在系统学习中西医学齐头并进外，也是文学和哲学与方法论的爱好者，古今典籍、名著，期刊杂志，无不广泛阅读。他常说：“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只有摘录下来的东西才可靠”。所以，他每读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都要将其中的重要事实、独到见解、名言名喻，摘录在册。他的一大堆笔记本和上万张卡片，就是“读书破万卷”而成。他在临床上白天应诊，晚上必翻阅中西医书籍，弄清当日所见的疑难，对典型的或有体会的病案，必翔实地搜集整理。如此日积月累，有所发现时才动笔著述。他治学严谨，不图虚名，论文、著述等从不假手于人，文字朴实，富有新意与启迪，获得读者好评。他精于医又善文，思维活跃，具有锐敏的洞察能力和综合概括能力，常能从一些事物的萌芽状态，即认识到医学发展之趋势。他的中学老师给他赠书的留言：“为学如逆水行舟，不可一篙放缓”成为他终生治学的信条。

他富于创新和开拓精神，坚持继承的基础上着重发展的方针。早在80年代初期，他著《肺结核病》提出“三因鼎立”学说，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发病公式：

原因＋诱因＋素因→疾病。截断公式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阻止疾病的发生，指出中医的防治措施具有环环阻截的意义。

这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发挥。1983年，他著《伤寒论汤证新编》，倡“病理反应层次”学说以解释伤寒六经方证，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提高了对伤寒方证的科学性与实用价值的认识。

1986年他编著《中医康复学》，在全国率先开拓中医康复学术领域，填补了空白。1990年，他主编《日本汉方医学精华》，是建国以来系统介绍日本汉方医学特点的唯一专著。他主张“科学无国界，能容则大”。他总结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临床中所见的无数事实，于1965年2月在《健康报》发表“关键在于提高疗效”一文，提出中医存在“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问题。此后，1987年，陆续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医学术历史上三滴突破的启示”；在《中国医药学报》发表“发挥中医临床优势的途径”；在《新中医》发表“略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继续发展的途径”等文章，并以“论中医学术的创新与突破”为题，在北京全国二年中医发展战略会上报告（编入《二年的中国研究资料》第六十集）。指出当一门学科固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或不能指导处理新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这门学科就处于“学术危机”状态，意味着既是“危险”又是“机会”。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不断地克服危机中发展的。10多年来，他密切注视中医克服“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的发展趋势，直到1992年，在《中医药时代》（现更名《湖南中医药导报》）发表“三种倾向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影响”；1995年在《山东中医杂志》发表“论中医学术发展的大趋势”等文，敏锐地指出：自然而然出现的“病证结合”诊疗方法，逐步克服“无证可辨”等危机状态的同时，大大地提高了中医的临床疗效，促使传统中医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已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也只有在“病证结合”的诊疗方法中，才可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与此同时，他主编《现代中医治疗学》巨著（国家“八五”重点医学图书），约请全国各地各科临床专家80余位参与编写。该书以“病证结合”为主线，针对现代医学460多个病种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临床问题，提出中医辨证的认识和处理，对每一病种指出治疗的目标，以及中医治疗的要点、优点和难点，对中医暂时不能治疗须中西医结合或转手术治疗者，则提出明确的临床指征。该书180万言，总结了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在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病证结合”的诊疗体系，在促使中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接轨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于该书应合着时代前进的拍节，适应了现代临床需要，1995年出版问世之后，颇获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郭氏热心中医教育事业，30多年来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讲授中医内科、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养生康复等课程，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认真组织教学内容，一丝不苟。教学内容充实，富有启发性，列举的事实新颖，论证充分，概括性和逻辑性强，语言丰富，妙喻横生，教学效果普遍反映良好。他注重教书育人，寓德育于智育之中。讲《中医各家学说》时必叙述每位医家的医德事实，指出历代著名医家都是医德高尚者，反复论证医德与医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讲养生康复课时，指出养德、养生无二术，阐明儒、道二家养生的基本观点，虽有一主动、一主静之别，但强调精神生活的优化与物质生活的超越，建设高尚人生，两者毫无二致。养德是养生的基本，这是中医养生学的突出特点。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教学改革者。他认为提高中医教学质量，以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最为重要，目前中医课堂讲授的理论与现代临床实际相距甚远（尤其临床课程），所以改革现有教材的内容是关键。他认为，教材所以要一版一版地不断更新，就是为了不断地反映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新成就，他认为现有教材太过保守，是一种狭隘的继承观点作怪。以统编教材《中医各家学说》为例，对著名医家的选择止于清代，要求原原本本叙述各个医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拒绝后世对其发挥与发展。例如，张景岳提出“引火归元”法，后世张锡纯在具体运用中有很大的发挥，而现代对这一独特理论有更丰富的积累，可教材中只提到张景岳的见解而已。如此狭隘的继承，不仅看不到发展，还使已经形成系统的一些学说支离破碎，如脾胃学说、气血学说等等。因此，1988年，他主编《中医各家学说》（西南西北片区高等中医院校试用教材），对其内容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以“全面、系统、独特、实用”为编写方针，精选古今中外著名医家独特的学术经验，系统阐述古今中外的主要学说，其内容都包括后世的发挥与现代研究应用，做到学术观点与临证应用紧密结合，有论有案有方，学以致用。如此，使这门教材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向深度和广度扩展，面目为之一新，真正起到一门“后期提高性课程”的作用。他认为各家学说应以“学说”为主体，把医家的学术成就与经验分别纳入相关的学说之中，使之更加系统，达到“少而精”。为此，他又主编《中医各家学说》协编教材，推进本课程不断发展。他常引用《孟子·尽心上》所云：“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愧）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三乐也。”故郭氏一生以教书为乐事。

