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病的治疗，目前有趋补之势。胃为后天之本，后天有病，多由气血寒热阴阳、脏腑功能失调所致，当先调整，使之归于平衡，非必以补，方能助其后天。胃与脾互为表里，脏腑络属。胃主纳，脾主运；胃宜降，脾宜升；胃喜润，脾喜燥。其纳、运、升、降、润、燥六字，既概括了脾胃的生理特性和喜恶，又体现了治法内容。即其中升、运、润三字，虽寓有补法之意，但也示人不宜呆补、漫补、壅补。因此，胃病的补法应补中有通，静中有动。使补而不滞，润而不腻，能升能运，以顺其脾胃升降或通降之性。
胃病虽言初病多实，久病必虚，但必须结合临床实际，久病未必皆虚。例如久病由气入络，可表现为瘀痛实证或血瘀气滞；久病脾虚，痰浊困之，或久病及脾，运化失司，气滞于中，水湿不化，或复加情志、饮食所伤，往往又兼气滞、痰湿、食滞等，表现为实证或虚实夹杂。在治疗上，虽有脾虚，但如气滞明显，一味补之，往往滞气生满，导致滞痛、胀满等症加重；气虚夹滞，食积难化，如一味补气健脾，影响消导，反加胀痛；又如脾虚夹湿，或痰浊阻中，虽病由脾虚不运所致，临证如不细察舌苔，急于进补图本，过用甘腻之品，则反滋脘痞腹胀，甚至厌食、泛恶；再如中焦脾胃气虚，兼见湿热，或胃火内炽，或胃阴不足、虚火内扰，或脾胃伏热内蕴又兼脾虚之象，这等虚实寒热错杂之证，不能只见其虚，忽视其实；只重其本，不顾其标。如误用补法，或甘腻滋湿恋热，邪不易撤；或益气生火，助长其热，所谓“气有余便是火”也。
上述仅属举例，临床上尚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因此胃病虚证之用补法，不仅要“先其所因，伏其所主”，针对病因治疗，还要权衡标本缓急轻重，或先祛邪而后补虚，或补泻兼用。
胃病之使用补法，一般只限于下述几种情况。一是脾气虚弱，中气下陷，症见腹胀作坠，食后不化，形瘦纳少，或伴内脏下垂等，方用加味补中益气汤。用党参、黄芪、白术、甘草益气升阳；配升麻、柴胡以助升提；当归补血；陈皮、枳壳、香橼皮、佛手、大腹皮等助其通降，使补中有通，升中有降，脾阳升发，胃气下行，清升浊降，虚实更替，不使壅塞通降之路。二是脾胃阳虚，症见胃脘冷痛，或绵绵作痛，喜温喜按，饥时痛甚，得食痛缓，舌淡，脉沉细等。此时当以辛甘或甘温，建中通阳以缓其急，方用黄芪建中汤加良姜、金铃子、延胡、陈皮等。三是胃阴不足，症见胃脘灼痛或隐痛，口干纳少，大便干结，舌红少苔等。常用加减益胃汤治疗，以沙参、麦冬、石斛甘凉濡润，养阴生津；白芍、乌梅、甘草酸甘化阴，酌配金铃子、香附、丹参以行气和血，舒肝止痛。
至于胃病之虚实兼夹，多着重祛邪，主张先治其标，使胃复通降，脾得健运，从而食进胃强，水谷得以充养，则不补自补，脾胃自能恢复正常功能。不早用补剂，是防止祛邪不尽，窒塞脾胃升降气机。例如脾虚兼气滞，先用香附、苏梗、陈皮、香橼皮、佛手、枳壳、大腹皮等行气通降，虚证明显才用党参、炙甘草顾本；脾虚中焦湿浊不化，常用藿香、佩兰、川朴、清半夏、茯苓、滑石、通草等芳化淡渗，脾虚明显才加山药、扁豆、苡仁等运脾助中；脾虚夹有食积，则先用鸡内金、枳壳、陈皮、莱菔子、制大黄、谷麦芽、胡黄连、吴萸等消导化积，如脾虚明显才加太子参、白术等消中兼补。
胃病之治法，应着重于“通”，补法亦需寓通。正如高士宗所说：“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朱丹溪说过，“痛无补法”，“诸痛不可补气”；但后来他又说：“脾虚正气不行，邪着为病……若不补气，气由何行？”朱氏通过临床实践，认识上有了发展。董氏主张治胃宜通降，即使有可补之征，也要遵守如下三个原则：一是确属虚证，而且虚可受补；二是要补之得当，补之得法；三是要补中兼通，反对漫补、呆补或壅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