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治病，除上述的要处处顾护真阴外，还着重扶持胃气。古人有言：“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所谓胃气，乃脾胃受纳、腐熟、运化、输布各种功能的总称。自李东垣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本，脾胃伤则元气伤而百病丛生的论点后，历代医家对脾胃学说皆有所发挥。明代周慎斋进一步提出：“治病不愈，必须寻到脾胃之中，万无一失。病证多端，颠倒难明，必从脾胃调理，乃岐黄正道也。”与周氏同时的缪仲淳，认为东垣之法，详于补脾阳，而略于补脾阴，他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按：应是甘平）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他所用的人参、扁豆、山药、莲子、麦冬、炙草、大枣、石斛、麦芽等甘平和缓补脾阴之法，补东垣之不足。至叶天士，则认为东垣长于治脾，短于治胃，脾为阴土，得阳则运，胃为阳土，得阴则安；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明确提出甘凉濡润养胃阴之法。何氏博采众长，除于治疗内、妇、儿各种疾病中，坚持扶持胃气这一原则外，还运用各家脾胃学说的精粹，更参以己见，治疗一种或几种疾病，取得满意疗效。
一、补脾阳，不忘理湿
脾为阴土，喜燥而恶湿，脾虚之人，内不能运化水谷之湿，外又易感时令之湿，故虚与湿常兼见。不祛湿则脾的健运受阻，不补脾则湿暂去又易复萌。何氏认为，治脾虚之病，不能专事补益，必须细察其有无兼湿，然后权衡虚实，孰为主次而兼治之。他十分赏识李氏清暑益气汤，温病家訾其用药驳杂，有清暑之名，无清暑之实，乃一偏之见，何氏曾治内伤发热反复经年之患者，某大医院确诊为“恶网”，断为不治之症。时方夏末，患者发热弛张，恶寒身痛，形浮色瘁，气怯喘促，肢体沉重，咽干口苦，脘闷腹痛，杳不知饥，便溏溺短，脉六部洪大而数，按之空豁，舌淡不华，苔腻浊，辨证为肺脾大虚，清阳不升，津液不布，中焦湿困，下泉有火之候，病机错综复杂，惟东垣清暑益气汤最为合拍。此方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合生脉散以保肺津，苍术、青皮、神曲燥中焦之湿，黄柏、泽泻泻下泉之火也。投剂即效，依法治之两月，诸恙悉安，随访四年，健康良好。由此可知，前贤立方，自有妙义，何氏灵活用之，古方可治新病也。
二、补脾阴，注意平肝
明代医家，如缪仲淳、周慎斋辈，提出补脾阴之论，补东垣之不足，何氏积50余年临床经验，体察到脾阴不足之病较脾阳不足之病为难治，一是用药稍温则脾阴更伤，过柔则脾运失健；二是五行生克之中，以肝犯脾为最常见，《临证指南》特列“木乘土”一章，并非无因。而脾阴不足之人，肝水更易克犯。近年患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者日多，约有半数出现脾阴不足，木来侮土证候，如大便不实，日三四行，胁腹拘痛，心烦口干，舌红苔干，脉弦细数等。何氏用四君子汤，以山药易白术，变甘温为甘平，加石斛、扁豆之清养，又用乌梅、木瓜之酸以敛肝，且与甘药相合，酸甘化阴而益脾阴，更与四逆散合用，取柴芍之疏，枳实之泄，而成酸甘益阴，培土疏木之变方，颇具实效。
三、养胃阴，须佐降泄
如果说，东垣长于治脾，短于治胃，那么，叶天士补充了甘凉濡润养胃阴之法，治脾胃虚证的方法已粲然大备了。后世所宗的沙参麦冬汤、叶氏养胃汤等，有人认为是叶氏养胃阴之代表方，实在是不全面的，何氏研究《临证指南》多年，认为叶氏除了用甘凉濡润之法外，还注重降泄，因为“胃宜降则和”，且胃为阳土，胃阴虚则易生内热，故应在甘寒濡润之中，稍佐微苦清泄之品，以遂其通降之性。如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何氏用《金匮》麦门冬汤合《千金》温胆汤为基础，取参、麦、草、枣之甘凉柔润，陈、夏微辛之通降，茹、枳微寒之清泄；阴亏明显者，加沙参、石斛、百合之清养，而避寒腻；内热明显者，加蒲公英、旱莲草之清化，而远苦燥，药虽平淡，而收效甚宏，不少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经长期治疗后，转为慢性浅表性胃炎或基本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