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六经寒温一统

外感寒温热病穴经分治为是

张锡纯以治寒温外感病称著医林，对仲景《伤寒论》推崇备至，故其自云“生平临证用药，皆窃师南阳夫子”，然张氏并未囿于仲景原文，泛泛作注，而是结合临证实践，在寒温统一、方药运用等方面进行了独到发挥。

张锡纯主张统一论析外感寒温热病，推崇仲景六经辨证，提出“伤寒温病始异而终同”，认为寒温外感病，除“疫与伤寒温病不同”，“必须兼用解毒之药”外，其他均可以伤寒六经进行辨证论治。他认为仲景《伤寒论》与《内》《难》之说一脉相承，实包含温病之治疗，指出：“《伤寒论》中原有温病，浑同于六经分篇之中，均名之为伤寒，未尝明指为温病也，况温病之因各殊，或为风温，或为湿温，或为伏气成温，或为温热，受病之因既有不同，治法即宜随证各异，有谓温病入手经不入足经者，有谓当分上中下三焦施治者，皆非确当之论。斟酌再四，惟仍按《伤寒论》六经分治为是”。由于伤寒、温病始病有异，故“伤寒发表可用温热，温病发表必须辛凉，为其终同也。故病传阳明之后，无论寒温，皆宜治以寒凉而大忌温热。”方剂之运用，亦常仿其法而不泥其方，灵活变通，颇多创新，务求合乎病情，切中病机。张氏尝云：“用古人之方，原宜因证、因时为之变通，非可胶柱鼓瑟也。”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组成，具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效，本为太阳伤寒，风寒外束，卫阳被遏而设，张氏于方中加知母名麻黄加知母汤，认为麻黄汤服后常有不愈者，非因汗出未愈，实因余热未清，故加寒润清热之知母兼清蕴热，自无汗后不解之虞。

大柴胡汤具有和解少阳，通腑泻下之功，为治伤寒邪在少阳而入阳明者，然《伤寒论》原方无大黄，张氏认为该方宜用大黄而不宜用枳实，因大黄能引阳明之热下行，而枳实则易伤胸中大气，故提出：“方中用柴胡以解在经之邪，大黄以下阳明在腑之热，方中以此二药为主，其余诸药，可加可减，不过参赞以成功也。”并制通变大柴胡汤，由柴胡、薄荷、知母、大黄组成，取柴胡以解少阳在经之邪，升之以防邪气下陷，薄荷散邪于外，知母清热于内，大黄通腑泻下，如是表里同治，经腑同治，既不失原方之宗旨，又具变通之新意，故广泛用“治伤寒温病，表证未解，大便已实者”。

大陷胸汤为治外感结胸之方，由大黄、甘遂、芒硝组成，具有泻热逐饮，荡涤实邪之功效，效虽捷，然方峻猛，临证者多畏其烈而不敢用，张氏统析诸陷胸汤、丸之方意，将结胸诸方荟萃变通而组成荡胸汤一方，于大陷胸汤中取芒硝，小陷胸汤中取萎实，又于治心下痞硬之旋覆代赭汤中取用赭石，复加苏子以为下行之向导，重剂服之可代大陷胸汤、丸，少服之可代小陷胸汤，不失为稳妥效确之方。

温病肇端于《内经》，代有发展，至明清已渐趋成熟，形成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施治的独立体系。随着温病学的形成，特别是新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围绕着对温病学及《伤寒论》的评价问题，展开了迄今未息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寒温两派。

张锡纯先生对叶、吴、王、薛温病学说评价比较公允，在评《南医别鉴》一书中说：“自叶香岩之《温热论》出，而温病之治法明，薛一瓢《湿热条辨》出，而湿温之治法明”。对《伤寒论》一书，先生亦认为：“详于论伤寒，略于论温病，遂使后世之治温热者，各执己见，鲜所折衷”。但遍观《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张氏观点比较接近伤寒派，对叶吴之学不甚看重，他崇尚仲景学说，力主寒温统一。他的这一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伤寒统辖温病

