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经接气手法在控制针感传导方位研究中的应用
张氏从5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针刺手法的研究。1957年成稿，1963年发表于《黑龙江中医药研究》上的《如何控制针感性质》及《如何控制针感传导方位》的两篇论文，就是专门论述针刺手法的。这两篇文章开了当时针刺手法研究的先河。这组文章把针感分为酸、麻、胀、痛、痒、水波样、沉重、冷、热等14种，并从基础针感、押手、捻转角度、提插速度及幅度以及针尖方向等分别阐述了控制这些针感的具体方法。他把针感分为甲、乙两群，分别论述了它们的特性及其控制与转化的规律。在控制针感传导方位的文章中，广泛地借鉴并援引了古代针刺手法。在“如何使针感通过关节”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使用一定的手法会有利于针感通过关节，如《针灸大成》中记载：‘若关节阴滞气不通者，以龙虎大段之法，通经接气，驱而运之。’还写道：‘先用苍龙来摆尾，次用赤凤以摇头，再行上下八指法，关节宣通气自流。’这里说的是一种‘通关交经’手法，针感亦即经气通过关节后交会在经上。”在这段文字中，作者还从目的、方法、比拟、作用等4个方面分析了青龙摆尾手法，详细地阐述了白虎摇头的术式。
二、通经接气法的术式要以《金针赋》原文为准
在古典针灸文献中，“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控穴”和“赤凤迎源”这4种手法是出于泉石先生在1439年（即明正统四年）所著的《金针赋》。在《金针赋》里，作者是在两个大段中论述的。第一是在赋文的“调气之法”一段里，称龙、虎、龟、凤四法为“通经接气”之法。在这里作者强调指出“仍以循摄爪切，无不应矣，此通仙之妙”。第二是“过关过节催运气”一段里，又称其法为“飞经走气”，此段指出具体的术式。此后高武、汪机和杨继洲等明代针灸大家在术式和主治上又有所补充和发挥。张氏强调术式应以《金针赋》原文为准，但要通读原文，要把两段原文统一起来，去深思，去熟虑，去领会其全意。他说，龙虎两种方法的核心是一个“摇”字，这已经在赋文里说得很明白了。通经接气手法是手法成方，作为一张方子，在临床应用时，有所加减，根据实际需要有所变通，这完全符合中医学术的原则；但要首先稳定原方，有了原方才能变而不乱，有了变化才能灵活运用。
三、通经接气法应用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张氏基于他对古典针灸文献的深入研究和他自己多年临床与教学的实践，强调在应用龙、虎、龟、凤四法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术式要依据《金针赋》的原文，要把原文中“通经接气”与“飞经走气”两段的内容合为一体，融会贯通地去用，才能达到“无不应矣”和“通仙之妙”；“循摄爪切”是不可丢掉的。后来医家如高武、汪机、李梃、杨继洲等所提出之九六、提捻、三才等法，不应纳入术式之中，只能看作是他们的一个加减范例而已。
2．“通经接气”是就效果而言，“飞经走气”是就方法而言。在经气滞涩时，特别是停留于关节而不传时，针在浅部要用青龙摆尾法，针在深部要用白虎摇头法；这两法都是摇法，前者是浅而大摇之法，其状似青龙摆尾，后者是深而小摇之法，其状似白虎摇头，故以此来命名。
3．通经接气时，只用“龙”、“虎”两法足矣。“苍龟探穴”是以搜为主的探求得气的方法；“赤凤迎源”是一种加强得气的手法成方，又是一种飞针取凉的方法。张氏认为泉石先生是以形象比拟的方法，用龙、虎、龟、凤的动作来说明针的操作，而形成的一套方法。虽然四法成为一组，但其用途不一。龟凤两法与龙虎两法联系，以“龟”法搜寻到经气，以“凤”法加大经气的强度。在此基础上来行飞经走气之法是会更有成效的。
4．进针时要用力紧握针柄，要使力贯全针，以期针入气至，在行摇法时，亦就同时把医者之“力”，通过针推入腧穴之中，边摇边用力，而不是让两指呈空扶状态。古人以“舵”、“橹”相比，须知扶舵、摇橹亦均应有功力。
5．“爪切”是在进针之前，是为了寻找腧穴的敏感点和激发经气。在“爪切”的痕迹上进针，则刺入有准，腧穴的皮气得以宣散，以使进针不疼。“循摄”是在进针得气后立刻施用于经上，来激发经气的方法；一般以左手二、三、四指，三指并拢，以其指肚和指甲由所刺之腧穴附近的经上（三指要顺经方向排列），沿向心方向，迅速叩击，要爪甲及指肚同时叩击到经上。用爪甲叫“摄”，用指肚叫“循”，故称此为“循摄”。循摄时，一条手经叩击3～4处，足经4～5处。此间中指应叩以一个主要腧穴上，每次叩击应2～3秒内完成，必须把“力”敲进穴中。视经气之出现程度不同亦可反复操作2～3次。
