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证用药,强调“七要”

临证用药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提高临床疗效关系重大。焦氏积数十年的临证经验,对临证用药体会甚深,经验丰富,疗效卓著。现择其要介绍于后。

一、立足辨证熟谙药性

祖国医药学几千年来逐步形成了“辨证论治”的医疗体系,内容包括理、法、方、药四个方面。

临床用“药”要组织处方,组织处方要符合治疗“法”则的要求,而治疗法则的确立,则有赖于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这就是“辨证论治”,所以理、法、方、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临证用药、组织处方,必须立足于辨证。只有辨证精确,治法无误,才能组织好一个有效的处方来。

但是,要组织好处方,用以提高临床疗效,除立足于辨证和恰当的治法以外,还必须熟谙药性。只有熟悉药物的性味、功效以及升、降、浮、沉和作用趋势,才能组织好处方,让药物发挥最高效能。举例来说,附子与干姜同属辛热药物,但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不同,附子之热走而不守,干姜之热守而不走,前者温肾,后者温中;石膏与黄连同属寒性药,但石膏之寒与黄连之寒不同,石膏味辛,虽质重而能透,黄连味苦,苦则能降;麻黄、桂枝同是辛温发散药,麻黄发汗平喘,桂枝解肌发表,二者作用不同。又如同是滋阴药物,麦冬滋养肺阴,地黄滋阴补肾,二者作用各异。同是补肾药,熟地补肾阴,肉桂补肾阳。即使是同一味药,如柴胡,在甲方中取其发散和解,在乙方中用其升提作用。再如同是一味大黄,在不同的药方中,由于配伍或炮制方法不同以及用量大小的变化,其治疗作用都不一样。诸如上例,不胜枚举,一言以概之,熟谙药性是组织处方的前提条件。

二、注意配伍调整用量

中药的配伍变化很多,药方中药物配伍恰当与否,直接影响治疗效果,这是组织处方的又一重要问题。例如麻黄本为辛温发汗药,如配以适量的生石膏,则可减小其发汗作用,而发挥其宣肺平喘、开肺利水的功能;但若配以桂枝,则其发汗作用大增;若配以白术,则其利水作用显著。又如荆芥本为辛温解表药,如配以防风、苏叶,则为辛温解表;如配以薄荷、菊花,则为辛凉解表。防风可治头痛,如配白芷则偏于治前头痛,配羌活则偏于治后头痛,配川芎、蔓荆子则偏于治两侧头痛。再如黄连配肉桂,可治心肾不交之失眠;半夏配秫米可治胃中不和之失眠。

再从方剂来看,古人许多名方是在前人的方剂中加味组成的,也体现了药物配伍的重要性。例如四君子汤,为健脾补气之剂,但脾运功能差者,容易产生胸闷胃满的副作用。宋代名医钱乙,加入陈皮一味,借以理气和中,纠正了壅塞的副作用,更好发挥其健脾补气的功能,成为临床常用的著名方剂。

除了配伍以外,药物的用量对临床疗效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桂枝配白芍,如桂枝和白芍用量相等,为桂枝汤,有和营卫解肌的作用;如白芍用量大桂枝一倍,则为桂枝加芍药汤,用以治疗太阳病误下转属太阴,因而腹满时痛者;若桂枝用量大于白芍,为桂枝加桂汤,成为治疗心阳虚致发奔豚的方剂。小建中汤,为桂枝加芍药汤再配饴糖组成,用以治疗中焦虚寒、气血不足之证,取其温建中焦、止腹中痛的治疗作用,与桂枝加芍药汤所治之证虽虚不甚,又有不同。

再如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三个药方都是厚朴、枳实、大黄三味药组成,因三药的用量各方不同,就方名不同,治证不同。再如清瘟败毒饮原方中指出:“生石膏大剂六两至八两,中剂二两至四两,小剂八钱至一两二钱;生地大剂六钱至一两,中剂三钱至五钱,小剂二钱至四钱;川黄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剂二钱至四钱,小剂一钱至一钱半。”并指出:“六脉沉细而数者即用大剂,沉而数者,即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可见用量的变化,在处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外,药物的用量也与年龄的大小、体重的轻重、病邪的猖衰、身体的强弱、气候的冷暖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均须临证注意。

