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治法始于《内经》成熟于《金匮》活用于《理瀹骈文》
外治法是运用药物和手术配合一定的器械等，直接作用于病人体表某部、九窍或病变病位以达到祛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外治法的渊源久远，始于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至《内经》，便有“内者内治，外者外治”的提法，开始了针砭、按摩、烟熏、猪膏、外用等外治法，其中有治筋急用“马膏膏法”及“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白酒和桂以涤风中血脉”的记载。
《周礼·天官篇》也提出“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郑玄注五毒：“今医人有五毒之药，合黄蝥、置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其中，烧三日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以治疡。”至汉代，仲景在《伤寒论》便较系统地记叙了用药摩、润导、烙、沥、洗、熏、坐、浸脚等各种外治法及创制相应方药。到了明清时期，中医的外治法已较为成熟，有薛己的《外科枢要》、王肯堂的《疡科准绳》、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吴师机的《理瀹骈文》，则被认为是第一部内病外治的专著，主张用外治法通治内外诸病，每证用药，都以膏药薄贴为主，选择性地配以点、嗅、敷、熨、熏、浸、洗、罨、擦、坐、嚏、烙、刮痧、火罐、推拿等数十种外治方法，经“月阅症四五千人，岁约五六万人”，“始知膏药能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并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历代医家，总把肿瘤诸疾归属外科类，属“疮疡”、“肿疡”等范畴，因此，外治法在肿瘤病上的治疗作用，便倍受重视。
外治的方法，如敷、罨、熨、熏蒸、吸入、热烘、浸浴、溻渍、发泡、膏摩、点眼、嗅鼻、漱涂、扑粉、导塞、薄贴等；外治的药物治疗，有膏药、油膏、箍围药、掺药等。外治药种类繁多，其应用也须辨证施治，辨明疾病的寒热虚实而用药。吴师机曰：“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大凡外治用药，皆本内治之理，而其中有巧妙处，则法为之也。”外治药物的作用机理，即是药物透过皮毛腠理，通过经络的上下贯通，内达脏腑，调整机体的阴阳偏性，祛除病邪。现代医学也认为：透皮吸收给药途径，是第三条给药途径，已逐步引起重视。周氏熟研吴师机的《理瀹骈文》，推崇“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常以内服外治并举，以疗“汤药不足尽病”的癌瘤痼疾，每每奏效。
二、外治法治癌源于“有诸内必形诸外”
《灵枢·海论》曰：“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因此，经络可以沟通表里，贯穿上下。脏腑内在的病变，通过经络的联系而传到体表，而体表的毒邪，也可通过经络的传导而影响其他脏腑。《卫济宝书》指出：“毒发于外而为痈，毒蓄于内而疽。”癌瘤痼疾，因于机体阴阳不和，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不通而成寒凝，热毒，痰结，瘀血的病理产物，通过经络的传导，发于体表而为“肿疡”，结于体内而为“症积”。周氏认为，体表所见癌瘤，皆因内脏气血紊乱所发，赞同“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地”的观点。列举如下：乳岩：乳头属肝，乳房属胃，脾与胃相连，互为表里。冲任之脉起于气街（胞内），与肾经相连，循经上行乳房，而冲任之脉系于肝肾，因而，乳岩的发病，与肝脾肾关系最为密切。或因肝郁脾虚，痰浊凝结，经络痞塞，结滞乳中，或因肝肾不足，气虚血亏，脉络空虚，气滞血凝，阻于乳中，皆成乳岩。
失荣：即颈部淋巴结转移癌。“其患多生肩上，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动，半载一年，方生隐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如泛莲，秽气熏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越溃越坚，犯此俱为不治。”失荣肿物生于颈部两侧，为少阳、阳明经脉所过之处，少阳属肝胆，阳明为胃经，大凡肝胆郁结，疏泄无度，则气滞血瘀；阳明腑实，水谷不化，则痰湿内生，终使经脉气血逆乱，痰火凝聚而结块。