6．其他诸家之解释可供参阅，唯其中关闭经之一端，以使经气向另一端传导，是各家之共识，应当予以注意。这也是控制经气传导方向的一个常规方法。控制经气上行，多在五输穴上操作，自然多是关闭下端，开放上端。这也应看是行龙虎二法的常规操作之一。
四、青龙摆尾法与白虎摇头法的组合应用
“龙虎”两法是一套灵活组合的手法成方。它的第一个层次是单式手法的成分，右手主摇，以摇为中心；左手一主爪切，用爪切来寻穴定穴，二主循摄，用循摄来激发经气，以达到飞经走气的目的，收“无不应矣”之效。它的第二个层次是复式手法的交叉组合，在程度上先“龙”后“虎”以达气入关节者叫“通关交经”法。以龙虎两法中之一法，佐以“循摄爪切”，使经气通过关节者叫“通经接气”法或“飞经走气”法。用子母生克（即在五输穴上用五行生克）法配穴，用青龙摆尾法行气，当行针中经气满溢时，能够宣散经气，这种方法叫“五脏交经”法。它的第三个层次则是依据上述原则派生出来的两套气与经交为目的的手法成方。一是使气至关节而不回流的“关节交经”法，二是按五行生克法配穴，达到泻邪气、补正气目的的“隔角交经”法，经过张氏这样一番整理研究，古代手法成方中，有关飞经走气的几张方子就更能一目了然，感到清楚多了。
手法评析中医针灸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现已发展成为世界医学。针灸学术中最难掌握的部分是针刺手法，针刺手法是针灸学术中的高、精、尖技术，是针灸理论中博大精深的部分，是中医针灸技术水平的标志，是提高针灸临床疗效的关键。因此，研究针刺手法，就成为当今针灸研究的重要方面。
张氏从50年代起，就致力于针刺法的研究。他幸逢盛世，得遇名师，年轻时练过基本功，在困厄中又从针灸古典文献及经络理论上对针刺手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临床上探讨了针刺手法的规律。张氏的研究是标举了窦汉卿与泉石两位宗师针刺手法的深邃与精微，是阐发与综合了自明以来各针灸名家高武、汪机、杨继洲，以及现代的针灸名家陆瘦燕、郑毓琳、文介峰等有关针刺手法的卓见与绝技。张氏功夫所在，水平所在，在宏观上他运筹得体，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再加上他潜心钻研了40年，才能在针刺手法上硕果累累。他50年代末期撰写的《如何控制针感的性质》和《如何控制针感的传导方位》两篇论文至今对针刺手法仍具有指导意义。张氏1990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作的论文就是《凉热及其针感出现规律的临床实验研究》。70年代在针感研究的基础上，他把全国协作项目针麻原理循经感传的研究与之结合，又把针感的研究扩展了一步。循经感传就是刺激腧穴后激发了经气，使之沿古典的十二经及奇经八脉的线路传导的感觉。这个项目是全国的重点攻关项目。张氏是借鉴了他的针感研究，在他的854例循经感传调查的基础上，首先提出来“循经感传激发”的研究。在1981年组成的10省市自治区激发感传协作组，就是由他领衔的。他根据激发感传的研究结果，把控制针感的方法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进而他全面地进行了循经感传规律性的研究，使循经感传的研究从现象观察向理论研究过渡。在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中这项研究获得1990年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张氏所提出的循经感传规律性有：普遍性、潜在性（隐性）、可激性、可控性、趋病性、效应性、循经性和变异性。经过15年的追试与验证，这个理论逐项得到了证实。
如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指导针灸临床，针刺手法中所有的与经络有关的理论问题，几乎全都可以阐述清楚。经络理论作为针刺手法的指导理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项研究的分题从1979～1991年陆续获得了多项各级成果奖，其中1979年省部级就有两项。这为他针刺手法的研究打下了经络理论的基础。
