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能在医涯中卓尔成家者，半由机遇，半在人为，然任凭机遇成就者少，而人为奋斗成就者多，张氏成功之道属于后者。张氏学中医之先，虽已具有一定现代医学基础，但他始终恪守“洋为中用”、“继承发展”的主导思想，溯本求源，坚持用中医药理论和中医辨证思维方法指导临床实践；他灵活运用现代医学知识以弘扬中医，提高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使中医诊疗水平不断深化；他无门户之见，“受若持虚”，“兼收并蓄”，接受不同流派的学术传授。不仅如此，他还借助哲学、书法、绘画、兵法、音乐、厨艺等中华传统文化而探求中医诊疗之道；他长期工作、生活在多民族聚居的新疆，致力于中医同各兄弟民族医药之间的学术交流而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张氏正是在筚路蓝缕之中，奋发向前，努力开拓，成为具有独到学术见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一代医家新人。阐发其治学思想和经验，对于青年中医同道掌握学习方法，脱颖成才是十分有益的。
一、灵性与风骨——中医经典研习要旨
医理源于实践，详于《内经》、《难经》，至仲景《伤寒论》，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
所以，医家推从所学，无不遵奉《内》、《难》而祖述仲景。张氏论其学术所宗，亦未尝外此。然而，他对古经医圣之推崇和尚习，又别有风格。他认为，学习《内》、《难》，宜学其神髓；学习仲景，当学其风骨。学神髓者，取其精义；学风骨者，取其理法。虽学仲景而得其理致者，已可卓然鸣世，若更得《内》、《难》意旨神韵，方能成就巨擘。唐之孙思邈，金元四家，明之张景岳，清之叶天士，均系兼于两得而蔚成大家者。张氏于《内经》六气，病机，治则，运气理论，均予深入钻研。故在临证之中，遇有疑难病证，遍检古方今法而难以图骥者，常能于《内》、《难》经旨古籍中悟出道理，别出心裁，出奇制胜。如遇一病人，从外踝上至股阳拘急抽动，头时痛，西医查无所获，多方求医无以能名。张氏接诊时谓：“经言‘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此病当属卫气不得入于阴分而留于阳分，留于阳，则阳气满，阳跷脉盛，故有是症。”用鹿角霜、当归、白芍、苁蓉、炙草、潼白蒺藜、牛膝而愈。又治建筑工人李某，每于理发修面，刀剪上及左侧发角即时昏眩厥仆，昏不识人，须救治复苏。张氏诊时即引《素问·缪刺论》，断病名为尸厥，用左角发酒（初取李某本人左角之发，瓦上煅存性研细末，冲服以上好白酒一杯饮之，一次觉舒，扶触左鬓角，虽眩神清，复取青壮男子左角发，制服同前），三次后竟未再发。似此类奇证，临证少见，若非熟悉经旨，悟出灵性，只能临证因循束手而已。
张氏对仲景学说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仲景学说有三个来源，两个组成部分和一个核心理论问题。”这三个来源是：
①全面地总结并继承了东汉以前的古典中医药理论，从《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和《阴阳大论》获取理论要素；
②广泛地汲取汉和汉以前一些名家的有效方药和各具特长的医疗成果，并把这些成果和经验上升为理论；
③系统地总结了仲景本人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
两个组成部分即以六经论伤寒和以脏腑论杂病。二者在方法上可互相借鉴，在内容上可互为补充。仲景学说的核心问题，便是《伤寒杂病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理论，以及在辨证理论指导下所制定的理法方药相统一的原则。张氏提纲挈领地把握了仲景学说的中心主题，不但有益于治《伤寒论》之学，也有益于学习其他医学理论。凡治中医之学，大致均要从三个来源上下功夫，既要勤求古训又要博采众方，更要善于临床实践。张氏从仲景学说及其历史经验中悟出治医必由之道，便身体力行之，以《内经》、《难经》、《伤寒论》为主攻，兼学众家，并学当代名医，始终勤于临床，以临证经验与古训相参，寻求异同，独辟蹊径，不断创新医理，弘扬医术。