张氏论治温病，并不遵从叶吴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施治的体系，力主温病统于伤寒，温病当按伤寒六经分治。张氏云：“《伤寒论》一书，原以中风、伤寒、温病平分三项，……三项中一切诸证皆可浑统于六经，但言某经所现之某种病宜治以某方，不复别其为中风、伤寒、温病”。张氏批评了温病的三焦论治，他说：“有谓温病当分上、中、下三焦施治者，皆非确当之论，斟酌再四，惟仍按《伤寒论》六经分治乃为近是”。由此可见，张氏并不赞同叶吴的温病辨证施治体系，而是主张伤寒统辖温病，温病应依伤寒六经辨证施治。

二、温邪袭入和传变途径与伤寒同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被称为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之提纲。吴鞠通崇之，谓“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然对此亦有非议者，恽铁樵曰：“温风从口鼻人之说论出无稽，纯属杜撰。邪从口人则伤脾，又与上焦何涉”。张锡纯对此提纲也采取了否定态度，他说：“人之足经长，手经短，足经原可统贯全身，但言足经，手经亦即寓其中矣。并谓温病入手经不入足经者，其说尤为不经”。张氏认为无论伤寒、中风、温病，“其据之初得，皆在足太阳经，又可浑以太阳病统之也。”对于湿温感受的途径，张氏却采纳了叶吴的理论。他说：“湿温，其证多得之褥暑，阴雨连旬，湿气随呼吸之气传入中焦，室塞胸中大气，因致营卫之气不相贯通”。

对于温病的传变，张氏亦摒弃了卫气营血和三焦传变的学说，认为是由太阳迅速传入阳明。其与中风、伤寒传阳明之不同，在于化热迅速，“恶寒须臾即变为热耳”。“其化热之后……亦必先入足阳明，迨至由胃及肠，大便燥结，而后传入手阳明”。

三、温病治法详于伤寒

张氏认为，温病治法详于《伤寒论》，伤寒温病治法的区别，在于“始异而终同，为其始异也，故伤寒发表可用温热，温病发表必用辛凉；为其终同也，故病传阳明之后，无论寒温，皆宜治以寒凉，而大忌温热”。

即使温病与伤寒初起，治有辛凉与辛温之异，辛凉之法亦备于伤寒，“麻杏石甘汤实为温病表证之的方”，用以治温病，不必有汗与喘之兼证也，但其外表未解，内有蕴热者即可用。张氏又恒以薄荷代麻黄，服后得微汗病即愈。其他如大青龙汤，小青龙汤，小柴胡汤等方，“大抵宜于温病初得者也”。至温病传经已深，若清燥热之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通肠结之大小承气汤，开胸结之大小陷胸汤，治下利之白头翁汤、黄芩汤，治发黄之茵陈栀子柏皮等汤，及一切凉润、清火、育阴、安神之剂，皆可用于温病。

至于伏气温病，《伤寒论》中同样有论述，并提出了辨证施治方法。张氏曰：“至于伏气之成温者，若《内经》所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之类，《伤寒论》中非无其证，特其证见于某经，即与某经之本病无所区别”。其内热之发，可外达三阳，内窜厥阴少阴。“其发于阳明者，初得即表里壮热，脉象洪实，其舌苔或白而欲黄者，宜投以白虎汤，再加宣散之品，若连翘、茅根诸药”。

伏热亦有乘虚窜入少阴者，盖少阴为水火之脏，有寒化热化两途。寒化者，为少阴伤寒本病。热化者，其在冬令，为少阴伤寒；在春令，即为少阴温病。张氏于《温热逢原评》中亦说：“伤寒少阴篇两三日内即有大热数条，皆解为伏温发动，所谓独具卓识，戡破千古疑团”。少阴篇之黄连阿胶汤、大承气汤，即为少阴伏气温病者设。

据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张氏论温病，并不遵从叶吴之学，而是以伤寒六经辨证体系来辨治温病，力主寒温统温病初起，清透并举张氏对温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临床实践上，其特点可概括为三，即：温病初起，清透并举；扼守阳明，善用白虎；以汗测证，见识卓绝。

张氏依据临床特点，将温病分为三类，曰风温、春温、湿温。风温属新感温病，春温属伏气温病，湿温为溽暑湿气窒塞胸中大气而致。

三类温病虽表现不同，但初起张氏皆清透并举，着意汗解，务求透邪外达。尝云：“自拟治温病初得三方，一为清解汤，一为凉解汤，一为寒解汤。三方皆以汗解为目的，视表邪内热之轻重，分途施治”。

