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阅丹溪著作，并无“气、血、痰、郁”专论，气、血、痰、郁均散见于诸书中，因此，后世对丹溪气、血、痰、郁学说承认者有之，持否定态度者亦有之。
“气、血、痰、郁”学说从何而来，细考其学术渊源，实出于丹溪诸弟子之手，由零散记录而成。
真正记载并用于临床的，最早见于《金匮钩玄》，该书虽署名为丹溪，实际可能出自戴元礼之手，其中载有用气、血、痰、郁的病机，去分析、治疗中风、郁证、温病、翻胃、痿证等疾病的内容前多冠以“戴云”字样，然而，《金匮钩玄》和《丹溪心法》诸书虽已在临证中运用了气、血、痰、郁去分析病证，指导用药，却未在理论上作出明确的总结。明确提出以气、血、痰、郁为杂病纲领的，最早应是王纶，他在《明医杂着·医论》中谓：“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主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久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则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多之，气病兼郁，故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因此，气、血、痰、郁为丹溪诊治杂病，探讨病因的总纲，后人将气、血、痰、郁学说称之为“四伤学说”。
戴元礼、王纶二人系丹溪高足，其本人在学术上皆有成就，他们继承了丹溪四伤学说并加以弘扬。既在实践中应用，又在理论上整理。因此，可以认为，气、血、痰、郁学说属于丹溪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故程钟鳌谓：“杂证四字者气血痰郁也。”“在平时，将气血痰郁四字反复讨论，曲尽其情，辨明虚实寒热，轻重缓急，一毫不爽，则临证灼然，而于治疗杂证之法，思过半矣。”刘伯骥曾指出：丹溪治杂症“从气、血、痰、郁四字由之，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参差互用，各尽其妙焉”。《中医各家学说讲义》二版教材认为：丹溪在临证上以气血痰郁为纲，六气致病为目，对后世内科学影响深远，说明后世对丹溪的气、血、痰、郁学说是肯定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一、气血辨证指导思想
丹溪师事罗知悌，印象较深的有二事，从对一病僧的治疗过程中“大悟攻击之法，必其人充实，禀质本壮，乃可行也，否则邪去而正气伤”，必致坏病。二是见罗治病无一定之方，“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这两个大悟深刻地影响了丹溪的治疗观，一则重视正气，奠定气血论治的基础；二则主张辨证用药，不拘成方，成为《局方发挥》的基调。丹溪以东垣思想为指导，总结罗知悌经验，完善了自己的治疗思想，指出“攻击宜详审，正气宜保护”。
保护正气的思想基础在于他对疾病发生机理的认识，提出虚证固须扶正，甚或邪实的根本原因仍责其虚，因为“夫邪所客，必因正气之虚，然后邪得而客之，苟正气实，邪无自入之理。”正气主要指气血而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之邪因而入，理或有之”。因此，在这种治疗思想指导下的气血论治，其特点偏于补虚，多从气血不足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王纶认为四君子、四物是其气血论治的代表方，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二、气血辨证论治
《格致余论》广泛讨论了内外妇儿各科疾病，而以重视气血，保护正气为特色，疟疾的发病特点是“弱质得深病”，胃气之伤是病变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治虽当汗解，却须参术相助，尤忌伤正截疟。神志错乱总由“气血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处方用药则补脾益气居清热导痰之先。妇科诸疾尤重气血，不孕“率由血少不足以摄精”，“欲得事者必须补其阴血，使无亏欠，乃可推其有余以成胎孕”。胎堕多由气血虚损兼内火扰动，所谓白术、黄芩乃安胎圣药，正由此着眼。“血少则脆弱不能自举”而为转胞，治用四物加参术二陈。产难责气虚不运，“补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立大达生散，以参术、芍草补虚治本，紫苏、陈皮、大腹皮行滞为佐，“难产之后，血气尤虚”。其治胞损淋沥，即以峻补成功。全书论病18种，以虚立论即有九证。《金匮钩玄》论病139门，责病因病机之虚则有70余门之多，占56.9％，足证从气血不足角度认病识证，是丹溪的一大特点。
