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翟氏随施今墨老先生积极倡导中西医结合。他常说：中医学是我国的医学宝库，必须以科学的态度继承、发掘，去粗取精，整理提高，才能使中医学得以发扬光大。他著有《论中医药改革》一文，阐述求新改革之路。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他将中西医诊断、治疗的不同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这两大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相互借鉴相互为用，并通过临床的反复实践，加以完善和提高，扬长避短，从理论上卓有成效地加强了中医学的研究，增强了临床诊断手段的准确性，对临床疗效也有明显的提高。
1．重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辨病是用现代医学方法，对疾病明确诊断；辨证是用中医理论将疾病明确分型。辨病包括着一个系统或一组疾病的演变过程；辨证则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分析，它包括病变的原因、病变的部位、性质、程度和正邪之间的关系，疾病可能发展变化的趋势，并涉及到影响疾病性质的患者年龄、体质等自身因素，自然、社会环境等外界因素。辨病可以确定方向，辨证可以确定根源。这种病与证结合诊断的方法，使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具体，在诊断上准确性更高，在治疗上针对性更强，有利于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在临床具体应用中，翟氏以脾胃病为例，西医认为这是一组消化系统的疾病，在胃镜的观察下，形态上的改变是胃粘膜因各种原因（冷、热、药、食、烟、酒、感染、体质、环境、气候等）引起炎性变化，局部组织营养不良（变质）、血液循环障碍（充血或渗出）、细胞成分的增殖（增生）等，急性炎症以渗出为主，慢性炎症以增生为主。中医认为：脾胃为病，从病位上讲，可涉及肝、脾、胰、胃、肠等脏腑；从病因上讲，有寒、热、气、湿、滞、瘀等多种因素。翟氏的临床经验是“十胃九寒”，在认真地翻阅了大量的参考书籍以后，仔细分析了脾胃虚寒一证，以西医病理形态学为依据，为中医临床诊断脾胃病提供了科学根据。总结出：脾胃虚寒时，人体中枢处于抑制过程中，胃肠蠕动因此减弱、缓慢，其病理变化是胃粘膜处于贫血、缺血、瘀血、水肿状态，以此强调了脾胃病以虚寒为主证、以气滞为兼证、以瘀血为并证的辨证方法。从主证上找出病因的根源所在，通过兼证了解气机升降的状态，在并证上体现气血辨证的作用，从而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进行合理、综合、准确的分析判断，发挥了中医辨证诊断学的特点，同时也掌握了疾病变化的全过程，为临床诊、治、防提供了可靠、系统、科学的依据。
2．掌握辨证与对证治疗相结合：中医治病突出在辨证的基础上，选择所适宜的方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中医的特色是以证的治疗来改变疾病进程的转归作为主要治疗手段。
由于中西医治疗疾病角度的不尽相同，因此中医须要借鉴西医的治病手段，逐渐地完善自己，绝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例如高血压病，很多疾病均可导致高血压，高血压只是临床上的一个症状，是脑卒中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西医在治疗高血压时，多采用利尿、扩张血管的方法，减轻颅内压力，调整血管弹性而达到降压的目的。但血压下降后，很多疾病的发展就会受到阻滞。翟氏结合西医的手段，充分发挥中医辨证分型的优势，掺入适当的具有利尿渗湿作用的药物，如云苓皮、泽泻、车前子等；配以具有扩血管的活血化瘀药物，如葛根、丹参、鸡血藤、红花等药物，这种辨证和对证治疗的结合，使临床疗效巩固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参考现代药理学：现代药理学对中药成分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使中药的选用更具有针对性。翟氏十分重视这方面的成果，将药理证实有确切疗效的中药，运用于临床施治中，不断扩展中药处方的治疗范围，他创制有以紫草、蝉衣、黄芩、麻黄、甘草为代表的脱敏定喘汤，专门治疗过敏性咳喘证。根据药理研究证实，紫草、蝉衣对病毒和杆菌有抑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抗炎和抗过敏的作用，两药均可入血，搜血中之风而增强去风止痒的作用。黄芩中的黄芩甙和黄芩素均有抗变态反应作用，对豚鼠实验性哮喘有缓解作用，甘草中的甘草次酸具有抗炎和抗变态反应作用。这四药经过临床证实，有较强的抗过敏的协同作用。麻黄的脱敏、解痉、定喘作用已是常识。他就是这样融会中西医之长于一炉，不断汲取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成果，使治疗效果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