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治癌历史久远辨证规范遵循六经
祖国医学虽没有“癌症”、“恶性肿瘤”之病名，但对癌瘤认识源远流长。早在殷墟甲骨文字就记载有“瘤”的病名。《周礼》记“疡医”专门医治“肿疡”（肿瘤病），战国成书的《山海经》载有抗瘿瘤（颈部肿物）药物。公元7世纪的《晋书》有“初帝目有大瘤疾，使医割之”的手术记录。
宋代《卫济宝书》第一次使用“癌”字，谓“癌疾初发，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仁斋直指方》谓：“癌……以地胆（斑蝥）为主，而后可以宣其毒矣。”《疮疡经验全书》描述乳岩“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迟则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对于癌瘤的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多仅停留在肿块硬实如山岩，溃破翻花难收口，能烂及五脏的恶疮毒瘤等表象上，未能认识到癌瘤为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因此，对于癌瘤的辨治，也多为有方无法，或有法无方，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周氏研究肿瘤20余载，潜心攻读各家学说，认为肿瘤的辨证施治规范形成始于《伤寒杂病论》，如：《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曰：“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而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和方法，不仅为外感热病而设，同样也适用于内伤杂病。《伤寒杂病论》开拓了中医辨证论治规范，朱丹溪誉为“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中医肿瘤学的辨证施治应遵循《伤寒杂病论》的法度。
仲景伤寒的六经辨证，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仲景在此基础上，以脉证为根据，不拘时日，不分次第，根据脏腑经络病理变化情况，以三阴三阳六经作为分证纲领，而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的六经辨证，在六经辨证中，疾病的演变，可有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等，非独总按三阳病、三阴病六经排列的顺序传变。仲景的六经辨证，吸收了汉代以前有关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概括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热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根据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六个不同类型，用以作为辨证论治，因人而施的准则。同时，以六经来代言脏腑及其经脉，倡导了辨证论治要与辨病位相结合的辨证方法。因而，六经辨证，不仅用于外感热病，也广泛地被应用于内伤杂病的辨治，由此我们可领悟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内涵。临证时，须灵活变通，治病既不离法，又不为法所拘，且辨证须与辨病结合。肿瘤的辨治，同样须根据各种临床证候，辨明病属寒热虚实，病在何脏何腑，属何经脉，而灵活运用六经的辨证方法，如消化系统肿瘤，出现“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病位少阳，病机属肝气郁结，肝胃不和，肝脾不和者，用小柴胡汤主之；腹腔肿瘤，不论原发或继发的，出现“腹大满不通”“腹胀满”伴呕吐，腹痛，纳谷不下属胃（肠）燥热津伤而致的痞满燥实证；或“无表里证”，仅为“大便难，身微热”，并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真阴耗竭，目失所养证候；前者多为体质壮实者，后者多为年老体虚者，但理化检查均有肠鸣音亢进，腹透均提示不完全性肠梗阻，病位在阳明者，均可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通腑祛邪，荡涤积滞。