“文以载道”和“医本儒流”，这是我国传统中医学术的一大特色。我国古代名医有许多就是走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道路。大方脉（内科）的鼻祖《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中国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的作者皇甫谧、针刺手法的宗师窦汉卿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明·杨继洲的《针灸大成》，针灸界公认是我国明以前的针灸总结，针刺手法的主要内容，本书“悉采集之”。为了从古典医学文献上深入地探讨针刺手法，张氏对《针灸大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个项目被纳入1963年国家医学科学研究规划36项（三）题。他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这部百万字的巨著《针灸大成校释》，于198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该书校勘610处，注释2999处。第四卷针法部分是他研究的重点，有关针刺手法中一些重要的古典理论和方法问题，他在本书的研究中得到解决，这又为他整个针刺手法的研究奠定了中医文献学的基础。这项研究于1989年被评为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同获国家出版总署1992年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三等奖，获此项殊荣的，在中医药方面仅《本草纲目》与《针灸大成校释》两项。
根深才能叶茂，张氏在文史哲方面有相当的根基。从他的友人为他的《针余诗草》所写的序中可见：“张缙先生，幼好诗文，长而从医焉。文而后医，医理易达；医而兼文，文采弥丽。先生之于医与文，可谓相得益彰矣。……先生之诗，声韵属对，询称里手。”这位诗文“里手”，是1951年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西医，1954～1955年结业于“全国高等医学院校针灸师资班”，1965～1966年又在西医学习中医班结业。正是他熟谙文史，身兼中西两医，又以非凡的努力，长期从事针灸的实践研究，才能达到这样高超的水平和有这样卓越成就。张氏的成功之路，应当是有现实意义的。
张氏在针刺手法操作时，驾驭经气的娴熟程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手法运作的技巧，堪称“艺臻化境”。无论是给研究生上课，也不论到国外讲学，他都是讲完一段，就在学员身上做，让学习者自己去体察不同的手法都是什么样的效应。张氏的针刺手法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从操作手法到文献的整理、从成果的实用价值到学术意义来综合评价的话，当今的针灸名家中在针刺手法的研究方面当首推此人，在国外就更无二者。1995年12月27日《中国中医药报》头版以显著位置报道：“陕西知名中医专家呼吁‘抢救名老中医针灸绝技刻不容缓’。”张氏的针法绝技的继承，是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抢救”仅仅是继承，发展才是更重要的目的，趁张氏健在，给条件让他更多地教学育人，让他研究发展，这更应当是刻不容缓的事。
作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张氏以其对针刺手法等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获此殊荣。张氏是黑龙江省和东北地区的针灸学科带头人，是全国针法灸法的学科带头人，他不仅仅在针灸事业上有重大的建树，更重要是他在针灸学术上的贡献。他以40年功力研究了针刺法及其密切相关的文献理论与经络理论。他对针刺手法的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精确的程度。他的特点是全面继承，有序地系统研究，最后达到对针刺手法的整体推进。他在针刺手法的研究中涉及了7个大的方面：
①练手法基本功的研究；
②进针法的研究；
③二十四式单式手法的研究；
④以烧山火、透天凉与龙、虎、龟、凤四法为核心的复式手法的研究；
⑤针刺补泻的研究；
⑥针刺得气的研究；
⑦针感的研究。
这些研究覆盖了针刺手法的全部。张氏针法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手法间概念明确，义界清楚，有规定的术式、可变的范围和运作的分寸。
在重要手法上既有定性指标，又有定量指标，为在生物工程学中建立针刺手法的物理模型奠定了医学基础。
