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在内、难时期，以“伤寒”总括外感热病，《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进一步指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迨洎东汉，张仲景继承内、难，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外感热病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然而，伤寒六经辨证，在病因学上详于寒而略于温；对病机的论述详于气而略于血；在治疗法则上，则重在救阳而轻于滋阴。故未能满足临证治疗表里热病的需要。
后世医家在继承《伤寒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地、反复地同外感温热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逐步认识到，伤寒、温病虽同属热病范畴，然由于机体对寒、温病邪的不同反应性和二者在病因病机转归及治疗法则等方面均存在着阴阳水火之异，并发现了二者在病理过程中，存在着伤阳、耗阴的不同倾向，故明代著名医家王安道首先疾呼：温病不能混称伤寒。
明清时期，是温病学说迅速发展而自成体系的关键时期。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名家，承前启后，根据温为阳邪，最能耗阴竭液的病理特点，明确提出温病以救阴为主的治疗原则，并有“能保得一分津液，便是退却一分温邪”、“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经验之谈。
叶天士指出：“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正因为伤阴耗津是温病最为突出的病理机转，所以温病的治疗，如不注意保津养阴，不仅可使病情传变加速，而且易于发生逆传、内陷，致成痉厥闭脱等诸种危候。若能及时、正确地运用养阴保津法则，则常可使病情得以好转。是故吴鞠通说：“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咸寒以救其阴。”在治疗方法上，温病学家们创立了清热解毒、芳香化浊、宣闭开窍、养阴生津等法。明确规定温病的治疗要忌燥、忌汗，其根本目的皆在于保津护阴。
温热病的病理过程，实际上是人体津液、阴精（即正气）与温邪（即邪气）相互交争而互有胜负的过程。因此，治温要点，即在于依据温病的种类、发病的季节、病程的长短、患者体质等诸种因素，运用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分析、把握正邪双方的斗争形势，灵活运用“保津养阴”的总法则，促使病理过程向正胜邪却的方向发展。
一、保津养阴法则的具体运用
保津养阴法则的实施，是以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论治为指导的。叶天士根据温病发展的客观实际，创立了反映温热过程中正邪进退，病理传变规律的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指出：“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方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方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吴鞠通吸取叶氏的学术思想，取内、难有关“三焦”的论述，将温病之转变过程归纳为上、中、下三焦的辨证纲领，提出：“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在上焦以清邪为主，清邪之后，必继存阴；在下焦以存阴为主，存阴之先，若邪尚有余，必先以搜邪。”俾学者纲举目张，心目了然，立临证揆度权衡之圭臬，彰治疗先后缓急之法则。
赵氏体会，“保津养阴”法则的运用，在温病整个病理过程中，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初期正胜邪实，故治疗重点在于“祛邪以保正”，即通过祛邪撤热以达保津护阴的目的；后期邪去正衰，治当以养“正”为主，养阴生津不仅可以扶病体之羸弱，且可间接实现疗虚热、祛余邪之目的。温病中期的病理特点是正邪相持，津液始伤，故治必根据正邪双方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施行祛邪扶正或扶正祛邪不同侧重的两者兼顾的治则。必下就依此三阶段为纲，分别加以论述。