气血实证从热从郁，丹溪仍顾及其虚。鼓胀由于气化浊血瘀郁而为热，湿热熏蒸成胀满，根本原因却在脾土受损，宜补脾为先，所附医案均以补气养血获效，所谓“知王道者能治此病”。
呃逆是木邪夹相火上冲的气逆实证，其本在于土败木贼，泻火当兼扶土，诸案均责其实，用大补丸、益元散等，而以人参白术汤下，或以参芦取吐，亦可见其意之所在。
“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王纶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丹溪气血论治注意补虚的特点。
四物汤见于《金匮钩玄》有29门，其中明言血虚无血14门，阴虚5门，混言虚而不分气血2门，病后调理2门，血虚血热共用3门，合计26门从虚着眼，另有呕血、脚气、酒鼻3门责之血热，此外尚有用四物汤之药而不出其名的，如头风“属血虚，川芎当归芍药”，血虚头痛，“必用川芎当归汤”，痛风“多用川芎当归，佐以桃仁红花”，痢疾亡血“倍用归身尾，却以生芍药、生地黄、桃仁佐之，复以陈皮和之”。诸方实属四物化裁，合而计之，全书用四物汤就有33门之多了。
东垣补气健脾的特点是升阳燥湿，喜用辛散的风药。丹溪认为“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故补气多兼血药的阴柔滋润而不取风药的升浮温燥。观《金匮钩玄》气虚而用升柴的，除伤寒须发散外，即水肿、泄、浊、脱肛、小便不通、血崩等下焦病，可知丹溪掌握这类药物适应证之严。
甚至认为茯苓“仲景利小便多用之，此暴新病之要药也，若阴虚者恐未为相宜”。利水渗湿不甚合于阴柔滋润的用药风格，故一般补气方中少用。因此，四君子并非丹溪补气主方。《金匮钩玄》断为气虚37门，其中有方药30门，用四君子仅5门，而21门只出药不名方，用得最多的是人参（29门），白术（20门），黄芪（10门），用茯苓仅8门，甚至连水肿也认为当以参术补，使脾实气运“则水自行，非五苓之行水也”，“少佐以苍术、茯苓使水自降，用大剂白术补脾”。有人统计分析丹溪医案344例，其中指出病机169例，有气血虚68例，占40.2％，319则出方药的医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药物依次是甘草、白术、人参、陈皮、当归、芍药、茯苓、川芎，除陈皮外全是补气养血药。212则使用成方的医案中，四物汤为44则，四君子汤仅6则，其他补气血方17则，运用方药规律与病机认识规律基本一致，丹溪医案从医疗实践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丹溪重正气，重气血的治疗观点。
三、痰郁致病的起因
丹溪治病以气血痰郁为纲，尤重痰郁。他认为凡气血怫郁，津液必停滞不化，凝而为痰，痰郁又影响气血调和，故不治痰郁，则气血无以调和，而调理气血又往往是为了治痰郁，戴元礼在《推求师意》中指出丹溪论痰郁起因谓：“痰饮之初起也，或饮食不谨，或外伤六淫，或内伤七情，或食味过厚，皆致谷气不升资发，营卫先郁滞而成膈热，故津液不行，易于攒聚，因气成积，积气成痰。”丹溪认为痰之已成，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或贮于肺，或停于胃，或凝滞于心膈，或聚于肠间，或客于经络四肢等等，其为病则为喘咳、为呕吐、为泄利、为眩晕，心中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诸般杂证，多与痰相关，所以他说：“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丹溪心法》）（四）痰郁辨证论治丹溪认为辨治痰病，应根据痰的成因，痰病性质，以及痰在人体不同部位而定，强调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的辨证方法，如论热痰，则多烦热惊悸，结于咽喉则喉痹肿痛，结于胃中为呕吐、为嗳气、为嘈杂。若七情郁而生痰动火，随气上逆为眩晕，痰郁其火，干咳难治。气痰随气攻注，走刺不定，阻于咽喉，如絮如膜，甚如梅核，咽咯不去，滞于膈间，为气膈，积于胸腹，为症瘕积聚，为心腹块痛。风痰多见奇证，上攻头目，为头痛，为眩晕，为目眶痛，流注经络，为肢节臂痛，为偏瘫。湿痰倦怠软弱，体肥之人多有之，积于心下为痞，攻于头部为重痛，在腹为腹痛，为泄泻，流于下焦，为白浊、为带下、为㿉疝，流于经络为结核，或在项、在颈、在臂、在身，其症不红不痛，不作脓，若妇人体肥饮食过度，经水不调者，乃是湿痰。惊痰多成心痛，癫疾；饮痰多成胁痛，臂痛；暑痰多成呃逆，眩晕；冷痰可成骨痹；食痰多见疟痢口臭，痞块满闷。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等等，其论痰之详，可见一斑。