临床用药如果不注意配伍变化和药量大小的变化,即使是立法和处方的大原则基本上是对的,也往往效果不理想,甚或无效。

三、药物生熟治效各异

中药的炮制约有两千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方法上也不断改进,积累了丰富的炮制与使用经验。中药的炮制虽然已由专门技术人员进行加工,但是临床医生也必须掌握炮制对药效的影响,以便于处方时选择应用。例如:生姜发散风寒、和中止呕;干姜则暖脾胃,回阳救逆;炮姜则温经止血,祛肚脐小腹部寒邪;煨姜则主要用于和中止呕,无生姜之散,无干姜之燥。再如:当归用酒洗后适用于行血活血;炒炭后则适用于止血。又如石膏生用则清热泻火,熟用则敛疮止痒。地黄生用甘寒凉血,养阴清热;熟用则甘温补肾,滋阴填精。苡米生用偏于利湿,炒用则偏于健脾。大黄生用泻力最大,适于急下存阴;蒸熟则泻力缓和,适于年老、体衰须用大黄者;大黄炭则泻力很小,但确能止大便下血。荆芥生用为散风解表药,炒炭则成为治产后血晕及子宫出血的有效药物。牡蛎生用平肝潜阳,软坚散结,消瘰疬;煅用则敛汗、涩精、止白带等等。仅就以上少数例子即可说明药物生用与熟用在效能上是有区别的,在处方选药时,要注意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用。

四、煎服方法必须讲究

前人在煎药、服药的方法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要注意汲取这些宝贵经验。例如《伤寒论》中桂枝汤的煎服法:……取药一剂用水七杯,微火煎取三杯,除去药渣,温服一杯,约过半小时,再喝热稀粥一杯,以助药力,盖上被睡卧约二小时,令遍身潮润出微汗为最好,不可令大汗淋漓,如大汗,病必不除。若服这一杯药,病全好了,就停服其余的两杯,若服一杯没有微汗,就缩短服药的间隔时间,再照前法服一杯,约在半天多的时间内可连服三杯。若病情严重,则可不分昼夜连续服用。若服完一剂病证仍有,可再煎服一剂。遇汗难出者,可连服二三剂。大承气汤的煎服法:用清水十茶杯,先煮枳实、厚朴,取五杯,去掉药渣,放入大黄,再煎到两杯时,去掉药渣,放入芒硝,更上微火煮一、二沸,分成两次服。服药取得大便泻下后,其余的药就停服。

《金匮》大半夏汤(半夏、人参、白蜜)的煎服法:以水十杯左右和蜜,用勺扬二百四十遍,用此蜜水煮药,取二杯半,温服一杯,其余的一杯半分成两次服。再如大乌头煎,大乌头五枚,以水三杯,煎取一杯,去掉药渣,加入蜂蜜两杯,再煎至水气尽,得两杯,壮人服0.7杯,弱人服0.5杯,如不效,明日再服,不可一日服两次。再举《温病条辨》中银翘散的煎服法为例:……杵为散,每次服六钱,用鲜苇根汤煎药,闻到药味大出,就取下,不可煮得时间太长。病重的,约四小时服一次,白天服三次,夜间服一次。病不解者,原方再服。还有的药方如“鸡鸣散”,则要求在清晨4时左右服用才有效果,等等。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煎药方法、服药方法,都对治疗效果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但要注意药物的炮制、配伍、方药的组织等,还必须注意药物的煎服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概括起来说:解表药宜大火,煎的时间不要太长(约15~20分钟),约2~4小时服药一次,病愈即停服。补益药宜慢火久煎(约30~40分钟),每日早晚各服一次,可比较长期服用。攻下药宜空腹服,治上焦病的药宜饭后服,治下焦病的药宜饭前服,治中焦病的药宜在两顿饭之间服,急救服药,以快速为主不必拘泥时间。这是仅就一般而言,具体的煎、服方法,还应根据病证的具体情况而定。总之,必须仔细分析病情,根据自己处方中药物组织的要求,详细嘱告病人家属,怎样煎药,哪些先煎,哪些后下,饭前服还是饭后服,约几小时服一次,共服几次……绝不可不根据病情及药方组织的要求如何,而都死板地照常规服药,不管外感、内伤,都是早晚各服一次,这样常常发生药方虽然符合病情,但由于煎、服方法不对,而致无效。医生遇此情况,如不究其由,而另开一方,则将耽搁病程。