1．以祛邪撤热为目的保津护阴
温病之初期阶段，邪实是病机的主要方面，故治必以逐邪为主，解除温邪及其病理产物的有害作用，即可达到保津护阴、愈病康复之目的。此一阶段，大致常用以下七个法则：
（1）辛凉透邪法：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病在上焦，属手太阴，法当遵循“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旨，辛凉透达，祛邪外出。常用桑菊饮、银翘散诸方凭证化裁，总以达邪外出为要，且忌过早使用寒凉，冰伏其邪，使邪热不得外越而风陷，延长病程，招致恶化。然而，人们对温病误用辛温发汗之法，每多警惕，对于早用寒凉，不以为意，殊不知早用寒凉之弊不逊于误用辛温。何廉臣氏云：“温病发汗，虽宜辛凉开达，而初起欲其发越，必须注意辛散，佐以轻清，庶免凉遏之弊。”故于临证治疗温病，初起恶风寒者，每于辛凉之剂中少加葱白、苏叶辛温之品透邪外出，尤为捷妙。
然温属阳邪，最虑耗灼阴液，其为病与伤寒有水火阴阳之异，故辛温发汗之剂，绝对禁用。
吴鞠通云：“太阴温病，不可发汗，发汗而汗不出者，必发斑疹，汗出过多者，必神昏谵语。”吴氏所指汗出，乃指辛温发汗、妄汗、过汗而言，非指一切汗法。华岫云说：辛凉开肺，便是汗剂。若温病当汗失汗，必致邪留不去，传变内陷，耗灼津液。因此，及时地、正确运用辛凉宣肺解肌之剂，使肺气宣达，营卫调和，汗出邪去，从而实现愈病保津之目的。
（2）辛寒清气法：病传中焦气分，邪正俱盛，高热口渴，不恶寒，但恶热，当用白虎汤、减味竹叶石膏汤等辛凉重剂，清热除烦，保津止渴。然在实际应用时，还须注意两点：一曰，此时乃温病发展之极期，热势张，稍有畏葸迟疑，必致津液耗伤，故此法当用即用，及时足量。赵氏曾治一病人，流感高热不退，大汗烦渴，用大剂生石膏连日迭进，始获良效。二曰，此时无形邪热炽盛，病有外出之机，故必须严格掌握“到气方清气”的运用时机，并适当配伍清透外达之品，且忌滋腻、沉降分利。赵氏于临证，每以生石膏伍竹叶，如此不仅可解散在表之余邪，且能制石膏凉遏之性。
另外，清气法不同于清热法，清热赅括范围极广，而清气法乃专门针对阳明无形邪热而设。
若邪在卫分，虽高热而不可投以白虎；相反，若邪入阳明胃腑，里结成实，当下而清，扬汤止沸，非但不可取效，反可抑其邪毒。是故吴鞠通氏以白虎汤为代表，提出清气法的大禁忌。他说：“白虎本为达热出表，若其入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然其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一条，验之临床，并不尽然，若证见壮热，烦渴、脉洪大之阳明气热炽盛者，虽无汗，也可于白虎汤中加竹叶、薄荷等轻清之品，往往透汗而解。
（3）苦寒泻火法：用于实火之证，多见于伏邪温病发于气分，病居少阳肝胆，证见身热、口苦、溲赤、苔黄、脉数等。此纯属里热实火，与辛寒清气之适应证有外出之机不同。故治必苦寒直折其势，否则邪火肆虐，必致万物俱焚，如叶氏主张用黄芩汤治疗伏气温病即是一例。病至此时，切忌使用甘寒滋腻，误用则恋邪，使热益盛而神益昏，甚则为闭为厥为痉等诸种变证。然而，过用苦寒不仅败伤胃气，且可化燥伤阴。故临证应用本法，必须有的放矢，适可而止，切忌滥用无惮，反致津液燥伤，事与愿违。
（4）急下存阴法：温邪内结阳明之腑，劫灼津液，治必急下，釜底抽薪。温病攻下，要在撤热存阴，并非单纯为泻实，当下则下，故有“温病下不嫌早”之说。吴瑭将温病便闭分为热结、液干两类。并对阳明攻下分立三法：
①热结液干之大实证，用大承气汤泻热攻实；
②热结液而不干者，用调胃承气攻逐热结；
③液干多而热结少者，用增液汤（本条属中期保养兼顾条下）。
且指出在应用下法时，必须注意兼证。《温病条辨·中焦篇十七条》云：“阳明温病，下之不通，其证有五”，并根据不同证候，配合扶正气、肃肺气、清小肠、开心窍、增津液等法则，使腑气通，大便下，邪气去而阴津不伤。
急下可以存阴，然误下，妄下、过下又会耗损阴津，故吴氏于《温病条辨》中谆谆叮嘱，用心良苦。如中焦篇17条云：“阳明温病，下后两、三日，下证复现，脉下甚沉，或沉而无力，只可与增液，不可与承气。”33条云：“阳明温病，下后脉静，身不热，舌上津回，十数日不大便，可与益胃，增液辈，断不可再用承气也。不后舌台未退尽……日浅者亦与增液辈，日深舌微干者，属下焦复脉法也。勿轻与承气，轻与者肺燥而咳，脾滑而泄，热反不除，渴反甚也，百日死。”明确而精辟地阐明了可下与不可下，增液与攻下之间接的辩证关系。