丹溪辨识疾病经验丰富，认识独到，每于平常处能见精微，很有卓见，如治浦江洪宅妇一案，症见疟三日三发，食甚少，经不行已三月，两手俱无脉，时值腊月，丹溪初疑为虚寒，用四物加附子、吴萸、神曲治之未效，继观其举动正常，语言行步并无倦怠，遂断为积痰生热，痰阻经血不行，结伏其脉，营卫失和，用三花神佑丸逐下积痰，治疗旬日，食渐进，脉渐出，后以食养而愈（《古今医案按》）。
丹溪对难治费理的痰证亦颇有认识，如他说：“久得脉涩者，卒难开也，必费调理”，“痰成块，或吐咯不出，兼气郁者难治”，“气湿痰热者，难治。”（《丹溪心法》）盖丹溪认为人体无时不处于“阳动”“阴亏”的局面，津液属阴，乃生血之源，病痰者生痰不生血，久得脉涩为阴血亏耗之证，此时若消其痰，则阴越伤，滋其阴则痰越恶，只宜养阴化痰消息调理，决非一时取快所能奏效，故而主张用六味丸、生脉饮、金水六君煎等治之。
至于痰兼气郁，则因气郁最易激发肝火，日久又可导致阴亏，气郁而血郁，生痰动火，气滞血瘀，如果肝、肺、脾、胃以及气、血、津液诸病，所谓“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丹溪心法》），岂不难治。且情志之病，徒恃药石，效必不着。气湿痰热者，“气有余，便是火”，湿为成痰之源，痰火湿热相互煎熬，越结越稠，粘著成块，随之而上，每多阻于胸膈，若去亦非易事，故云难治。
丹溪论痰并重视痰瘀（瘀、郁义通）相关，他认为：“痰夹瘀血，遂成窠囊。”（《丹溪心法·痰》）在肺则凝滞肺气，为肺胀喘咳，在胁则阻经络，为胁痛不适，若胃中有湿痰死血，则手麻木，膈间有瘀血动痰，可为噎膈，大肠有痰积死血流注，可成肠痈，若痰与食积死血并于腹中，又能作块成聚而为症瘕。
痰瘀相关在临床上必然痰瘀同治。因气血津液相辅而行，彼此相关，一旦气滞不运，或气化不及，不唯津变成痰，同时也可血滞为瘀。且痰瘀能互为因果，痰涎凝聚，使血运郁滞，蓄而为瘀，瘀血停积，阻塞脉道，“脉道不通，气不往来”（《素问·玉机真脏论》），津液随之聚为痰涎。
丹溪治痰，常与祛瘀并施。如中风之治，主张“治痰为先，次为养血活血”，“若不先顺气痰，又不活血，吾未见能治也”。中风偏瘫见于右者以二陈为主，见于左者则用“四物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丹溪心法·中风》）。凡人体内外所生包块，皆是痰浊死血积聚而成，因为“气不能作块成聚，块乃有形之物，痰与食积死血而成也”（《丹溪心法·积聚痞块》）。制方如血块丸即用海石、三棱、莪术、桃仁、红花、五灵脂等破血消瘀化痰散结治疗积聚成块。
再如痈疽之成，《内经》责之营血稽泣，热甚血肉腐败，丹溪则释为“厚味之先，侵及经络”，使“血为之滞，气为之乱”，同时津液稠粘，为痰为饮，进而痰饮死血互搏，壅滞发热，以致肉腐成脓，治疗不惟解毒凉血活血，还当化其痰浊，因此他在自制的乳痈方中，就以青皮、栝蒌、橘叶行气化痰，与皂刺、连翘、甘草清热散结活血同用（《脉因症治·痈疽》），正由于痰多夹瘀，治疗上一般治嗽吐痰亦用活血化瘀，并论“肺胀而嗽，或左或右，此痰夹瘀，碍气多病，四物加桃仁、诃子、竹沥、青皮、姜汁之类”（《丹溪心法·咳嗽》）。丹溪运用痰瘀并治法，广泛微妙，疗效神奇，兹举一例，以窥一斑。“一少年，食后必吐出数口，却不尽出，膈上作声，面色如常人，病不在脾胃，而在膈间。是因大怒未止，辄食面，故有此证，想其怒甚则血菀于上，积在膈间，碍气升降，津液固聚，为痰为饮，与血相搏，用二陈加香附、韭汁、萝卜子，二日以瓜蒂散吐之，痰中见血一盏而愈”（《名医类案·卷四》）。噎膈之因颇多，丹溪认为本案是因血菀碍气生痰，痰血互搏而成，见解独到，可见其痰瘀理论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而为痰、瘀治疗开拓了新思路。
总之，丹溪的“气、血、痰、郁（瘀）”学说，零星贯穿在他的整个理论、他的辨证论治中，前后由门人系统地串成“气、血、瘀、郁”学说，成为丹溪滋阴外又一学术特色，此种特色成为后世医家辨证论治的准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