五、加减变化随证而施

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但在每味药物的性味功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还创造了许许多多有效的“方剂”,通过方剂的组织,把药物配伍起来应用,从而更提高了医疗效果。

这些方剂的内容、理论和组织方法,是祖国医学中极为宝贵的遗产,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但是在使用前人方剂时,要注意随证加减,不可拘泥刻板地生搬硬套,原方照抄。例如有的开四物汤用来调月经,原方中的药物一味也不敢增减。对月经超前并且血量过多的,也不敢减少川芎的用量,或去掉川芎,加入艾炭等;对月经错后甚至两个多月才来一次的,也不敢加重川芎用量,或更加入红花等;对血分有虚热的,也不敢把熟地换成生地。还有的开八正散,对大黄的用量不敢增减,更不敢去掉,以致造成病人淋病未愈而又发生了泄泻。甚至有的开方连生姜三片、大枣四枚都不敢动一动,等等。这样的药方疗效是不会理想的。前人批评这种药方叫做“有方无药”。意思是说虽然找到了前人的一个有效方剂,但没有根据病人的具体病情去加减药物,所以效果不会好。

反之,又有另一种情况,有的在开方时不去借鉴前人有效的方剂和组方原则,而是头痛开上川芎、菊花;脚痛开上牛膝、木瓜;病人还有些眼花,再开上草决明、石决明;还有些消化不好,再开上焦三仙;还有腹胀,再开上木香、槟榔……根据症状开上十味、八味药,药与药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没有主药、辅助药的分别,没有药物的配伍变化,没有使药物相辅相成的组织,也没有互纠其偏的配合。总之,没有辨证立法,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和连贯性,就算一张处方。这样的处方效果也不会理想,前人批评这样的处方叫做“有药无方”,意思是说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药物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没有方剂的组织原则或前人有效方剂的借鉴,疗效也不会好。

焦氏指出,正确的处方原则,应按照辨证、立法的要求,选好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剂,然后根据病人具体病情,把方剂中的药味加以分析,如有不符合目前病情要求的,就应把它减去,如需要再加入一二味药的,就选一二味符合辨证、立法要求,能在这个方剂中起到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增强治疗效果,不会影响本方总的治疗要求的药物,加进来以提高疗效。前人的经验认为这种处方叫做“有方有药”。意思是说这种药方,既符合辨证、立法的要求,又有前人有效方剂的借鉴,或是按照方剂组织的原则,根据理、法的要求,组织成了方剂,选用了比较恰当的药物,药与药之间有著有机的联系,这样的药方就会达到满意的效果。例如辨证为少阳证,立法是和解少阳,选用方是小柴胡汤加减。在开方时,如病人口渴明显的,就去掉半夏,加天花粉以生津液;如胸中烦热而不呕的,就去掉半夏、人参,加瓜蒌以荡郁热;如腹中痛的,就减黄芩,加白芍以益中祛痛;如口不渴,外有微热的,去掉人参,加桂枝以解肌表;病情较重的,用量要稍大些,病情较轻的,用量可稍小些,夏季生姜可略少,冬季可略多等等,但总的药方组织没有脱离和解少阳以退半表半里之邪的立法要求。

综上所述,运用中药组成处方,一是要根据病情要求(辨证、治法要求),二是要遵循组方原则。而方剂的运用又是极其灵活的,需要随证加减变化。当然,这种灵活变化,也不能漫无边际,必须符合辨证、立法的要求。同时疾病的过程在不断地变化,这一阶段需加减这些药,另一阶段则又需加减另一些药。所以运用中药时,要注意方剂的变化,药物的随证加减,对提高疗效是有很大帮助的。