（5）清心开窍法：温邪逆传心包，内陷营血，伤心体而乱心用，均可致灵窍闭塞，神昏谵语，痉厥瞀乱，甚则舌蹇肢厥。急须清宫汤、牛黄三宝清心开窍为治。此类方剂会萃各种灵异，均具芳香化浊、开窍醒神、保肾水、护心体、通心用、除邪秽、解热结的作用，使闭固之邪热温毒而深在厥阴之分者，一鼓从内透出，共成拨乱反正之功。然于实用时，也必须根据病情选择适合的方剂，不可一见闭厥，则三宝杂投。吴鞠通指出：“大抵安宫牛黄丸最凉，紫雪丹次之，至宝又次之，主治略同，各有所长，临用对证斟酌可也。”开窍法大都应用于病情危重阶段，但开窍本身只是应急措施，故在实际治疗过程中，还须配合清营、凉血，清泄邪热作根本治疗。
另外，开窍法不可早用。过早，未见闭厥，三宝不可轻投，否则，将会开门揖盗，引邪内陷。
开窍之法用后，窍闭开、神气清辄停药，以免芳香走窜之品耗气伤阴。
（6）清营凉血法：举血可以赅营、营为血中之气。温邪化火，陷入营血，而见烦躁、谵语、脉数、舌绛，当以清凉透泄的药物清解营血中之热邪。热入营血，证情错综，治法复杂，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透热转气、凉血散血、气营两清三者。
温邪初入营分，尚有外出转气之机，故当用清营汤使内陷营分之邪透达外出，转入气分，正所谓“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也。
邪热陷入血分，迫血妄行而出现斑疹、吐衄、谵语如狂等证，治以凉血散血为法，犀角地黄汤为其代表方剂。
若夫气分之邪未罢，营分之热已炽，气营两燔，常用玉女煎去牛膝加元参，或化斑汤等气营两清。
大凡血药都具有滋腻、沉降之性，用之不当，每致壅滞留邪，引邪内陷。故病在气分，绝对不可使用，邪初入营，也必须尽量透热转气，使从气分而解。
（7）平肝熄风法：壮热不已，邪窜厥阴，热极生风，而致神昏谵语，手足抽搐，角弓反张。根据热极生风，热解则风自熄，木劲动风，镇肝即可熄风的原则，常用羚羊钩藤汤等凉肝熄风。
温病动风有虚实两端，此法适于热极的实风，非虚风所宜。阳明腑实，肺胃痰热，亦每有动风之象，治法各有不同，必须明辨。
2．以扶正为重点的养阴生津
温病后期，邪去正衰，或病后阴津不复，此时，津伤阴耗已成为病理过程的主要矛盾，故用养阴生津法救阴津之已伤，以复人体之所固有者。
（1）甘寒生津法：功在滋养肺胃，以生津为目的，间接达到养阴退热的作用。适用于气分热邪渐解，肺胃津液受伤，而见身热不实，口燥咽干等证。治用甘寒之品泽枯润槁。代表方剂有沙参麦门冬汤、益胃汤、五汁饮等。《温病条辨·下焦篇》35条：“病后肌肤枯燥，小便溺管痛，或微燥咳，或不思食，皆胃阴虚也，与益胃五汁辈。”然肺阴伤则有肺经见证，如干咳无痰，气促似喘，久为肺痿、肺痨等证。胃阴伤则有舌红少苔、咽干口燥、便秘、不饥不食等证。滋养肺胃虽经常相提并论，但临证时也必详加鉴别，分清主次。
温病证见肺胃津伤，而舌上有苔，说明气分之邪尚盛，此刻不可纯用甘寒，以防其滞腻恋邪，贻误病情。
此外，治温虽宜寒凉清滋，但不可用之太过，叶天士云：“……法应清凉，然到十分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免伤胃气。”温病后期，胃津被伤，舌燥而干，然应用清滋之品，越治越干，屡进罔效，此气不化液之类，若于大队甘寒生津药中稍佐砂、蔻等阳动之品以振奋气机，使阳可化阴，气得布津，则津液自复矣。
（2）咸寒滋阴法：温病失治、误治，病入下焦肝肾，阴血大伤，当此之时咸寒救阴，实为当务之急，可谓“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叶天士说：“舌绛而光亮，胃阴亡也，急用甘凉濡润之品；其有虽绛而不鲜，干枯而痿者，肾阴涸也，急以阿胶、鸡子黄、地黄、天冬等救之。”鞠通立复脉法为热邪劫阴之总司，可谓尽得叶氏之用心者。
养阴生津之法，皆适用于邪少正衰之候，如邪气尚盛，用之便有留邪之弊。阴津虽同类异名，然其间尚有区别，甘寒养胃津，咸寒育肾阴的针对性也是有其严格区别的。
（3）育阴潜阳法（滋水涵木）：温邪久羁下焦，吸灼真阴，肝肾阴竭，水不涵木，虚风内动，脉虚弱，神倦，时时欲脱，大有阴阳离决之虞。吴鞠通说：“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亡也。故以定风珠大队浓浊填阴塞隙，滋水涵木，更以介属潜镇，摄纳浮阳，使上下交合，阴得安其位，阳可立其基，庶可不致脱绝之变。此邪气已去八、九，真阴仅存一、二之治也。”3．祛邪扶正，“保”“养”兼顾温病在其病程中，每多邪尚盛而正已伤之病机变化，此时祛邪碍正，扶正助邪，治必祛邪扶正保养兼顾。
