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对脾胃学的研究，代表作有与李聪甫老先生合着的《脾胃论注释》、《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近年融汇自己临床心得所著的《脾胃论真诠》，有学者评价为“开建国以来研究脾胃学之先河”。现代学者符友丰氏认为他的“脾胃学说经典性研究卓有成效”（均见《中国中医药报》1995年4月10日）。
一、提出把握脾胃学应用的四条基本要求
刘氏研究脾胃学十分重视临床运用，认为要把握好脾胃应用的基本原则，才能更好运用于临床。对此他提出必须注重的四个方面。
1．应重视脾胃的盛衰
刘氏素来主张：治病必须治人，注意人的素质，治人必须重视脾胃的盛衰，因为脾胃居人体之中，主饮食水谷之纳运，是供给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内燃机”，是维护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灵枢·五味篇》云：“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就是这个意思，“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决气篇》），“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灵枢·营卫生会篇》），“五脏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素问·玉机真藏论》），均反映了脾胃对人体饮食营养消化吸收敷布的作用，是维护脏腑功能，生成气血、津液的奉身养神的首要因素。故有“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的经旨。
刘氏认为：中医所说的脾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功能概念，除了消化系统外，还涉及到许多全身性功能范畴，如调节、代谢、免疫等；脾胃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因为“脾禀气于胃而灌溉四旁”，“人生而有形，先天之精气，唯赖后天水谷之充养，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故有“百病不已，宜从中治”之说。
唐·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东垣云：“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唯益脾胃之药为切”。这是治疗内伤杂病的要法，实为金针暗度之名言。
但脾胃各有阴阳，东垣所言，重在健运脾阳多用温燥升提。刘氏认为饮食进入机体，必须经过胃的消磨腐熟，脾的吸收运化，才能发挥营养脏腑、百骸、五官、九窍的作用，所谓“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即是根据此生理特性而确定的治法。胃阴之说虽完善于叶天士，但刘完素已开其先河，如论“土为万物之母，水为万物之源，……地干而无水湿之性，则万物根本不润而枝叶衰矣”，“故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受气皆在脾胃，土湿润而已。”所以刘氏在调整脾胃用药中强调，凡脾胃湿胜者，宜温燥之药以去其湿，脾胃干涸者，宜清润之品以润其燥，语云：“太潦物不生，太旱物亦不生，”除湿润燥，而使土气得其平，此乃用药之关键。
为什么要重视脾胃的盛衰？刘氏认为：一是“土为万物之母；”二是脾胃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三是增强脾胃，有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此诚为临床实践有得之言。
2．辨清内伤外感
在运用脾胃学中，应注意辨清内伤、外感。刘氏指出：“东垣在实践中，应用《内经》‘阴虚则生内热’的原理，又理解到《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益）之’是温养之温，非温热之温。故发明‘甘温除热法’，创治内伤发热之制剂补中益气汤，并写出《内外伤辨惑论》以严内外之别。但事实上常遇到外感中有内伤，如《伤寒论》：‘伤寒解后，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又内伤中有外感，如《伤寒论》：‘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刘氏所举之例，说明内伤外感，在辨证上可以分析，在处方用药上可以综合。关键在于辨清内伤外感。
3．知机审情、多向调节