舌菌：舌本属心，舌边属脾，心脾二脉皆系于舌本。因心绪烦扰，心火上炎，思虑伤脾，致气郁化火，循经上升，火化成毒，结于舌本而成。故舌菌总由心脾火毒所致。
茧唇：足阳明经脉环唇，脾为统血之藏而主肉，其荣在唇，故唇癌之病与脾、胃二经之积热有关，皆因思虑过度，心火内炽，移热于脾经而成。
肾岩：这里主要指阴茎癌。《疡科心得集》曰：“夫肾岩翻花者，俗名翻花下疳，……由其人肝肾素亏，或又忧思郁虑，相火内灼，水不涵木，肝经血燥而络脉空虚，久之损者愈损，阴精消涸，火邪郁结。遂遘疾于肝肾部分……玉茎渐渐肿块，其马口之竖肉处，翻花若榴子样，此肾岩已成也。”阴茎癌属肾岩范畴，肝主筋，阴茎为宗筋之所聚，又为肾之外窍，故阴茎为肝肾所属，肝肾阴虚，相火内灼，水不涵木，肝经血燥而络脉空虚，足三阴之脉皆从足走肾，湿气先自下受，湿火乘虚侵袭，结聚于肝肾而成。
子宫颈癌：宫颈属女子胞，冲任起于胞中，冲脉隶属于肝，任脉隶属于肾。故子宫颈癌的发生，多与肝肾亏虚，精血不足，阴虚火旺，气血凝滞，经络阻塞，冲任失调有关。
三、外治经验举隅
外治法经长期的医疗实践，证明其具安全有效，适应证广，简便价廉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可用于“不肯服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可治愈“大方脉”所不能解决的病。癌瘤痼疾，因于气血瘀毒胶结，肿块非峻猛药难以化开，却又往往正虚邪实，不胜攻伐，仅靠内服药物难以胜任，故临证时总喜内服药物与外治法并举，所使用的外治法，丰富多彩，如中药雾化吸入治疗支气管肺癌；青黛粉外涂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肝脾肿大、癌症合并带状疱疹；田螺膏敷脐治疗腹水；香砂大蒜膏外敷穴位以健脾；双柏水蜜外敷以祛瘀消症、消肿止痛等。周氏在众多的外治法中，尤对使用薄贴及直肠内给药（即导法）体会颇深，兹介绍如下：
1．创制琥珀止痛膏，止痛消瘤疗效佳
苏某某，男，35岁，1981年9月就诊。患者因左上腹肿块，消瘦，纳呆诊为原发性肝癌，剖腹探查已为肝内扩散，行肝动脉插管化疗，术后3个月，肿物明显增大，腹块昼夜疼痛，呈持续性刺痛及阵发性剧痛，辗转反侧，痛苦难言，初用止痛片、颅痛定、杜冷丁等药可止痛，后发展至每2～3小时要求注射杜冷丁，遂外贴“琥珀止痛膏”，1天后疼痛逐渐缓解，敷药1周，停用各种止痛药，腹块已无明显疼痛，但肿块未见缩小，患者后因黄疸、腹水，继发肝昏迷而死亡。
琥珀止痛膏由琥珀、马钱子、蟾酥、樟脑、冰片、大茴香、丁香、山奈、石菖蒲、威灵仙、斑蝥、天南星、黄连等组成，药物辛香燥烈，药性峻猛，以毒攻毒，具通络祛瘀，消肿止痛功效。中医学认为，“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疼痛皆因气血郁滞，脉络瘀结所致，使用琥珀止痛膏外敷患部，可以化散其毒，不令壅滞，通络止痛，祛瘀散结，药物经制成膏剂，药力缓慢释放，毒性减少，却能穿透肌肤，直达病所，徐大椿曰：“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内，其流行于经络脏腑者，必服药乃能驱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临床应用中，琥珀止痛膏广泛用于各种癌瘤引起的痛证，如肝癌、头颈部瘤、肺癌、骨转移瘤及乳腺、腮腺等某些浅表良性肿瘤，经100余例患者使用，证明其能减轻疼痛，缩小肿块，有效率为84.11％。
2．直肠给药起沉疴，解毒得生显奇效
（1）直肠癌出血：陈某某，男，76岁，因大便习惯改变约2年，伴粘液血便半年余而就诊，经纤维肠镜诊为直肠癌，升结肠及横结肠瘤样息肉，近则便下鲜血量多，日10余次，后阴坠痛，里急后重，眩晕眼花，不思饮食，查体：贫血貌，恶病质，浅淋巴结肿大，腹软，舟状腹，肝脾不大，左下腹有明显压痛，直肠指检距肛门6cm处触及肿物约5cm×5cm×8cm，表面凹凸不平，质硬固定，指套有鲜血，舌苔黄厚，舌质淡，脉细数无力。用解毒得生煎加棕榈炭30克、罂粟壳15克、五倍子15克，水煎肠内滴注，2次后便血明显减少，5次后便血及里急后重消失，胃纳、精神均好转。
（2）肠癌腹腔化疗后急腹症：赵某某，男，60岁，住院号：65203。缘盲肠腺癌腹腔及盆腔广泛转移而入院，症见疲乏无力，腹胀气促，纳呆畏食，口干口苦，二便短少，体检呈恶病质，痛苦面容，呼吸浅促，30次／分，心音减弱，律齐，112次／分，蛙形腹，腹围92cm，叩诊音实，肝脾触诊不满意，在局麻下腹穿缓慢抽出黄稠腹水4000ml，注入5—FU1克，CP（短棒菌苗）7cm，术后症状缓解，安然入睡，第二天起开始出现腹胀腹痛，至第4天腹胀同前，疼痛转侧，神疲呻吟，气促口干，饮入呕吐，大便7天未行，小便短少（约100ml），查体：BP11／7kPa，呼吸36次／分，心率钟摆样130次／分，腹围93cm，叩诊鼓音，肠鸣消失，X光检查示不完全性肠梗阻，舌光无苔，红绛舌摸之无津，脉细弱无力，拟诊为肠梗阻、肾损害、酸中毒，用解毒得生煎加蛇舌草、徐长卿、半枝莲各30克，水煎肠内滴注，用药后3小时得矢气，排除暗褐色溏便4000克，连续滴注7次，全身症状好转，可进流质或软食，二便渐正常，腹围缩为82cm，1周后出院转门诊治疗，随访半年仍健在。