为什么温病初起即用清解里热之品，这涉及到对温病本质的认识问题。张氏曰：“大凡病温之人，多系内有蕴热，至春阳萌动之时，又薄受外感拘束，其热即陡发而成温”。固然，伏气温病当先有蕴热，然新感温病，张氏也认为先有蕴热，故曰：“患风温之人，多系脏腑间先有蕴热”。新感与伏气温病都先有蕴热，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呢？张氏认为风温多属实热，而伏气温病除有蕴热外，又必兼有阴虚，故云：“冬不藏精之人，必有阴虚，所生之热积于脏腑，而其为外感所拘束而发动”。既然新感与伏气温病都有内之蕴热，故温病初起即当清解里热。

张氏这一见解，深刻揭示了温病属于“郁热”这一本质问题，明确了这一点，对温病的理解及辨证施治，都有重大的指导价值。这一见解与叶氏理论并不抵牾。叶氏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为阳邪，易化热伤律，且温邪首先侵袭的部位在肺。肺中郁热若失于清肃，必致热势鸱张，迅即深传，或逆传心包，变证丛生。清其里热，则截断传变，扭转病势。

伤寒派批评叶吴用药轻淡，撤热不利，视同儿戏，虽层层设防，病却步步深入。锡纯先生亦持此见，他说，银翘、桑菊诸方，“在大江以南用之，原多效验……而北人用其方者，恒于温病初得不能解散，致温病传经深入，终成危险之证”。因此，张氏自拟温病初得三方，皆迳以石膏清其内热，清解汤石膏六钱，凉解汤石膏一两，寒解汤除石膏一两外，更佐知母八钱。石膏性寒味辛，清而能透，凉而不遏，能使在里之郁热透达肌表而解，清透之力远胜银花、连翘，一改叶吴轻淡之风。

何以清热之中又伍以宣透之品？盖缘于温病初起之热乃为郁热，又薄受外感所激发。既为郁热，就当遵循“火郁发之”之旨，宣散郁结，疏瀹气机，透邪外达。若徒执寒凉，只清不透，则邪无由出，气机更形冰伏。张氏温病初起三方，选用薄荷、连翘、蝉蜕，即取其宣透之力，与石膏相伍，相得益彰。连翘、蝉蜕乃善达表者，能“引胃中化而欲散之热，仍还太阳作汗而解”。薄荷“最善透窍，其力内至脏腑筋骨，外至腠理皮毛，皆能透达”。先生于温病初起即立足于“透”，正是基于对温病是“郁热”这一本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代名医赵绍琴曾云：即使热入气分，卫分之症全无，清解气分方剂中，亦应佐清透之品，如连翘、竹叶、薄荷、蝉蜕、僵蚕、桑叶等，宣畅气机，使郁伏于里之热易于外达。

扼守阳明，善用白虎张氏认为，邪入阳明之后，无论伤寒、中风、温病，皆入里化热，呈阳明热盛之象，治则皆以寒凉清热为主，不复有伤寒、温病之分。张氏治寒温，独重阳明，敢委白虎以重任，灵活化裁，通权达变，大大扩展了白虎汤的应用范围，挽救了众多危证。

一、阳明经热必用白虎

关于白虎汤的用法，后世悉遵仲景之明训，用于阳明经证，其典型症状为“四大”，即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者俱备，固然用之无疑，但临床如此典型者寡，因而吴鞠通有白虎四禁，示人使用白虎之规矩。吴氏曰：“白虎本为达热出表，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张氏评曰：“吴氏谓脉浮弦而细者禁用白虎，此诚不可用也。至其谓脉沉者、汗不出者、不渴者皆禁用白虎则非是”。这就把吴氏的白虎四禁打破了三禁。张氏还列举了大量验案来证实他的观点，案例俱在，兹不赘述。

若阳明热盛郁伏于内者，气机为热邪所闭塞，不能外达以鼓荡气血，脉亦可转沉，转细，然必兼躁疾之象，此因火郁于内，奔冲激荡而不宁，白虎汤亦可用之。兹援引张氏一案以证之。