在2000年前《内经》时期，已经形成了以“得气”为重点，以“徐疾”为主要方法，以“补泻”为治疗原则的针刺手法体系。《内经》中对“得气”的描述已经到了至精至微的程度。《内经》中《灵枢·九针十二原》：“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素问·宝命全形论》：“静意视义，观适之便，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形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可见针刺“得气”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内经》时期肇成了针刺手法的第一个高峰。其后两晋唐宋时期对针刺手法皆主述《内经》，而少自己的建树。
到元代窦汉卿著《针经指南》首次提出十四式单式手法，并对冷热手法作了精辟的阐述，提出了操作的原则和总体趋向。窦氏后200年，到明初有他的学派传人泉石著《梓岐风谷飞经撮要金针赋》，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刺手法的专著。此书除主述窦氏十四式单式手法外，还提出烧山火、透天凉等治疗八法与苍龙摆尾、白虎摇头等通经接气大法，而且将凉热手法首次命名为烧山火与透天凉，并提出了具体的术式。窦氏与泉石氏的不朽功绩，是他们使针刺手法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有了丰富的内涵，有了可操作的术式，提出来的单式手法与复式手法，均形成了各自的系统。如果说《内经》时期提出了针刺手法，形成了以得气和补泻为主要的学术内容，为针刺手法的体系和刺灸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那么窦氏和泉石氏提出的单式手法系列和复式手法系列及其术式，则是使针刺手法的体系完整，使以针刺手法为基础的古典刺灸学学科得以最后形成。这就使我国针灸史上推出了两位针刺手法的宗师，使针刺手法达到历史上第二个高峰。
自窦氏与泉石氏以后的5～7个世纪中，虽然针灸名家辈出，但皆主述窦氏与泉石氏的学说。《琼瑶神书》虽托名为宋出，但可以看出，此书乃宗窦氏之学，手法种类记述虽多，然语焉不详，亦无操作方法，阅后使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徐凤于手法之功，是其在所撰《针灸大全》中首载了有序言的《梓岐风谷飞经撮要金针赋》，使这部手法专著得以流传，并说明了泉石氏的师承，也说明了《金针赋》上手法原本于窦氏。高武、汪机在主述窦氏泉石氏手法时有所发展和补充，间有评语，其某些评论虽言词过激，但多切中时弊。李梃发挥了《金针赋》中的“捻转”，但过于繁琐。杨继洲在其《针灸大成》中，以第四卷的整个篇幅上起《内经》下及元明两代各家的针刺手法“采样集之”，为明以后针刺手法的传播提供了文献。其《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以及杨氏《下手八法》与《十二字分次第手法及歌》，皆杨氏对针刺手法的发展；杨氏在《针灸大成》中汇集的复式手法是明以前针灸文献中最多的，从对烧山火等术式上的补充，可见杨氏乃针刺手法之临床大家。明代对针刺手法贡献最大者，首推明初的泉石与明末的杨继洲。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灸事业突飞猛进，针灸学术也日新月异，针灸已跨出国门成为世界医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确实可靠的临床疗效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日益被世界所瞩目。在针刺手法方面亦然。以手法绝技而称着的，北京有郑毓琳及郑魁山、李志明，上海有陆瘦燕，广东有文介峰；以手法理论称着的有上海陆瘦燕和吴绍德，浙江楼百层；以针刺手法实验研究而称着的有北京陈克彦。上述各家除郑魁山和吴绍德外，均已过世。郑魁山老先生现居兰州，已届74岁高龄，所幸当地重视，成立了“郑氏针法研究会”，可望郑魁山老先生的针法绝技能够得到继承与发展，郑氏祖传针法能够得到发扬。本文的中心是研究张氏的针刺手法，因主题所在，占有的资料所限，对其他各家自然涉及较少，深望学界见谅。
张氏研究针刺手法，有扎实的中医基础和文史基础，有牢固的经络与文献理论基础，有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又有现代医学科学的基础。他在大半是身膺右冕的环境中，进行这样有序的研究，自成体系，又件件有结果，没有超越于一般的毅力，没有奋斗不息的拼命精神，是无法完成的。这样杰出的专家的成功，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魅力。他的研究分开可以各自成章，合起来又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针刺手法。