刘氏认为东垣的脾胃学特点是：知机审情，多向调节。如东垣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药8味，当归补血汤药2味，而清暑益气汤药15味，清燥汤药18味。后人评其药味多而用量少，组方似乎庞杂，其故何在？刘氏认为：这决不是无师之智，仲景《太阳篇》中的干姜甘草汤、芍药甘草汤，药只2味，而《厥阴篇》中的麻黄升麻汤，药14味，分五个层次，五个药组，集寒、热、温、凉、升、发、补、泻于一方。刘氏在论治疑难病中，根据其双向性病理反应的性质、部位、层次及趋势的差异，配伍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复方，即姜春华氏之言“病性的多向交叉，用药就得多向调节”。常滋阴、助阳同用，或益气、活血并施，或温补、清泄结合，或升清、降浊并行，以纠正疾病双向性病理反应，使失衡的机体恢复动态平衡。如刘氏治汪某，男，44岁，患慢性舌炎，反复发作，服药未见疗效。症见舌红如柿，无苔垢，上腭溃疡满布，自诉口鼻经常现火，渴饮温水，盐汤刺激舌面作痛，因进食困难，头晕失眠，双下肢如踏冷雪中，小便多，脉细。辨证属肾虚火浮，治从补益肾气，引火归元。方用：生地、熟地、怀山、枣皮、丹皮、茯苓、泽泻、菟丝子、牛膝、附片（用此以双足冷感为据）、炙甘草、芡实、金樱。每日1剂，共服28剂后症状消失。舌质已淡红，薄白润苔满布，进食吞咽无阻。剖析此例，患者肾阴、阳皆亏，理法方药颇费心思，非大剂辛温燥热，或苦寒滋阴方药所宜。刘氏以群队甘温滋润、炉中覆灰、柔剂养阳之法，使“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共同组成阴阳并补、双向调节之剂，不伤脾胃而达到治疗目的。
4．师古不泥、药随病变
刘氏非常赞赏“东垣治痞，消食强胃，在他的老师张元素用仲景枳术汤加荷叶烧饭制成枳术丸的基础上，按辨证论治的精神，制出4个子系统枳术丸，既继承又发展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为后人演变为消食助化的‘焦三仙’导开先路。正如朱丹溪云：‘用古方治今病’，主张‘药随病变，病随药愈’。即‘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是前人在医疗实践中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反映。”刘氏在调脾胃、助运化的学术思想基础上，根据人的素质及病的主要特征，辩证地结合益气活血，养阴温阳。此即先哲所言“小病治气血，大病治阴阳”之义。常用化瘀通络的虫类药，如：水蛭、地龙、蜈蚣、全蝎、僵虫、壁虎、蛞蝓、鼠妇之类；以及藤类药，如：常青藤、鸡矢藤、鸡血藤、夜交藤、银花藤、钩藤、爬壁藤等。因为人的血脉经络是用药的载体，若载体畅通无阻则事半功倍。此外，虽寻常运用之药品，亦于剂量、炮制、气味和合等特别注意（如水蛭气味腥臭易慝胃作恶，即伍以少量肉桂，既芳香制秽，亦以性温中和水蛭的咸寒）。至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有毒之品，则运用更为慎重，若需从权而用，则病退即减，恐其“久而增气”。
二、概括脾胃学应用的四条机理
刘氏认为，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远远超出了西医消化系统病症的范围。这是因为：
1．脾胃为后天之本，其饮食营养的纳运，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和巩固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2.脾胃居五脏之中，脾胃功能障碍可以影响其他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转，而其他脏腑疾病也往往影响脾胃的纳运，所以脾胃在五脏六腑中显得十分重要；3.中医对一切病后调整，都着眼于脾胃。“形气不足者调以甘药”，“久病不已，宜从中治”；4.口服给药，脾胃为第一关，通过脾胃而达到病所，以发挥疗效，就必须考虑到脾胃能否“胜药”，必须时时维护胃气，胃气一败，百病难治。
基于以上四点，刘氏认为：要从内外环境的变化，针对其有关脾胃“寒热温凉”的病因，所谓“寒热温凉则逆之”，此治病的正治法也；辨析其有关脾胃“升降浮沉”的病机，所谓“升降浮沉则顺之”此治人的调节法也。所以刘氏强调：不论是正治其寒热温凉，调节其浮沉升降，关键在于重视人体的机能活动，所谓“治病必治人”，治人在于权衡阴阳，注重素质，特别是脾胃盛衰与其思想状态。此脾胃学真谛之所在，亦即治而不治，不治而治的微妙机理所在。
三、论述脾胃学与其他脏腑的关系