此案即热伏于内，气机壅塞，故脉沉伏。张氏未拘“脉沉不可予也”之禁，仍然用石膏清透郁热而愈。若伍以升降散，则透解之力更胜。

二、阳明腑实，亦用白虎

《伤寒论》中，阳明经证用白虎汤，阳明腑证用三承气汤，此乃大法，亦为医者所熟知。然承气力猛，倘或审证不确，即足偾事。张氏据其三十余年临证经验，得一用白虎汤代承气之法。曰：“凡遇阳明应下证，亦先投以大剂白虎汤一二剂。大便往往得通，病亦即愈。其间有服白虎汤数剂，大便犹不通者，而实火既消，津液自生，肠中不致干燥，大便自易降下。”阳明腑实服白虎汤时，张氏更改其服法，将石膏为末而不入煎，以药汤送服之。因屡用此方奏效，张氏遂名之曰白虎承气汤。自曰：“生石膏若服其研细之末，其退热之力，一钱可抵煎汤者半两；若以之通其大便，一钱可抵煎汤者一两。”先生据其丰富临床经验，用白虎清热通便，治阳明腑实，更扩大了白虎汤的使用范围。石膏以末服之，其质重坠，可以趋下而通便，且又擅清燥热以生津。津复，大肠得以滋润，便即易解，且伍以知母寒滑通便，故可用之于阳明腑实。然阳明热结甚者，亦必以承气汤荡之。只有热结未甚，或仅大便干结者，以白虎代承气，不失为一妙法。

关于温病应下之指征，叶天士曾详论其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色，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若未见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这是以舌苔变化作为判断下法的指征。张氏更于脉上断其应下与否，云：“阳明病既当下，其脉迟者固可下，即其脉不迟亦不数者亦可下，惟脉数之五六至则不可下，即强下之病必不解，或病更加剧。”又曰：“脉虚数而舌干者，大便虽多日不行，断无可下之理，即舌苔黄而且黑亦不可下。”惟以白虎加人参汤，石膏为末服之，使其热消津回，大便自通为是。

三、肝风欲动，亦用白虎

张氏云：“肝风欲动，其治法当用白虎加人参汤，再加生龙骨、生牡蛎各八钱。方中之义，以人参补其虚，白虎汤解其热，龙骨、牡蛎以镇肝熄风”。盖温病热邪深入下焦，消灼肝肾真阴，筋脉失去濡润，必拘急而痉。肝风内动者，“大抵皆体弱之人。为其体弱，又经外感之邪热多日烁耗，则损之又损，以致气血两亏，肝风欲动”。吴鞠通以二甲复脉、三甲复脉治之，方中重用鳖甲八钱。然鳖甲开破之性猛烈，《金匮》用治疟母。“况当病剧之候，邪实正虚，几不能支，而犹可漫投以鳖甲，且重用鳖甲乎”。张氏直诋鞠通之非，而力主以白虎撤其内热，治肝风内动之证，不失为张氏之卓见。

四、神昏谵语，亦用白虎

温病神昏谵语，叶氏创热陷心包之说，张氏并未首肯，而是遵从陆九芝之说：“胃热之甚，神为之昏。从来神昏之病，皆属胃家”。张氏又进一步将热病神昏分为虚实两种，他说“当详辨其脉象之虚实，热度之高下，时日之浅深，非可概以阳明胃实论也”。其脉象果洪而有力，按之甚实者，可按阳明胃实治之，投以大剂白虎汤；若脉兼弦、兼数或重按乃不甚实者，宜治以白虎加人参汤。伤寒派批评叶吴，一见神昏，率用脑麝，将未入心宫之热，反送入心宫之中。主张从胃热论治，撤阳明胃热。张氏见解与陆九芝等人立论相合。

五、妙用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加人参汤，一般用于阳明热盛、伤气耗津而脉芤者。张氏根据丰富临床经验，将该方使用范围扩展，曰：“凡用白虎而宜加人参者，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也。凡稔知其人劳心过度，或劳力过度，或在老年，或有宿疾，或热已入阳明之腑，脉象虽实而无洪滑之象，或脉有实热而至数甚数者，用白虎汤时，皆宜酌加人参。凡遇产后寒温证，其阳明腑热已实，皆治以白虎加人参汤，更以玄参代知母、得山药代粳米，莫不随手奏效”。盖人参能益气生津，石膏生人参之助，一可益气而助石膏药力之运行，以发挥其清热透邪之功；一可使寒温之后真阴顿复，而余热自消。兹举张氏一案以证之：