从张氏的研究结果看，他的针刺手法及其研究的特点是：使针刺手法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使针刺手法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得以互相照应；方法学和治疗学能互相补充；基本功与手法操作能相互结合；单式手法的操作有标准；复式手法的应用有术式流程；使多年来悬挂于教科书上的七条补泻理论，条条落到实处；使原本为从属的方法又各归原位。由于张氏的研究是一次正本清源的工程，是微观与宏观综合的推进运作，由于这项研究是一个成果群的汇合，所以使针刺手法达到了整体发展的效果。张氏以非凡的毅力，得体的运筹，在无序中创造条件进行有序的研究，可以说他的研究成果，是用他的心血铸成的。他从25岁青春到65岁的老之已至的几乎整个人生，用了全身心的投入，才使他在针刺手法的领域获得如此的巨大成功。他的历史性功绩，是他和当代的几位杰出的研究手法的专家一起，把我国针刺手法这一针灸领域中的高、精、尖技术，推到窦氏、泉石氏以后的第三个高峰。
而张氏本人在其中的贡献是杰出的，是可以成为这个专家群体中的带头人物。
针灸学是一门知识型与技术型相结合的学科，从刺灸学这个分支学科来说，其“技术”部分远大于“知识”部分，因而实际操作技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历来学术交流承袭过去的传统，是清一色的宣读论文。后来随科学进步，加进去一些图像方法，但仍然是间接的。张氏一贯主张用现场操作来进行直接交流，以“手谈”为主。从1981年在贵阳他负责主持的全国针法灸法学术会议的现场交流开始，到1991年受世界针联委托由中国针灸学会负责在北京召开的“世界针联针法灸法现场经验交流会”为止，这10年中，他主持了多次这种以实际操作为主的交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了国内外针灸界的一致好评，找到了适合于本学科发展的学术交流形式。近几年来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和国内大型针灸学术会议，更发展成以“主持人”形式边做边讲，边组织会场上的灵活交流，甚至包括技术指导和总结，这种形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张氏这20年来给学生上课，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讲针刺手法课他都是边讲边做，一改过去只讲不做的做法，他的这种有效的直观教学方法，大大地推动了针法灸法尤其是针刺手法的进展。
张氏的针刺手法就我们所知，是可以与现代科学接轨的唯一的一套针刺手法。因为这套手法每一环节他都能讲得明白透彻，讲什么手法就做什么手法，做什么手法就出现什么结果。
他的手法概念明确，义界清楚，有规定的术式，有可变的范围，在主要手法上不仅有定性指标，而且有定量指标。他力主行针时要“力贯针中，力在针前，针随力入”。他强调“针”是“力”的“载体”。他用“推”的手法，能直接证明“力在针前”。笔者认为研究张氏针刺手法，关键问题是确定需要用何种机械量（位移矢量、角位移矢量、速度矢量、加速矢量、角速矢量、振幅、频率、相位、冲击、阶跃，以及毫针上受到的力、扭矩、弯矩等等）来准确地描述这些手法。解决了这些问题，再将上述信息数字化，进而寻找合适的存储手段。这样，使机械、电子与中医学远缘杂交，把机械、电子、光学、计算机、数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用现代科学手段包括近几年来兴起的模糊技术来研究张氏针刺手法及其参数，抽象出反映针法的物理计量，研究再现张氏各种针刺手法的原理与方法，从而探讨出张氏针刺手法微型机械人的设计方案，并依此研制出雏形。这是一种用微型精密机械、电子电路、传感技术、计算机智能控制等一体综合研究，来发扬我国传统针灸学术中之精华——针刺手法。
张氏带的博士研究生中，有6人做了针刺法研究题目，这就构成了他的针刺手法的系列研究。这一系列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张氏的针刺手法从理论到实践是有章法可循的，为我们医学工程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范例，也更加强了我们对张氏针刺手法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信心。
在今天来说，张氏的研究又有一层新义。一方面，他的针刺手法系列研究，使当今中医针灸的实践与研究和古代成果对接；另一方面，他的系列研究成果又为针刺手法与现代科技工程对接提供了可能。这才是真的继往开来和承前启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