（1）滋阴解表法：素体阴虚，伏邪内发，兼有新感，治用俞氏加减葳蕤汤，祛邪以保阴护津，助阴津以资汗源，达到发汗而不伤正，养阴而不滞邪之目的。
（2）清气生津法：邪热伤气，津液也虚，证见脉浮大而芤，汗大出而微喘，故于白虎汤辛寒清气的同时，加人参益气生津。
（3）增液通下法：由于温邪易于耗液，故温病便秘除热结之外，尚多热灼液干，无水行舟之病机。故吴氏在《条辨》中释增液汤时说：“温病之大不便，不出热结、液干二者之外，其偏于阳邪炽盛，热结之实证，则从承气法矣；其偏于阴亏液涸之半虚半实证，则不可混施承气，故以此法代之。”因此，温病下法基本上遵循滋阴润燥、增水行舟、寓攻于补的法则，从而达到泻热护阴，润下通幽之目的。例如，用以治疗应下失下，正虚不能运药之新加黄龙汤；治疗热结液干的增液承气汤；治疗下后邪气复结的护胃承气汤、增液汤等，皆属既可攻实，又中防虚的代表方剂。
（4）壮水泻火法（泻南补北）：《条辨》下焦篇11条指出：“少阴温病，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并注云：“此证阴阳各自为道，不相交互……故以黄芩从黄连，外泻壮火而内坚真阴；以芍药从阿胶，内护真阴而外扞亢阳……取一则以御外侮，一柔以护内主之义。”本法不仅用于温病，在内科杂病中常遇阴虚火旺，心中烦热，不得卧寐者，用之多有捷效。
（5）养阴搜邪法：邪气深伏阴血之中，夜行阴分而热，昼行阳分而凉，热自阴来，不宜纯用养阴，然阴虚有热，又非苦燥所宜，故用青蒿鳖甲汤，先入后出，养阴搜邪，效多十全。临证用治小儿长期低热，消化不良，痨瘵低热，盗汗消瘦者亦佳。
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素问·至真要大论》云：“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伤寒杂病论》也明确地体现了“保胃气、存津液”的治疗原则。此皆为温病治则发展之滥觞，历代温热学家，师承《内经》《伤寒》，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逐步认识了温病与狭义伤寒在病因、病机、传变、预后等方面的差别，提出伤寒必须异治的原则。吴鞠通说：“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咸寒以救其阴。”2．化燥伤阴是温病的基本病理特征，故治温必须“始终以救阴津为主。”然而保津养阴之法的运用，还须谨守病机，依据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理论，脉证合参，察舌、验齿，辨斑疹、白㾦等方法，掌握邪正双方的斗争形势，因势利导，治上不犯中，治中不犯下，严循先后缓急之法，不致临证惶张。
根据赵氏体会，温病治疗过程中，由于邪正双方对比的形势不同，以养阴保津为目的之治疗法则，可分为三步运用：邪实正盛，则祛邪以护阴保津；邪去正衰，则养阴生津；邪未去而正已伤者，则保养同用，攻补兼施。总以达到扶正不恋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条辨·下焦篇》17条云：“壮火尚盛者，不得用定风珠，复脉；邪少虚多者，不得黄连阿胶汤；阴虚欲痉者，不得用青蒿鳖甲汤。”堪称掌握正邪进退，运筹帷幄，妙手取胜的典范。
3．叶天士说：“温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示人泄阳分之热以救阴，祛阴分之湿以通阳的治疗总则。温病虽以伤阴为主，然亦有耗气伤阳的一面，或素体阳虚，湿邪害人，或误治而汗、下太过，损伤阳气，导致阳虚气脱之变，故治疗也必须相应的采用回阳救逆，益气固脱的治疗方法。此常中之变，不得不备一格。是故吴鞠通说：“故本论中焦篇列益胃、增液、清燥等汤，下焦篇又列建中、半夏、桂枝数法，以为阳气素虚，或误伤寒凉药之用，乃其变也。”五、论症状鉴别诊断“症状鉴别诊断”是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和辨证方法，对“症状”进行分析；分析同一症状不同“证候”中出现时的特点，以及同一证状可能在哪些证候中出现。“症状鉴别”所讨论的内容，是具有同一主症的不同证候间的鉴别；所涉及的问题，是主症相同，证候却不相同的鉴别问题，并非讨论不同证候间的鉴别，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例如，“舌麻”这一症状，有“血虚舌麻”、“肝风舌麻”、“痰阻舌麻”等证候，同一舌麻症状，但证候却不相同，证候不同的道理是由于证候产生的病因病机不同；假使进一步对证候加以研究，则还会发现，其临床“兼症”亦有不同特点。
