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害”横行10余年，中医形成了后继乏人的趋势。如果不加紧培养，再过些年，迨老一辈凋谢殆尽，那时中医不淘汰也自淘汰了。卫生当局，有鉴于斯，三令五申，作出双抢措施。既要抢救老一辈，又要抢救下一代，必使祖国医学绵亘延续，发扬广大，确系英明决策，只要我们急起直追，补牢未晚也。
目前有三支力量的提法，即中医、西医与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对中医来说，不但理论要学深学透，更重要是临床功夫。在临症实践中，认识，再认识，熟能生巧，学问无穷。
为此，作为老一辈的中医，不能不注意对下一代传、帮、带的问题。如何做好传帮带，愿就此谈个人所识。
传。有一定的选择条件，因材施教，量体裁衣，则不会事倍功半。任何科学，能够学有所获，既要有毅力，又要有灵机，更需端正思想，终身不懈，则很少有不能成功的道理。祖国医学有自己的独特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有阴阳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舌脉辨证，进而至于五行辨证和方药辨证等。需谆谆传教，随时随地诱导深入，五年十年，并不为过。
帮。是帮助其不懂到懂，由浅入深。余据数十年医疗经验，再度强调临诊的“九点”：
（1）明理。简单地说，把经典著作，各家学说，择其要者，逐步深入，参透其病理、方理、药理、舌脉之理，这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必须扎扎实实，狠下功夫，务使巩固。
（2）识病。医之识病，犹人之识人，非一朝一夕所能洞察。必须在临床上无数次悉心观察、细研，日积月累，逐一地识别各种疾病的规律。明理而不识病，则不切实际，是一位空头理论家。
（3）辨证。临床诊病，先观其“病形”，次察其“病能”，通过其外形的表现，以测其内在的变化。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邪正盛衰、阴阳消长相互转化的过程。运用四诊作出诊断和治则，是祖国医学诊治疾病的辩证法。
（4）求因。在辨证要点之下，又必须求其发病的原因。人身的内部与外部、局部与整体之间均能互相影响，病情变化亦相当复杂，在治疗上不能见症治症，不究本质，不探病因，否则会失却主次，药不及病。
（5）立法。“明理”、“识病”是反映医者在医学理论方面的修养程度；而“辨证”、“求因”则属于观察、研究、分析、综合的能力；接下去就应是采取什么方法来祛除病痛。确定正确的治疗方法，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医通过从外到内，见证推理，以常衡变的诊断，从而确定治疗的基本法则，这就是所说的“立法”。
（6）选方。有法必有方，古今方剂都是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的总结。但“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要应用前人的经验理论，通过临床实践加以识别，从中增添新知识，创造新方法。选方并不是执一方以治一病，而是要深究其旨，慎思选用。因人、因时、因地明确辨证，灵活运用，方能曲尽中医之妙。
（7）配伍。中医处方大都是多味药组成，每味药的配合，有其不同意义。药物之间有主次辅佐，或制或引，以发挥它们的综合作用。如果把方中药物从配伍中割裂出来，单味去研究，这种做法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这背离祖国医学的基本原则——整体和辨证的观点。常见处方由于夹杂了不必要的一二味药，往往因牵制而失却效用。相反，运用得当，加一味或减一味，可以对某病变无效为有效。前人笔录，临床实践，确非虚妄。至于补泻同用，寒热互施，更须参透奥旨，才可大胆运用。
（8）适量。药量的重轻，确也重要。病重药轻，则药不及病，延误时机；病轻药重，则药过病所，诛伐无过，反致益疾。一方之药，除有其配伍意义外，用量亦有一定规绳。既要分清其主次，又要适合病情。药证相当，见效可必。因疗效不高而随便递加药量，甚至超过常用极量，这是违反原则的，切须注意。
（9）知变。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常有变。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既要知其常，又应达其变。
在治疗上不仅要掌握常法，且需随机应变。所谓“因病知变，因变知治”，就是这个意思，也确是临床辨证论治中很重要的一环。
上述诸点，如能深入理解，当有一定收获。
带。带的要点，还在于教。教有身教、言教，身教应重于言教。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下一代影响很大，所以应以身作则。病人生死，委之于医，必须对患者有高度的责任心，私字要少，眼光放远，推己及人。在辨证论治过程中，切忌主观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