六、现代成果参考运用

事物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进行研究的丰硕成果越来越多,要及时将这些成果运用于临床,赋予“辨证论治”以新内容,促进中西医结合,提高医疗水平。例如:银花、连翘、鱼腥草、蒲公英、地丁、黄连、栀子、黄柏等,均有明显的抗菌作用;黄芪有强壮保肝等作用;鹿茸含有雄性激素为全身强壮药;白芍、马齿苋对痢疾杆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北五加皮有类似毒毛旋花子素的作用;人参、五味子具有“适应原”(Adaptogen)样作用(注:“适应原”样作用系增强机体非特异性的防御能力,这种作用是向着对机体有利的方向进行的)等等。在组织药方时,可根据病情,结合科研成果而选择运用。但还要注意,应尽量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去选择,不可生搬硬套。例如中医的虚寒痢,单用黄连、白芍、马齿苋等有抑制痢疾杆菌作用的药物,往往效果不理想。但如同时结合中医对“虚寒”证的治疗原则,加用干姜、吴萸、附子、白术、党参等温补脾肾之品,则容易取得良效。再如服用五味子粉剂,可使肝炎患者升高的转氨酶(GPT)下降至正常,但停药二、三周后,复又上升。如结合辨证论治,随应证的汤药冲服,则疗效巩固,多不再回升。

从复方研究来看,有人用滋阴潜阳药对动物神经原性高血压进行研究观察,有良好的效果。但将滋阴药和潜阳药分开试验,则降压效果均差。对肾性高血压,桂附八味汤效果良好,单用六味地黄汤也有良效,而单用肉桂、附子则基本无效。再如四物汤与八珍汤做动物实验,表明二方对急性贫血状态下的动物,有促进红细胞增生的作用,而八珍汤的效果尤为显著,说明“气血双补”、“阳生阴长”理论的科学性。还有人用补中益气汤做实验,证明对子宫及其周围组织有选择性收缩作用,并能调整小肠肌张力恢复,促进营养的吸收,这与中医理论“补中益气”是相吻合的。而且实验还证明,升麻、柴胡在药方中对其他药有明显的协同作用,尤其在肠蠕动方面,如果去掉这两味药,该方对肠蠕动的作用即现减弱。但是如单用这两个药,则无以上各方面的作用。再如茵陈蒿汤的实验研究,发现把茵陈、栀子、大黄三药分开,单味投药则无明显利胆作用,只有三药配伍应用,胆汁排泄则大量增加,且量与质的排泄同时增多。又有单位对55个含有黄连的复方进行实验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配伍适宜的黄连复方,确可减少抗药性的形成,提高抗菌效果,增强解毒能力,减低单味药的毒性和副作用,可见药物的配伍变化非常重要。

总之,现代科研成果给临床处方用药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既要积极运用现代研究成果,同时又要注意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不能废医存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使中西医的长处结合起来,把辨证论治提高到崭新的水平,促进祖国医药学的发展提高,有利于新医学新药学的早日形成。

七、识别饮片以利选用

经过加工能配方的中药叫做“饮片”。对这些饮片,临床医生应尽量争取能辨认一二百种左右。在辨认饮片的过程中,可以增强对药物性状、炮制、质地、气味等的进一步了解,对临床处方选药很有帮助。曾经有人因为对中药性状、质地等不甚了解,而出过一些偏差。如在汤药中开蛤蚧一对;开羚羊角一支或一对,也有的开三、四钱;有的认为乌贼骨一定很重,一开就是一、二两;对代赭石不知其重,对海浮石不知其轻,用量开不准确;甚至有把葫芦巴(植物的种子)当成葫芦的蒂巴,让病家自己去找等等。说明认识中药饮片,确对临床用药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事物是互相关联着的,所以临床医生处方用药,并不是只要开完药方就可以取得理想疗效的,在处方时必须注意各方面的配合,抓好各个环节,才会有较好的疗效。今愿提出以上几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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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名老中医经验集·深研辨证论治的焦树德》。阎小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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