郭氏幼而学，壮而行，医风朴实，临证经验丰富，擅长内科疾病诊治。他承家学而不泥，师古尤重今，紧跟时代步伐前进。在临床上，他以“病证结合”为指导，宏观与微观互参，灵活机巧地运用中医理论，诊治疑难病证，每多创见，常起沉疴，远近闻名。他认为，宏观辨证（指中医四诊所见）与微观辨证（指西医检测所见）是互相补充与参照的关系，前者不能忽视后者，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在具体辨治时，宏观与微观如何取舍？如何兼顾？他摸索多年寻找基本规律，认为宏观辨证突出者当以宏观辨证为主论治，微观辨证突出而宏观辨证不明显者当以微观辨证为主论治，两者都突出则并重。例如，无症状性尿石症当以微观辨证为主论治；慢性肾盂肾炎病人，其肾阴虚或肾阳虚突出，尿培养有细菌或无细菌，都当以宏观辨证为主论治；慢性胃炎病人宏观辨证，其肝郁气滞、中焦湿热突出，而微观辨证幽门螺旋菌感染严重，则两者并重而治之，疗效较好。他认为，微观辨证所见，要以中医理论去认识和理解，以中医理论指导遣方用药，在中医辨证论治的范围内，汲取现代研究的发现，这不仅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涵，也是提高辨证论治疗效水平的途径。以慢性胃炎为例，病人胃脘胀满、疼痛，嗳气，舌苔黄滑而厚，宏观辨证为肝郁气滞、中焦湿热；而此等病人微观辨证多有幽门螺旋菌感染。现代研究证明黄连、槟榔对此种细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而中医则认为黄连苦寒，苦以燥湿，寒以清热，槟榔行气消积。于疏肝调气，清化湿热方中，加入这二味药，不仅符合中医辨证论治原理，而且针对性更强，疗效更好。时代不同了，需要不同了，标准更高了。疾病谱在变，疾病传变、转归的机理也在变。例如，仲景描述的太阳表不解，由经入府，有蓄水、蓄血二证，今时就难见到了。不仅如此，古人治病以症状消失为治愈，今天则要求各种检测指标恢复正常才算治愈，标准更高了。

仲景早就批判过“始终顺旧”的思想，要源于古人，又高于古人，不要墨守旧章，刻舟求剑。所以，他用方很灵活，经方时方不拘，往往伤寒法与温病法结合使用，每取良效。他长于内科诸病，其中尤擅心、脑、血管及血液疾病。1986年5月，他应邀东渡参加第37届日本东洋医学会年会，作“寒温结合”治疗心肌炎伴心衰的报告；1992年10月，应日本广岛东洋医学会邀请，作“从肝脾论治血液疾病的经验”的报告；1995年11月，应第8届国际东洋医学学术交流会邀请，作“心律失常的凭脉辨治”经验报告，以及1992年《新中医》发表“寒温结合治疗疑难病症”等文，都体现了他“病证结合”、“寒温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一贯临床思路。他常引用《吕氏春秋·察今》的话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也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响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总之，他把毕生的精力与时间都献给了中医事业，力求在继承中发展，在突出特色中创新，其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他常感叹中医学宝库，就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有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