此案为伤寒已过旬日，阳明火实未除，正气业已耗伤。本当用白虎加人参汤，然未予加参，不仅热未清、便未通，反见精神恍惚，脉转弦，元气虚衰之象显露。何以致此？盖元气虚弱，无力运行药力，故热未清，便未通。增服人参，益气生津，白虎之凉啸，借人参之力而发挥，须臾热退便通病遂愈。人参配白虎之妙义，于此可窥一斑。

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对治疗急性热病确有卓效，张氏力陈再三，现代报道亦甚多。1956年石家庄治乙脑经验，曾名噪一时。其治则为：“总的宜清，并以存津液为原则”。1954年治愈率为百分之百，1955年治愈率为90％。他们取得显著疗效的第一条体会就是：“温为伏邪，宜于清透，重用辛凉重剂白虎汤”。

六、灵活化裁，巧出新意

张氏擅用白虎，能依据不同病证，灵活加减，巧为裁夺，组成众多新方。

1.仙露汤：为白虎汤去知母、甘草，加玄参、连翘，主治阳明经热。以玄参之甘寒，易知母之苦寒，加连翘之轻清散结，以解阳明在经之热。

2.石膏粳米汤：由生石膏、粳米组成，治温病初得，脉浮有力，不恶寒而心中热者。若热已入阳明之腑，亦可用代白虎汤，取石膏清热透邪，粳米稠润之法能逗留石膏，不使其由胃下趋，致寒凉有遏下焦。

3.镇逆白虎汤：由生石膏、法半夏、竹茹粉组成，治伤寒、温病邪传胃腑，躁渴身热，白虎汤证具而兼有胃气。

上逆，心下满闷者。用半夏、竹茹代甘草、粳米，取二药降逆，参赞石膏、知母苦降重坠下行之力。

4.白虎加人参汤：以山药代粳米，治寒温实热已入阳明之腑，躁渴嗜饮冷水，脉象细数者。以山药代粳米，益胃滋阴，兼能固摄下元，既祛寒火，又清虚热，内伤外感同治。

5.寒解汤：白虎汤以连翘、蝉蜕易甘草、粳米，治周身壮热，心中热渴，脉洪滑苔欲黄者。连翘、蝉蜕善达表，引胃中化而欲散之热，仍还太阳作汗而解。

6.变通白虎加人参汤：即白虎加人参汤以芍药代知母、山药代粳米，治下痢身热、脉有实热者。以人参助石膏，使深陷之热邪外散，山药滋阴固下，芍药、甘草和阴以止腹痛。

他如清疹汤、白虎承气汤、白虎续命汤、鲜茅根水煎白虎加人参汤、生地代知母、白虎加蜈蚣等，皆由白虎衍化而生，纵横裨阖，得心应手。

以汗测证，见识卓绝以汗测证，是外感热病中据汗以测病情转归的一种方法。该法为叶天士所创，首载于《吴医汇讲·温热论治篇》中，曰“救阴不在补血，而在养津与测汗”。惜后人未悟测汗之旨意，竟将“测”字删去。王孟英将该篇收入《温热经纬》中时，改为“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现行中医学院统编教材《温病学》中，亦依王氏所改而录，不仅湮没了叶氏测汗法这一重要学术观点，而且使原文晦涩难明。张氏虽未明确将测汗法升华为理论，但在实践中已不断运用，这是长期实践中的宝贵经验，恰与叶氏理论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张氏云：“人身之有汗，如天地之有雨。天地阴阳和而后雨，人身亦阴阳和而后汗”中悟出。阴阳和是汗出的必备条件。所谓阴阳和，首先须阳气与阴精的充盛，阴精足而作汗之资不乏，阳气充而蒸腾气化有权；其次是阴阳升降有序，阳气布施而能蒸腾气化，阴精敷散而能达于表以为汗。反之，无汗之阴亦不越此二端；一为阴阳虚衰，阳虚无蒸化之力，阴虚无作汗之资；二为邪气壅塞，气机不畅，阳气不敷，阴精不布，皆不得作汗。这两类无汗，在热病各个阶段中皆可见到，二者一虚一实，机理迥异。因而，测汗之法亦广泛适用于热病的各个阶段。