（3）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李某某，男，62岁，住院号：78788，4个月前因腹痛、腹胀、呕吐渐至食入而吐，大便4日未行而就诊，在外院拟肠梗阻而手术切除右半结肠肿物并回肠、结肠吻合术，病理检查为结肠低分化腺癌，术后恢复良好。近又出现腹胀腹痛，并于右胁下及右下腹壁摸到鸡蛋及荔枝大肿物，CT检查为右肾上腺、腹腔内及右腹壁多处转移癌，并中量腹水，予以5—FU500mg／m2，加大剂量CF（200mg／次）静脉注射，连用5天，化疗后第五天出现腰痛、呕吐、心悸、尿少、口干纳呆，查体有心律不整、心率104次／分，双肺无罗音，腹胀轻压痛，双肾区叩击痛，舌质红绛无津，脉促，血、尿及生化检查示肾功能损害、高钾血症、高尿酸血症，诊为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用解毒得生煎合半枝莲30克、蛇舌草30克、白茅根40克，煎液肠内滴注，用药后大、小便次数和排量增加，1周后肾损害和酸中毒渐趋正常，3个月后复查，腹水和腹部肿瘤消失，体重增加11kg。
中药直肠内给药，由仲景的“蜜煎导方”、“土瓜根方”、“猪胆汁方”开始，《伤寒论》中记述：“阳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硬不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明·王肯堂《证治准绳》谓“凡诸秘服药不能或虚人畏服利药者，用蜜煎导”，“冷秘用酱生姜导”，“热者猪胆汁导”。清·吴谦在《医宗金鉴》谓：“燥屎已至直肠，难出肛门之时，则用蜜煎润窍滋燥导而利之，或土瓜根宣气通燥，或猪胆汁清热润燥，皆可为引导法。周氏深感肿瘤内科疾病，或因消化道梗阻，如食管贲门癌、肠癌等致无法摄纳；或因病在下焦，如癌性腹水、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等，使内服药液难以直达病所；或因体质上寒下热、抗癌药苦寒败胃等诸多因素，使内服药液难以奏效，因而自拟“解毒得生煎”汤剂直肠内给药，方由大黄20克、黄柏15克、山栀15克、蒲公英30克、银花20克、红花15克、苦参20克组成，有清热解毒，荡邪通腑，祛瘀消症功效，广泛用于消化系统癌瘤的辨证治疗，如结肠多发性腹腔化疗后继发急腹症、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食道癌所致的消化道梗阻，以及各类肿瘤引起的高热、腹痛、呕吐、尿少、便结、血证（吐中便血）等，取得了85％的近期有效率。
《内经·五脏别论》曰“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古人强调“六腑以通为用”。而肿瘤的发病特点为正虚邪实，如《医宗必读·积聚篇》言：“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内服大剂、峻剂药物常较难为病人所接受，且伤正气，故设“解毒得生煎通过直肠给药的方法，助大肠腑气通降，使六腑通利，糟粕得除，邪有出路，又无伤正之虑，因而，广泛用于各类肿瘤内科疾病的治疗。周氏认为晚期消化道癌瘤，多表现为饮食不下、腹痛、大便不通等，皆因腑气不通而致，如直肠癌因“蕴毒内结”或“毒聚肠胃”致腑气不通，故“结而为肿……二便乖违”，脓毒血便；肠癌腹腔化疗后急腹症，则为燥屎内结致腑气不通，表现为“阳明腑实”或“热结旁流”，宜通降腑气为先；而食道癌呈现“湿痰死血阻塞胃口而成”，张景岳认为“噎膈一证，……伤阴则精血枯涸，气不行，则噎膈病于上，精血枯涸，则燥结病于下”，故用通腑法，宜“急下存阴”，此即《内经》的“病在上，取之下”之意；又如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为敏感性肿瘤化疗后出现大量肿瘤细胞崩解，引起肾功能损害，因其主要表现为呕吐及小便不通，属“癃闭”范畴，故也用通降腑气法，为“吐之下之”之法，使水毒下利、浊阴得降、清阳得升。癌症的高热不退，辨证当属“内热”，《素问·调经论》谓其病机为“热气熏胸中”，而心肺居胸中，“肺与大肠相表里”，在生理上，六腑的传化，须靠肺气的正常肃降，在病理上，若肺失肃降，便可致气郁发热，气滞便结，采用“提壶揭盖”之法，使肺热从大肠泻下。对于癌症高热，在诸法均未奏效时（包括强力大剂的抗生素），采用直肠内给药法，荡涤大肠燥结，使腑气得通，肺气肃降，水液输布，气机畅达，则内热得退。解毒得生煎，是为毒去生还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