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察病机——重视肝脾肾
周氏指出，高血压病属中医“眩晕”、“头痛”的范畴。本病的发生与阴阳失调，气血紊乱有关，其病机涉及肝肾脾胃，病理上相互影响。如七情伤肝，肝郁化火，火盛灼津，则肝阳上亢；劳欲过度，高年肾衰，阴精亏耗，水不涵木，则肝用失于承制，亢而为害；恣食肥甘或饮酒过度，损伤脾胃，脾失运化，痰浊内生，夹肝风而上扰清窍，皆可导致高血压之眩晕头痛。在病机转化上，肝阳上亢，化火动风，下灼肾阴，可导致肾阴亏虚。而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肝失所养，则肝阳更亢，如此形成恶性的病理循环，经久不愈。阴耗过度，又可阴损及阳，则出现肾阳不足，或阴亏于前，阳损于后，而形成阴阳两虚证。脾为后天之本，升清之枢，过食肥甘厚味，酿成湿热，热盛伤阴，如《医门法律》云：“醇酒厚味……久之酿成内热。”且脾胃受损，运化失司，水谷不化精微，下充于肾，亦可致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阳上亢。而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肝失所养，肝气横逆，又可乘犯脾土，脾虚不运，酿湿成痰，痰郁日久，化生痰火，灼伤肾阴，阴虚阳亢。由此可见，在肝脾肾之间形成一个病理循环，从而表现为肝阳、肝风、夹痰夹火等一系列变化。本病的病机可概括为“病位在肝，根源在肾，变化在脾”，临证时，宜多从肝脾肾三脏进行考虑，复其阴阳调其气血，则证合病机，法中肯綮。
二、辨病证——掌握虚实夹杂
周氏认为，细究本病，其病机无非上实下虚。上实表现为肝阳、肝火、肝风，症如烦躁易怒，火升面赤；下虚指肾水不足，如腰膝酸软，夜尿频多。阴阳失去平衡，阴虚导致阳亢，这是本病的基本病机。而在其病机演变过程中的乘侮关系，往往涉及于脾，产生痰浊、痰火、瘀血等证，导致虚实夹杂，正如《玉机微义》云：“眩晕一证……所谓虚者，血与气也，所谓实者痰涎风火也。”另外，肝阳、肝火、肝风的证候也有其不同，应予鉴别。
1．肝火：肝为刚脏，性喜条达而恶抑郁。若肝郁不散，久而化火，即所谓“气有余便是火”。
由于火性上炎，其症见于上，以头痛，头胀，头面烘热，口苦，面赤，耳鸣为常见。
2．肝阳：肝阳上亢之因，一为肝热，使阳升于上；一为阴虚，阳无所敛而浮于上，其症以头晕为多，伴有面红目赤，口干苦，舌红脉弦。
3．肝风：肝阳亢极而化生肝风，如叶天士所云：“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因风性主动，故其主症为眩晕，甚至昏仆，肢麻，振颤。
肝火、肝阳、肝风三者之间存在有相互转化的关系，如“热极生风”、“肝阳化风”、“风火相煽”。而在其相互转变过程中，往往导致因虚致实，或因实致虚，临证时应分清虚中有实，不可执其一偏。
三、立治法——调肝、补肾、理脾
高血压病的病机重在肝脾肾，其治疗以调肝、补肾、理脾为重点，知常达变，灵活运用。调肝法常用苦寒泻肝、甘寒柔肝和降气平肝药，用以治疗肝火亢盛，阴虚阳亢，肝气升发太过之证。苦寒泻肝药主要有龙胆草、夏枯草、白蒺藜、黄芩、栀子；甘寒柔肝药主要有生地、白芍、玄参、枸杞子、麦冬、五味子；降气平肝药常用天麻、钩藤、生龙牡、石决明。补肾法常用甘温滋养，阴阳兼顾药。肾为肝之母，肾阴为各脏阴液的源泉，对肝的滋养尤为重要。叶天士云：“精血衰弱，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因此，补肾是治疗本病的关键，尤其是长年不愈，病势缠绵者，补肾不仅可养肝以敛其亢阳，而且在巩固疗效方面作用显著。常用补肾阴药有熟地、山萸肉、桑椹、首乌、桑寄生；补肾阳药有巴戟、杜仲、仙灵脾、仙茅。理脾法常用健脾和胃，升清降浊之品。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饮食失当与高血压病有密切关系。脾胃损伤，中湿不化，湿聚生痰，痰壅肝郁，可致肝风夹痰上扰而发病，故治疗本病，调理脾胃也十分重要。脾胃健运则升降有序，枢机得平，风痰自消。常用健脾和胃药有陈皮、茯苓、山楂、枳实。
如有食滞，可加莱菔子、炒二芽；痰瘀同病者加丹参、地龙、瓜蒌、胆星。
叶天士云：“凡肝阳上亢，必须用介类以潜。”临床证明，治疗高血压病，用介类、石类、化石类药以潜降上亢之阳颇为有效，但应掌握其不同的作用特点。石类药如生磁石、紫石英，宜用于肝火上扰之实热证；介类药如生龙牡、玳瑁、珍珠母、石决明之类，其味咸寒具有滋阴潜阳之功，适用于肾水不足之阴虚阳亢证；化石类药如生龙骨、生龙齿类，具有安神除烦作用，适用于阴虚阳亢，神明被扰而见多梦易惊、烦躁不安者。另外，介石类药物，性质重坠，易碍胃气，多配伍健脾和胃药，以纠其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