由于脾胃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十分密切，故脾胃学适应范围也十分广泛。刘氏认为：可以从脾胃学与脏腑证治的关系予以探讨。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千金要方·脾胃》）。东垣著《脾胃论》，论证了脾胃虚实相互转化的关系，特别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刘氏认为：东垣《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所概括的脾胃与心、肺、肝、肾四脏相关的发病机理有指导临床的积极意义。刘氏从实践经验中提出治则20个字。即：治肺宜温、宣、清、润；治心宜开、通、化、养；治脾宜升、降、健、运；治肝宜疏、达、平、调；治肾宜滋、填、温、纳。
刘氏阐发肺与脾胃关系时指出：肺主气，肺气有赖于脾气散精而脾又需肺气宣发，则水谷精微敷布于全身。若脾失健运，则湿气凝聚化为痰饮，上逆犯肺，以致肺失肃降而咳喘，所以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在治疗上刘氏认为：用药之关键，在于不是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而是重在根本，按标本先后，从健脾助化入手，“执中央以运四旁”，用整体疗法改善局部。
刘氏在阐发心与脾胃的关系时指出：心主血、脾统血，脾气健运，气血生化之源充足，则心血充盈，体健神旺；若脾虚不健，生化之源不足，则心失所养，而呈现心悸、健忘、记忆衰退；或因脾虚不能统血而心无所主，导致血不循经而产生各种出血疾患。更重要的是“心主血脉”。历代医家认为：脉资生于胃，其根在肾，以脉动在于心阳，脉所以动在于肾气，食前脉衰，饭后脉旺，更与胃气有关。
刘氏在阐发脾与胃的关系时指出：叶天士认为纳食主胃，胃宜降则和。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能食不能消，病在疲；能消不能食，病在胃。所以叶氏制养胃汤以补东垣之不逮，对不欲进食的病人要作具体分析，如舌红少苔，口干便结，心烦失眠，属胃阴虚损无疑，用叶氏养胃汤：玉竹、沙参、石斛、麦冬、生地、甘草等加生北山楂，养胃生津，则胃气和，食纳增，卧亦安矣。《素问·逆调论》云：“胃不和则卧不安。”予半夏秫米汤其卧立至，此和中降逆，协调阴阳之效也。又如“脏躁悲伤欲哭”而不得卧，用甘麦大枣汤，甘平以缓中和脾胃，从而达到静脑安神之效。
刘氏对于脾胃与肝之关系认识中，强调“肝主疏泄”，“木喜条达”，“肝病传脾”，这些寓有规律性的东西。如肝硬化腹水，即有腹胀大静脉曲张、淋溲便难、尿黄等见症。肝郁脾虚则纳少运迟，“肝为罢极之本”，则肢瘦乏力。“肝病传脾”虚则能受，实则能传，不治其虚，安问其余。
因此，用六君子汤以健脾，加丹参、灵脂、蒲黄活血化瘀，楮实子、刘寄奴、隔山消、白芍、木、半边莲以疏肝利水，麦芽、鸡金以助消化……。以治肝硬化腹水之经验。
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脾得肝之疏泄，则升降协调，运化功能健旺；脾气健运，则水谷精微充足，才能不断输送营养于肝以周全身。刘氏治一小儿，某医院诊断为“好动症”，曾从肝论治而无明显疗效。刘氏察之，患儿面色白，挤眉弄眼，手足乱动，禁不能止，夜卧不安，自汗、盗汗，食欲不振，舌质淡，边有齿印，舌苔薄白，神疲，脉缓。此系脾胃气弱不能滋养肝木，以致肝失所养，治宜健脾培中，养肝熄风，予以六君子汤加白芍、夜交藤、钩藤而愈。刘氏认为，小儿“好动症”，临床多从平肝熄风着手，但要注意，脾胃不能滋养肝木，导致诸风掉眩。虽然“肝为刚脏，治宜柔克”，但“脾主四肢”在于健运，故宜健脾培本，使化源不绝，并结合“静以制动”则善行数变之风不治而自熄。
刘氏在论述肾与脾的关系时指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与肾的关系体现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脾肾如此，诸脏皆然。
刘氏治慢性肾炎水肿，宗“其本在肾，其标在肺，其制在脾”之旨，常以真武汤加党参、黄芪、苡米、毕澄茄、鸡内金、杜仲、补骨脂、怀山。如腹水盛则重用苍术以助化，全身肿而无汗，则重用苏叶、藿香以开汗窍，即《金匮》所谓“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旨。肿消食增后，以香砂六君补后天以培养先天，此从治病治人之法也。
总之，刘氏认为脾胃学适应范围十分广泛，这是因为“脾为后天之本”。《内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是“代”的过程；“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这是“谢”的过程；“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可见整个机体的代谢过程，脾胃是关键。东垣云：“人以胃气为本”。善医者只论元气精神。即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