新感温病邪在卫分时，可发热微恶风寒而无汗。这种无汗的原因，是由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气膹郁而寒热无汗，卫阳依肺气而宣发，津液赖肺气而敷布。今肺郁则卫阳郁而为热，外失卫阳之温煦而恶寒。阳不布津，故尔无汗。

既然卫分证的病机在于温邪犯肺而肺气膹郁，那么治疗就当重在宣解肺郁，使肺气宣发，透邪外达，故用辛凉之剂，凉以解热，辛以宣达。当肺郁一开，气机通畅，卫阳得宣，津液得布，里解表和，自然津津汗出。反过来，临床见此汗，就可以推断肺郁已除，阳布津敷，此即测汗法在卫分证的应用。叶天士所说的“在卫汗之可也”，正是指的这种汗，意即卫分证予辛凉宣透之剂后，见到这种汗就可以了，与测汗法理出一辙，互为阐发。惜今多误解“汗之可也”为汗法，与“温病忌汗”之旨相悖。赵绍琴深得叶氏之真谛，曰“汗之可也是目的，不是手段”，可谓一语破的。

当然，卫分证亦可有自汗出，那么，已然有汗，测汗法是否仍然适用？答曰，仍然适用。因卫分证之自汗出，是因阳热郁极而伸，热迫津泄而为汗，此时之汗并非正汗，而为邪汗。所谓正汗，标准有四：微微汗出、遍身皆见、持续不断、随汗出而热减脉静，四者相关，此即正汗。用以测病之汗，即此正汗。邪汗恰与正汗相对，往往汗出不彻或大汗，头胸汗出而非遍身皆见、阵阵汗出而非持续不断、汗出热不衰脉不静。故见邪汗时，只要卫分证未罢，就仍要清解宣透，直到正汗出现方止。由邪汗而转见正汗，标志着肺郁已开，表解里和矣。

当邪入气分阶段时，虽病位不同，邪正盛衰有异，类型各殊，然测汗法仍普遍适用。如阳明腑实证，因热与糟粕相搏结，阻于肠腑，气机阻塞不通，可灼热无汗，迨通下之后，热结一开，气机畅达，阳可布，津可敷，可遍体津津汗出。孰能谓承气汤为发汗剂？此乃里解表和，阴阳和调的结果，诚不汗而汗者也。阳明经证虽有大汗，测汗法依然适用。白虎汤证之大汗，乃邪热炽盛，迫津外泄之邪汗，予白虎辛凉清解后，热衰汗敛，转而可见遍体微汗。

当营分、血分证时，不仅因邪热深陷而气机郁闭更甚，且因热邪灼伤阴液，作汗之资匮乏，因而灼热无汗。当透其营热，滋其营阴，可见遍身津津汗出。临床据此汗，即可推断营热已然透转，营阴已复矣。温病后期，因津亏液耗而无汗者，待养阴生津之后，亦可见周身微微汗出，临床可据此汗断定阴液已复。测汗的意义，正如章虚谷所说：“测汗者，测之以审津液之存亡，气机之通塞也”。

张氏于测汗法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发汗原无定法，当视其阴阳所虚之处而调补之，或因其病机而利导之，皆能出汗，非必发汗之药始能汗也”。又曰：“白虎汤与白虎加人参汤，皆非解表之药，而用之得当，虽在下后，犹可须臾得汗。不但此也，即承气汤，亦可为汗解之药，亦视用之何如耳”。又曰：“寒温之证，原忌用粘腻滋阴，而用以为发汗之助，则转能逐邪外出，是药在人用耳”。张氏还列举大量医案以为证。这就是“调剂阴阳，听其自汗，非强发其汗也”。

测汗一法，究其渊源，可溯自《伤寒论》。试观桂枝汤将息法中云：“遍身蛰蛰，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仲景突出提出以汗作为继服与否的指征，只要正汗出，则标志营卫已和，不必继续服药了，这就是测汗法。

（据郑赢洲主编《张锡纯学术研究》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