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冠心病用活血化瘀法之得失
冠心病隶属于祖国医学“真心痛”、“胸痹”等疾病的范畴。早在《内经》就有“厥心痛”，“痛如锥针刺其心。”“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等记载。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不仅描述了“胸痹”的症状：“胸背痛，短气”，“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同时指出其脉“阳微阴弦”，揭示了阴乘阳位的病机。仲景所创立的以温阳散结为主的治疗大法，为后世所宗。究其意义，乃胸中阳微则阴寒上乘，于是心脉痹闭，血运不畅，不通则痛。仲景以降，历代医家对心痛之认识有所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朱丹溪提出“心胃痛，须用劫药，痛乃止，如仓猝散”。《圣惠方》金铃子散可治热厥心痛；危以林治“猝暴痛”用苏合香丸，均有很高的疗效。
而前辈医家，针对此症之“心脉不通”，采用活血化瘀法者尤众。考活血化瘀法之应用，至少有2000余年历史，《内经》成书约在周秦之际，其中已记载不少瘀血之病机及活血化瘀之治则；《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之前，其中列载许多活血化瘀药物。现代对活血化瘀的研究更为深入，实践证明，它对缓解心绞痛，降低血脂及改善心电图均有较好的作用，不失为治疗冠心病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有一种忽视辨证论治，滥用活血化瘀法的倾向，影响了科研工作的深入，妨碍了疗效的提高。须知冠心病有虚有实，即使实证，亦系本虚标实；实证当化瘀宣通，虚证必须扶正养营；若虚实不辨，一味化瘀，徒伤正气，于病何益？冠心病病位在心，但与其他诸脏均有密切的关系。必须整体地、辨证地看待，才能使处方用药吻合病机。《内经》早有“肾心痛”、“胃心痛”、“肝心痛”、“肺痛”之说，可见五脏之滞，皆可发为心痛。关于心病的证治大法，《难经》指出：“心其心者，调其营卫”。清代名医薛宝田先生推衍其义，谓“荣卫为血脉之所生，心为之主；然荣卫起于中州，肝肺脾肾实助其养，养其四脏则心自安也。”（《北行日记》）此见甚是，而“养其四脏则心自安”之论，更是发前人所未发，堪作临床指南。譬如冠心病伴心气不足，证见胸闷气短，心痛隐隐，心悸殊甚，忐忑不安，口干少津，苔薄，脉细涩者，治心必兼补中。胃之大络名虚里，心悸殊甚，乃宗气外泄。此证忌用活血化瘀法，我常取生脉散合四君子汤加玉竹、桂枝、柏子仁（大量），以益心气养心营，通心脉，兼扶中气，收效较佳。
二、复心阳则桂枝需用大量
桂枝与甘草同用能复心阳，其义本《伤寒论》。论中谓：“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过汗引起心阳虚，取此二味以复之，寓意良深。阴为基，阴非阳不化。桂枝能和营通阳，甘草既能养营补虚，又能宣通经脉，二味并用，刚柔互济，心阳渐复，对心动过缓当有效。心动过缓之由，总因心阳不足，心脉不通使然，一般均有心悸怔忡，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甚则昏仆，脉细缓无力，或细涩，或浮缓等见症。但有用此方不效者，我认为关键在于桂枝之用量是否得当，若拘泥于常规，药力不及，则难取显效，或致无效。只有大剂量使用，方可收理想之疗效。我治心动过缓症，用桂枝一般从10克开始，逐步递增，常用至24克，最多用30克，直服至心率接近正常，或有口干舌燥时，则将已用剂量略减2～3克，续服以资巩固。当然，辨证如不属桂枝甘草汤证者，不在此列。
三、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当注意解毒护心
病毒性心肌炎临床常见，一般由感受时邪或时病之后，出现异常疲劳、食欲减退、胸闷、胸痛、心悸怔忡、气短、脉细数而促或伴见结代等一系列症状；心电图示Q－T间期延长，T波平坦或倒置，各种心率失常，如频发过早搏动（二联律、三联律）及Ⅰ度或Ⅱ度房室传导阻滞，心动过速等。治疗必须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不能囿于一般时感治疗而贻误病机。
此证的产生，系正气亏虚，病邪内舍心包使然。心虚则有心气虚、心阴虚两大类，假使在感邪之初，及早采用补心气或益心阴并加用解毒之品，将对心肌炎有预防作用。先师张次公先生盛赞人参败毒散用人参之妙：方中人参非徒扶正以资汗源，且寓有护心之深意。加减葳蕤汤用玉竹，其意亦然。由于热病易于伤津耗液，故心肌炎以心阴虚最为常见。
我治此症而致的心律失常，常取生脉散为主方，加玉竹、柏子仁、功劳叶养阴通络；琥珀镇静解毒，板蓝根、连翘、白花蛇舌草、甘草清热解毒。近年来参用珠黄散内服，每次一支，一日二次，颇收佳效。热盛加苦参；胸痛加参三七末、郁金；胸闷加娑罗子、合欢皮。随证变法，尚称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