泻心汤证的心下痞，是由于脾胃升降失常，脾气当升不升，胃气当降不降，气机痞塞于中而致，故化、放疗患者，出现脾热或胃寒脾热的寒热错杂呕吐证，常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而获效；但若属脾阳虚出现腹胀满者，则须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食道癌所致胃虚痰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用旋复代赭汤。癌瘤引起的腹水证，因膀胱气化失常，水饮内停，小便不利，辨证为太阳腑证之蓄水证，可用五苓散主之；又如“脉微而沉”、“瘀热在里”之抵当汤证，为瘀血内结。盖肿瘤的成因，与“瘀”密切相关，故临证时体壮而有“瘀”表现者，均可选用。因此，深刻领会仲景的六经辨证精神，而不拘泥于表面上属某经某证，即是仲景教导我们的“思病之源，思过半矣”。
二、一方代表一法
治病必求其本《伤寒杂病论》每一方均能代表一法，如解表剂之桂枝汤代表辛温解表法，麻杏甘石汤代表辛凉解表法；泻下剂中承气汤代表寒下法，大黄附子汤代表温下法，麻子仁丸代表润下法，十枣汤代表逐水法；和解剂中小柴胡汤代表和解少阳法，四逆散代表调和肝脾法，半夏泻心汤代表调和肠胃法；清热剂中白虎汤代表清气分热，白头翁汤代表清脏腑热；温里剂中理中丸代表温中祛寒法，四逆汤代表回阳救逆法，当归四逆汤代表温经散寒法；补益剂中炙甘草汤代表温补心阳法，肾气丸代表温补肾阳法；理气剂中半夏厚朴汤代表行气化痰法；旋复代赭汤代表降逆化痰法，理血剂中下瘀血汤代表活血祛瘀法，温经汤代表温经祛瘀法，桂枝茯苓丸代表祛瘀消症法，大黄蟅虫丸代表祛瘀生新法；祛湿剂中茵陈蒿汤代表清热祛湿法，五苓散代表利水渗湿法，苓甘术甘汤代表温化水湿法；祛痰剂中小陷胸汤代表清热化痰法，苓桂五味姜辛汤代表温化寒痰法；大柴胡汤代表表里双解法；酸枣仁汤代表养血安神法；桃花汤代表涩肠固脱法；麦门冬汤代表滋阴润燥法；鳖甲煎丸代表消痞化积法；乌梅丸代表温脏驱虫法；瓜蒂散代表涌吐法；大黄牡丹汤代表泻热破瘀法，如此等等，均说明仲景熔理论与方药为一炉，辨证论治，处方遣药，相当严谨。周氏把仲景的辨证论治法度活用于临床，如对痰证的认识，将痰分为湿痰、燥痰、热痰、寒痰、风痰、老痰、痰瘀等。对于湿痰，选用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等；对于燥痰，选用麦门冬汤等；对于热痰，选用小陷胸汤；对于寒痰，选用苓甘五味姜辛汤；对于痰瘀互结，选用鳖甲煎丸等。对瘀证的认识，属气滞血瘀的，使用理气加祛瘀法；属气虚血瘀的，使用补气祛瘀法；寒凝经脉的，使用温通祛瘀法。同为冲任虚寒的血瘀证，血虚者用温经汤，体壮者桂枝茯苓丸；而病属晚期，正气虚衰者，用鳖甲煎丸、大黄蟅虫丸。同为肺癌患者，见咳喘，痰涎壅盛，胸胁硬满而痛，大便滞下或稀溏，舌暗淡，苔白厚腻，脉弦滑，属“寒实结胸”者，用三物白散方治疗，若见咳嗽、发热、痰黄粘稠，舌红或暗，苔黄腻，脉滑数，属痰热壅盛，或热结血瘀者，用千金苇茎汤；若肺癌合并有胸水，“喘不得卧”者，用葶苈大枣泻肺汤；若肺癌放疗后，出现“虚羸少气，气逆欲吐”之气阴两伤，余热未清，胃失和降证，用竹叶石膏汤主之。周氏反对谈肿瘤不管寒热虚实即用大剂之寒凉攻下药。对于辨证施治原则是否适应于肿瘤的辨治的疑惑，强调肿瘤的治疗效果的差异不应归咎于辨证施治的原则，恰恰相反，是因为辨治技能未至炉火纯青故也。努力提高中医肿瘤辨治水平，“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肿瘤界同仁的共识。
三、八法在现代中医肿瘤治疗中的活用
《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治法，大体上可用八法概之，即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周氏认为，八法在现代中医肿瘤治疗中的运用，应有所侧重，灵活变通，如汗、吐法，由于肿瘤为内伤杂病，除非兼杂太阳表证使用汗法，痰涎壅盛偶用吐法，素来在肿瘤的辨治中，此二法较少使用。其他方法，则根据体质的强弱，病情的缓急，病性的寒热，正邪相争情况而辨证地应用，诸法可分可合，临证灵活变通。
