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临床以四大原则为法

一、医病和医人

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及痊愈，与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治疗的目的就是加强人体的抗病能力。针灸临床是这样，其它疗法亦是如此。祖国医学认为，治疗的根本目的是扶正祛邪。正乃代表机体的调节，防御和适应自然发展、变化规律的适应能力，邪乃代表一切阻碍机体正常发展和导致疾病发生和发展的不利因素，如风、寒、暑、湿、燥、火，喜、怒、思、忧、悲、恐、哀。因而从医治的方法来讲，不是扶正，就是祛邪，不是祛邪就是扶正，或合而用之，临床中视自然节气和患者所生疾病，体质之强弱而定。

李氏非常重视医病和医人的关系，在临床上积极地帮助病人树立乐观主义精神，坚定战胜疾病的信心，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再通过望、闻、问、切进行诊治，强调熟悉患者，了解患者，理解患者，同患者交心，从而赢得患者对医家的信任，只有这样患者才能真实地向我们提供内心的各种心理的、病理的情况。医者必须要有高尚的医德、亲切和蔼的态度、精湛的医术，这样才会增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反之，态度不好，视而不见，见而不闻，就不能取得患者的信任，也就无法取得心理治疗疾病的效果，甚者会使患者病情加重。

李氏认为，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就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的论述。《素问·疏五过论》也阐明了“尝贵后贱，尝富后贫，虽不中邪，病从内生”，“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形神统一的学术观点，同时强调诊治疾病，必须予以重视。否则，就会造成治疗上的过失。李氏说：既然心理因素与人体健康、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则可以运用心理疗法诊治情志所病亦即心病还用心药医。如戴良在《丹溪翁传》中叙述了朱丹溪曾用心理疗法治愈一个卧床半载，医告术穷的女子。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情志活动不仅受大脑皮质的调节，而且与丘脑、垂体及脑干网状结构等均有密切关系。人们的情绪变化，在机体内部都能产生相应的变化，由量变到质变，从而导致疾病。

李氏重视内因的观点，其在针灸法中就是着眼于调气，如《灵枢·刺节真邪篇》讲的“用针之类，在于调气”，又如《灵枢·根结篇》讲的“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阴阳在这里所指的是机体各组织、脏器的实质和功能活动的协调关系。如果在病理情况下，就会出现偏盛、偏衰、偏寒、偏热等征象，临床说明，针灸的有效作用，在于能积极地调节机体的机能，同时增强其防御力量，从而达到如《素问·疟论》指出的“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之目的。

二、整体和局部

人身某一部位的症状，往往是整个疾病的一部分。如头痛除了是颅内或颅外疾病的局部反应外，往往是某些全身性疾病，如生理机能紊乱、高血压、发热、外感、供血不足、枕神经炎、蛛网膜下腔出血、麻痹性斜视等的兼症。腹痛除了是消化、泌尿、生殖等系统疾病的一个症状外，还见于呼吸、循环、神经等系统的某些疾病。故在诊治疾病时，必须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从针灸治疗来讲，针灸是通过穴位和经络，在临床中除了作用于局部的肢体和内脏器官外，还给机体以整体性的调节和影响。例如足阳明胃经行走于身前，联系头面，胸腹和下肢部。如面部的地仓穴、颊车穴、下关穴能治疗口眼斜、齿痛等；胸部穴位能治胸痛、乳肿等；腹部的天枢等穴能治疗腹痛、吐泻等疾病；下肢穴能治痹证、痿证、局部的痛证等。但是它的某些穴位除了能治疗局部疾患外，还可能治疗远端部位的疾病。如膝以下的穴位，足三里能治疗胸腹肠胃的病证，内庭穴可以治疗头面、咽喉、口鼻等各种部位的疾病。又由于经络脏腑之间互相联系，所以针灸胃经的穴位，对调节脾脏的功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对人体也有广泛的治疗作用，针灸临床治疗一定要善于掌握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根据整体观念和经络学说选配穴位，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才不致于“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

三、标和本

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诊治疾病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是说要抓住轻、重、缓、急，何是标，孰是本。如治疗高血压病应以降压为主，治疗消化道出血应以止血为主，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标和本是一个相对性的名词。祖国医学中关于标本的论述很多，具有不同的含义。有的用以说明病机的进退轻重；有的是指治疗的轻重缓急；或代表致病因素（邪气）和抗病能力（正气）等等。在十二经脉中所称的标本概念，主要是指经脉（包括腧穴）分布上下、左右、前后等部位的区别，同时阐明这些上下、左右、前后不同部位具有对应性，而标和本均有着不可分割的生理的、病理的关系。