二、博采与精专——学习流派尚习方法
张氏于《内经》、《伤寒论》精研详求而外，对众多医家均有采摘，尤其推崇叶天士，临证尚用叶氏之法者殊多。张氏认为，为医之道，可深可浅，浅则不读医经，不知有仲景，只执数帧汤头，便可为医；深则读经终老，临证白发，亦觉学未深而难医病，医众医所难医之病，即所谓国手也。
然欲成大医，致深道，既要博采众长，又须由博返约，专于一家，然后可以释难辨疑，游刃有余。
无博则无以养大，无约无以致深；博而不约，学必浮泛，专而不博，终为匠器，不能成家。所以，张氏在采撷众家之精华的基础上，转而潜心研究叶氏之学，直达堂室，探出珍宝，弘扬光大。他认为，医家之专于何派，固与时代环境、师承家传、私淑自学有关，更因个人才（才能知识）、气（气质胆略）、学（学术修养）、习（实践习染）风格不同而异，张氏本人临证以气逸性灵见长，故尤好叶氏之学。张氏之学叶氏，亦取法于叶氏之学仲景。叶天士是继承仲景治学方法的典范，他精研《内经》经义，对阴阳五行、脏象经路、运气摄生等无所不通。行医五十年，学更十七师，广闻博览，是得“博采众方”之极致者。融会河间主火，倡用辛凉；教悟又可“邪从口鼻而入”，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贯通东垣升益气之理，提出“脾喜刚燥，胃喜柔润”，“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据奇经八脉之理，提出“通补任督”之法。更于各家方书中冷僻方药内提出临证实用之法。天士于诸家学术，广为收罗，但总以仲景方药为大宗，其运用仲景方药的医案甚多，在《临证指南医案》中，选用《伤寒论》方42首，《金匮》方27张，并且善于一方多用，异病同治，如苓桂术甘汤之治中虚腹泻、阳微停饮、胸痹胃痛、晨泄浮肿、督亏头痛等便是。叶氏之用仲景方，决不泥滞，而是取其中神韵，变化丛出而宗旨不乱。张氏之学天士，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临证处方，多从仲景方化出，而化用之法，则常依叶氏。如天士变真武汤，以草果、陈皮易白术、甘草、乌梅替芍药，张氏亦有此案。天士曾有仿李时珍治外甥柳乔败精阻窍用虎杖散一案，张氏治败精阻窍之茎痛腹结亦以此方取效。他如治低热、滞下、咳喘、痹证等，均有与叶氏案神似者，足见其学有所宗，根基深固。
三、融会与创新——学术思想体系形成
伤寒以仲景为鼻祖，温病以天士为大宗，医者或视为对峙两派，水火不相涉。张氏何以能既遵仲景，又尚天士而不疑，且于两家理法悟出源流而并学不悖呢？张氏并不自矜其高，而是归功于其问难业师程门雪先生的指教。程氏曾说：“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不偏不倚，而于仲景法，用之尤熟。”“近人以叶派与长沙相拒，以为学天士者，便非长沙，学长沙者，不可涉天士，真正奇怪之极。其实即温病发明之说，貌似出长沙以外……不知叶氏对长沙之学，极有根底也。”谨受此教，便成为张氏致力于两家之学的篙矢。可见，为学不可无师，师职于传道、受业、解惑，不但要传授所学，更要指明之所以学与所以为学，即治学目的与方法。张氏尤其感铭其受业师长。尝谓：张伯臾为启蒙之师，程门雪为问难之师，刘鹤一为流派之师，幸有三师亲自指教，乃能驰骋医涯而不迷途。三师均近代江南名家，堪称国手，而各有所长。伯臾精于临证医道，宜其启蒙解惑；程氏天赋灵机神韵，宜其答疑析难；鹤一长于伤寒至理，故依为流派之师。
综观张氏从业之路，治学之道，上研《内》、《难》，取意神韵；中遵仲景，宗其理致；下尚叶氏，得其方法。师法古今，博采广取，摒除门户之见；以临证为依归，以实践为准绳，积数十年功夫，学验渐丰。既承伤寒经方浑厚凝重之旨，又得温病时师轻灵纤巧之秘，更发西陲风土人情之意，已混然自成一家，成为新一代坚持继承发展、推陈出新的疑难病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