下法，即泻下法，具有通泄大便，攻逐水饮，泻下实热之效。根据病情及体质的不同，下法具体运用又分为寒下、温下、润下、峻下逐水等法。下法在肿瘤治疗中的运用，除用于大便不通，腹胀大而痛等的痞满燥实证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消瘤破积法的具体运用上。肿瘤在体内多表现为症瘕积聚，盘根错节，留着不去，肿块日渐增大，在发病早、中期，以邪气炽盛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体质壮实者，因此，治疗时多采用消瘤攻坚、通利破积之峻药，以荡涤积滞，推陈致新，消散瘤块。《素问·至真要大论》谓“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是也。消瘤破积法属于下法，宋·张子和《儒门事亲》认为“积聚陈于中，留结寒热在内”者，宜用下法，下法能使“陈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消瘤破积药多数气厚力猛，药性峻烈，《素问·五常政大论》谓“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因此，临床使用时，注意只须衰其大半则已。
和法，即和解法，用于邪在半表半里，或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调，具有疏通调和作用。《伤寒杂病论》的和法，包含了调和阴阳、表里、营卫、脏腑功能等作用。肿瘤的成因，多由脏腑功能失调，阴阳不和所致。《诸病源候论》谓：“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症者，由寒温失常，致脏腑之气虚弱……”如乳岩，《疮疡经验全书》曰：“阴极阳衰，血无阳安能散，致血渗与心烦而成乳岩。”《外科正宗》曰：“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者，致经络痞涩，聚结成核。”其主要病机表现为肝脾不和、冲任失调，治疗宜疏泄调达，调和肝脾，调摄冲任。肝癌之为病，总与肝郁脾虚，肝脾不和相关。肝为刚脏，喜条达而恶抑郁。忧思郁怒，情志抑郁，气机不畅，肝失疏泄，“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肝郁犯脾，致脾虚不运，故有胁胀痛不适，纳呆，疲乏，消瘦，泄泻等肝郁脾虚症状，治宜疏肝理气，健脾和胃。和法的运用，总以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目的。
温法，又称祛寒法，是用温热性药物，以祛除寒邪，补益阳气的一种治法。其主要作用是回阳救逆，温中祛寒，消除沉寒阴冷等。世人治疗肿瘤，惯用寒凉之剂，殊不知温热药的妙用。盖因既往肿瘤的辨证，皆归属于疮疡外科，如《外科启玄》、《外科大成》、《外科证治全生集》、《疡科心得集》、《外科证治全书》等，都有关于肿瘤病的阐述，但由于多从直观的角度思维问题，如体表肿瘤多表现为溃烂翻花、腥秽恶臭等，故辨证多从火毒而论。但也有从温热论治的，如清代外科名医王维德在《外科证治全生集》中指出：“大者名恶核，小者名痰核，与石疽初起相同。然其寒凝甚，结毒根最深，却不易溃。未溃之前，忌贴凉膏，忌服凉药，内服阳和丸、犀黄丸可消。”其创制的阳和丸，由肉桂、麻黄、炮姜炭温热类药物组成。明·薛己在《口齿类要》中也指出：“（治疗唇茧）大要审本症，察兼症，补脾气，生脾血……若患者忽略，治者不察，妄用清热解毒之药，或用药线结去，反为翻花败症矣。”因此，周氏指出，肿瘤的治疗，非独用寒凉之剂，如对胃癌的辨证，胃主受纳与运化，《中藏经·论胃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症之法第二十七》谓：“胃者人之根本也……实则中胀便难，肢节疼痛，不下食，呕吐不已。虚则肠鸣胀满引水滑泄……病甚则腹胁胀满，吐逆不入食，当心痛，上下不通，恶闻食臭，嫌人语，振寒喜伸欠。”胃体癌变，不能腐熟水谷，影响受纳与运化，故有纳呆、上腹饱胀、疼痛等症状，其临床分型，虽也有肝郁胃热等各种证型，但总以脾胃虚寒型为多，临证多见胃脘隐痛，喜按恶凉，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颜面㿠白，口淡乏味，时呕清水，神疲肢冷，倦怠短气，便溏腹泻，舌苔润，舌质淡胖，脉沉细或沉缓。周氏善用附子、肉桂、吴茱萸、高良姜等温热类药于汤剂中，其意明了。