标一般是指末梢。本是指根本。末梢和根本，其位置有高下之分，所以标有上的含义，本有下的含义。人体的头、胸、背等同四肢下端的部位相对来说，头面胸背等的位置较高，四肢下端的位置较低。因此，十二经中的标都在头面胸膺、背腹等部位，十二经中的本都在四肢下端部位。内容详见后表。

手足六经标本表

从上表可知，十二经的本在四肢，其位较下，所以四肢厥冷。《内经》称之为“下虚则厥”。

十二经的标在头身，其位较上，所以头目眩晕。《内经》称之为“上虚则眩”。就躯干同手足而言，躯干为内，手足为外。这说明了十二经中的标本具有上下、内外经脉分布部位的区别。同时也阐明这些上下、内外部位脉气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我们用标本理论指导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疾病的标本关系，先病为本，后病为标；脏腑、经络的标本关系，脏腑为本，经络为标；穴位作用的标本关系，四肢为本，头身为标等等。先治本病，还是先治标病，《灵枢·病本篇》讲：“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详察间（轻）甚（重），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本病是主要矛盾，还是标病是主要矛盾，或先治本，后治标，或先治标，后治本，或标本同治（间者并行）或标本单治（甚者独行）。一般来讲，急病先治，缓病后治；外感先治，杂病后治。

但是辨别标本先后，一定要注意邪正消长情况的变化。如正气极虚时，则无论何病，均应以扶正为要，因为祛除病邪还得依靠机体的抗病能力。

四、补虚和泻实

李氏说，祖国医学中的补虚、泻实，或者说“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符合不同质之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之辩证法思想。但是，古代针灸书中针刺手法有“补法”和“泻法”之异，认为一些操作方法只能起补的作用，而另一些操作方法只能起泻的作用，撇开了不同体质和疾病及所用穴位的具体情况而去机械套用，而针刺的“补虚”、“泻实”是通过“调气”、“治神”的作用所取得的机体本身的调节反应，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机体本身的内因条件（年龄、性别、体质及疾病的状况等），加上经络穴位的选择配伍，针刺时不同角度、方向、深度所涉及组织的反应和影响，以及不同刺激强度、时间和各种针灸方法所具有的刺激量和作用特点等外因条件，方能激发机体的调节机能，从而产生补泻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较弱的刺激量宜于补虚，较强的刺激量宜于泻实，但是由于临床中患者体质的差异和个体对针刺耐受力的不同，对刺激量的需要就会有显著的差别。临床所见的废用性肌萎缩和神经麻痹引起的肌萎缩同属虚证，但前者用中、弱刺激即已能起补虚作用，而后者却需要作很强的刺激量才能起补虚作用。又如临床中常见的内脏炎症引起的头痛和机能性绞痛，同是实证，但前者刺激时间要长，在针刺时间内的刺激量却相对地不能过强（一般宜用间歇运针法），而后者则刺激量要强，刺激时间（留针而言）相应地也要短些。再如取同一穴位治疗疾病，虽然疾病性质类同，但是由于病变组织的不同而针刺的角度、方向、深度等也应有所区别。对感应传导根据不同的疾病又有不同的要求。如取肩髃穴治疗肩关节周围炎时有时要斜刺向前、后、下各方多向透刺，其进针约3寸左右，使针感向肩关节周围软组织及整个上肢扩散放射。在治疗岗上肌肌腱炎时，要沿水平角度方向进针15～2寸，针感应向肩胛岗放射。在治疗肩部骨关节炎时要成45度外展肩关节，直刺向下对准极泉穴方向进针3寸左右，深入关节腔，使其感应向整个肩关节放射，这些疾病多属实证，但在同一穴位上刺法要求却不同，临床上所起的治疗作用和疗效也不一样。然而类似疾病由于取用的穴位不同，对针刺的要求也往往各异。如上述肩部的疾病，刺肩髃穴时如此，若用中渚穴、阳陵泉等穴，就只用一般的较强刺激即可，而与肩髃穴的刺法要求就完全不一样了，但作用也都属于泻实。

临床中对各种针灸方法的选择运用，也并非是千篇一律的。如上述肩部疾病，在近部选穴治疗时，除针刺治疗外，还可以加用温针、火罐、水针等方法，但在远道选穴时一般情况下只用单纯针刺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所起的治疗影响也都有泻实作用。即使是同一患者，用两侧同名经脉穴位，由于对刺激针感的感应不同，运用手法时其对针刺的深度，捻转、提插的幅度和指力的强度等要求也不尽一样。同时取双侧的足三里治疗胃脘痛，如果是穴位的针感不同，那么针感强的一侧针刺可以较浅，捻转提插的幅度可较小些，指力强的程度就可轻些；反之针感弱的一侧针刺的幅度强度等就相对地来讲应大些，其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是泻实。因此，李氏强调补虚和泻实的运用，必须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不要拘泥于一针一法一穴，而去机械地套用。只有这样，补虚、泻实方能获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