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则治法理论十分丰富，张氏在其作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指出：当前辨证论治教材化、程式化的模式，在客观上限制了对治则治法理论的研用。辨证论治被公认为中医学特色之后，受到足够重视。由于突出了“证”的辨识，相对忽略了“治”的斟酌，以为只要辨证确切，治法方药可随证而出，信手拈来，这样便使青年医生不注重论治的功夫。长此以往，辨证论治的神髓将会部分佚失，中医诊疗水平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张氏十分重视治则理论的研用，对一些重要理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论先后天调治之宜”便是其中的研究内容之一。
先天之治在肾，后天之治在脾。调治先后天方法，古今研究颇多，以至有所谓先天派和后天派之分，张氏称，以补脾或补肾见长则可，以补脾而斥补肾，以补肾而责补脾则非。中医学术各流派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当时的现实原因，脱离具体环境条件，便无从形成流派，后世研用各派学说理论，亦当作如是观。综观古论，补脾补肾各有所宜，各有所忌，知所宜忌，便可“正行无间”。张氏之于调脾治肾，特重临床实际，不尚空泛理论，认为脱离实际的争论并无现实意义。
一、界定调先后的含义
何谓调先后天，必须审明。张氏指出：脾病治脾、肾病治肾，也不尽是调先后天。只有病情繁复，治难周全，或病情变化迁延，久治不应时，改从脾肾治疗；或病未重而胃气先馁，病未愈而肾气已乏，此时调治肾脾方称调治先后天。主于肺病补脾、肝虚补肾，分别称为培土生金和滋水涵木，也不属调治先后天之列。明确这些概念之后，便可对调先后天的治法原则加以讨论。
二、补先后天之宜
张氏对调补先后天治则持论有四。其一，久病及肾，肾阳虚者，正补无忌；肾阴虚者，当兼健脾。周子干《医宗秘奥》论补脾不若补肾时说：“要知此乃补肾中之火，非补水也”。书有云：“木生君火，君火授权于相火，火乃生土，故知非此火则土无以生。古人以此火譬釜底之燃薪，最为切喻。釜底火燃，则釜中之物自熟。人身命门与胃，同此义也。故八味丸为补肾之圣药，以其中桂、附能补命门耳！若不知此说，而妄用润剂，脾阳必败，饮食减少，而欲求肾气之充，其可得乎？”此即张氏持论之所本。肾阳虚者，正治之法必以温补，药用八味丸，或用桂、附、巴戟、菟丝等品，补肾而外，或兼温中，或兼健胃，总无碍中运，故可正补无忌。其肾阴虚者，欲补必借用滋润之品，易伤脾胃阳气，于久病之体，尤为不利，故当兼入健脾药物，以保无虞。
其二，病至虚实错杂，依证久治不应，虽无脾肾显证，却宜调补之；其便干者宜补肾阴，便溏者宜健脾气。此论专以大便干湿为辨，临床极切实用，曾治张某，患胆囊炎、胃炎、支气管炎数病，症状颇杂，治以调胃和中，或健脾疏肝，或宣肺理脾，终无大进后因病人便结难行，改用左归丸合济川煎法加减，以补肾养阴为主，竟收诸恙平息之效。信为经验之结晶。疾病既已虚实错杂，其治法亦难面面俱到，或补或泻，泻其几何，补其几何，不易周全，非但不能切对病机，且用药一杂，或于机体有所伤损，酿成新病，故此时用药尤难。张氏执定脾肾调补，不计杂繁，避实就虚，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此不治之治也。掌握此法之要点在于：一为病情繁杂，主要病机不突出；二为大便之干与溏；三为已经多法调治不应。据此三点运用，常能收效。
其三，调男子病，治肾先于治脾；调女科病，治脾先于治肾；治小儿病，虽有肾虚，治脾而后肾可也；治老人病，脾虚肾虚，兼顾不偏。这是以男、女、老、幼作为治脾治肾依据之一，其于临证，亦每切用。此法既遵古人，又有临床经验所证。男女长幼，气质本不尽同，病时亦有证候之异，是指在辨证论治基本原则，同一病证，男女长幼施治当有差别。在具体方药上，张氏治男子以六味丸合参芪为主；治女子以归脾汤合地黄、川断等品为主；治小儿以启脾，二陈为主；治老人则相兼用之。
其四，肾虚精血不足治之不愈者补脾，诸病久治罔效者补脾。《慎斋遗书》曰：“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何以言之？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疾病日多矣。”诸病何以久治不愈？盖中气已虚，气血无继，脏腑失养，虽药无功。又，药自口入，借口气以达病所，中气或馁，药无凭借，何能愈病！余氏评叶天士医案有云：“血肉有情之方，正合精血不足补之以味经旨，如果病人胃口伤残，未可遽投。”可见，虽有肾虚精亏的证，直用滋补，可因脾弱则难以为力，反不若从中补脾，久必化源足而精血自充。张氏从古人议论中理出规律，用以指导临证，辄多奇获。如治一月经稀少病人，前医施补肾阴阳法，反致经量更少，询知其纳食呆少，何堪滋腻，遂改弦易辙，直用醒脾调中，数十剂后，经潮而量增多，月经渐次复常。
张氏于上述四法之外，还对补肾、补脾之所宜提出新的看法。前人有“补脾不如补肾”和“补肾不如补脾”两说，张氏并不偏执一词。认为：补脾、补肾各有所宜，大抵治肺、胃之病，调脾者多；治心、肝之病，治肾者多。除此而论，则病人胃气旺者，治肾每应；胃气衰者，治脾易效。
又，欲速效者，当求之脾；欲远图者，当归于肾；上下三焦俱病者，先和脾胃中运；由肾虚而脾运胃纳不旺者，又非宗“肾为胃关”从肾治其根本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