又如痛证，病因由气滞、血瘀、痰凝等而致，致经脉不通，不通则痛。但在临证时，周氏也多在辨证基础上加用温通经脉之药，标本同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清法，又称清热法，是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的一种方法，具有清热降火、凉血解毒等作用。不论热在气、营、血分，在脏在腑，属里热者，皆可应用。肿瘤临证时常用的治则，便是清热解毒法。历代医家多认为，热邪与火毒是恶性肿瘤的病因之一，处于极期的肿瘤病人，常呈阳证和热证，如宫颈癌见五色带下臭秽，肝癌患者烦热黄疸，肺癌患者之黄脓痰，结肠癌之脓血便，白血病之吐衄发斑。多种癌症伴见口渴发热，五心烦热，溺黄便结，舌红，苔黄，脉弦滑数等。体表肿瘤或局部转移病灶出现红、热、肿、痛之“阳痈”，肿物溃破见脓血腥臭等，皆因邪热结聚，或毒邪郁久化热而致，宜用清热解毒法。在辨证时，气分之间热者重在泻火，血分实热的偏于凉血，白头翁汤、白虎汤等临证时也多选用。
消法，即消散法，是在“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祖国医学对于肿瘤的命名，多为“症瘕”、“积聚”等，因而，肿瘤的成因，也多与瘀、痰等有关。如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指出：“今请问在肚腹能结块者是何物？若在胃结者，必食也；在肠结者，燥粪也……肠胃之外，无论何处，皆有气血……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丹溪心法》谓：“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故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消痞化痰等也为常用治则之一，此类方剂，当数《伤寒杂病论》最为丰富，应用也最广，仲景创立的鳖甲煎丸、枳术丸、抵当汤、大黄蟅虫丸、桂枝茯苓丸、下瘀血汤、桃仁承气汤等，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补法，顾名思义，即“补其不足”。以阴阳气血分，可有滋阴、壮阳、补气、养血；以脏腑分，可有补心安神、补肝养血、补气健脾、补肺养阴、补骨生髓等。肿瘤的发病，历来均强调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决定性因素。《素问·制法论》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积聚篇》即明确指出“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卫生宝鉴》也提出“养正积自消”。仲景也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第一》谓“四季脾旺不受邪”。仲景推崇“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当今研究较为深入的肿瘤扶正抗癌治则，为中西学者所认可。扶正抗癌法，包括养阴生津、健脾益气、温阳补肾等，仲景创立的补益剂就有黄芪健中汤、肾气丸、酸枣仁汤、当归生姜羊肉汤、人参汤、麦门冬汤等，而诸补益剂中，以健脾益气最为重要，《华佗中藏经》谓：“胃者，人之根本，胃之壮，五脏六腑皆壮也。”《内经》谓：“安谷者昌，绝谷者亡。”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健运，则气血充盈，正气旺盛，营卫调达；若脾气虚弱，气血生化无源，导致气血亏损，卫外无能，则邪毒易内侵，致痰浊内生，营卫壅涩，气滞血瘀，症积乃成；病至晚期，或放、化疗后，大肆攻伐，正气不支，脾胃元气衰败，则必死无疑。所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也。
除上述八法外，肿瘤的治则，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如理气散结，祛瘀生新，消肿止痛，外治抗癌等，具体的运用，也都或分或合，或单法，或二法，或数法合用，但多由此八法演绎而成。临证时，只要辨明寒热虚实，抓住关键，即所谓抓病机及主症，对症下药，便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