如：血虚舌麻的特点是舌淡而麻，兼症有面白萎黄、心悸气短、脉细无力等；肝风舌麻的特点是舌麻而强，兼症有语言不利，或有卒仆、脉弦而细数等；痰阻舌麻的特点是舌麻而苔厚腻，兼症有头眩、脉滑等。临床鉴别时，不同证候中出现的“兼症”，往往是鉴别的着眼点，否则主症相同的不同证候就无法进行鉴别。因此，分析以该症状为主症的病因病机时，一定要结合与主症同时存在的“兼症”，共同综合进行考虑，不可孤立地去分析症状和病机。因为没有兼症的存在，也就无法认识主症，如同事物若与其周围事物割断了联系，就无法进行比较一样，这就谈不上鉴别。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正是总结了同一主症在不同证候中出现时的规律，揭示它产生的病因病机特点是从外部表象（兼证）示以要点，更方便于临床医生以掌握。这种主症的相同的证候间的鉴别规律，就是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的鲜明特点。
按“鉴别诊断学”的要求，症状之证候间的鉴别，只从主症、兼症、病因、病机等方面讨论，已经达到了写作目的，但考虑到中医基础学科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的特点，为了更切合临床医生的实际工作需要，也附带地简略讨论了不同证候的治则和选方用药，并将立法、处方，从鉴别的角度一并加以叙述，这种写作体例，从形式上看，最容易使人误解为“对症治疗”；可是由于书中始终贯穿“辨证”，讨论的问题，始终是同一主症在不同证候中的鉴别，因此，“对症治疗”的误解也就不会发生了。
中医辨证，首先要具有对症状进行分析的能力，不具备这种能力，进行辨证是难以想象的。
可以说，训练医生对症状鉴别分析的能力，是打好“辨证”的基本功之一。症状鉴别诊断的萌芽，远非始自今日。例如，元代中医名著《丹溪手镜》中就综合了大量的症状鉴别诊断内容，它在所述的“自汗”一症中，有“风邪干卫”、“暑邪干卫”、“湿邪干卫”、“风湿自汗”、“寒渐入里，传而为热自汗”、“漏不止恶风自汗”、“阳明发热自汗”、“柔痉自汗”、“霍乱自汗”、“少阴病自汗”等的证候分辨，同时还列出自汗的“不治症”等，可谓鉴别详备，但从今天来看它，还不够系统和全面。
《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是中医鉴别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在总结前人的学术成果，结合今之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既是继承了先人的宝贵经验，又是发扬前人的学术成果，对提高临床医生的症状鉴别分析能力是有很大帮助的。
中医鉴别诊断学，是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承前启后、介于基础和临床之间的中间学科。它由三个部分
组成：
①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
②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
③中医疾病鉴别诊断学。
编写中医鉴别诊断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十分重大。从学术方面说，使基础与临床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边缘学科；在中医诊断学与中医临床学的结合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探索领域，繁荣了中医学术，填补了中医鉴别诊断学科上的空白。从实践方面讲，在提高临床医生对症状、证候、疾病的鉴别分析水平上，有一定的帮助。中医鉴别诊断学这一学科的产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医临床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中医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