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辨病论治
从医学发展的观点分析，“辨病论治”当早于“辨证论治”，因为医者对疾病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深入到一定阶段，又希望能得到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从治疗学的观点，就是寻求更切合病证、便于在辨病论治中广泛应用的“通治方”。如《素问·腹中论》治疗鼓胀用“鸡矢醴”方，属于辨病论治；后世有将臌胀分为数种证型予以分别处治，重在辨证论治。《内经》除臌胀病外，以生铁落饮治狂病，四乌骨一茹丸治“血枯”病等，亦均具有辨病论治的特点。早于《内经》成书年代的《五十二病方》，载述了“蛊者，燔‘扁辐’（蝙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内经》以后的《武威汉代医简》载有“治诸（即‘癃’）……皆同（）治之”。按汉晋以前，癃、淋不分，此处“诸”系指诸种淋证，包括石淋、血淋、膏淋、泔淋等。说明那时对于这些病证在诊治方面贯穿了辨病论治的原则。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不少辨病论治的阐述，特别是《金匮要略》在这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如乌头汤治历节；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血痹；肾气丸治消渴；茵陈五苓散治黄疸；甘草粉蜜汤治蛔虫病；桂枝茯苓丸治妇人症病；胶艾汤治胞阻；甘麦大枣汤治脏躁等。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介绍了有关辨病论治的内容，如对卒心痛、伤寒、痢疾、天行疫疠、温疫、疟病、黄疸、沙虱、乳痈等病，基本上不以分型论治的形式铺叙，便于读者在仓卒之间按病索方。嗣后，《千金》、《外台》、《圣惠方》等多种唐、宋方书，由于方治搜罗广博，则有更多属于辨病论治的方药。宋、元以后，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明·孙志宏《简明医彀》（现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余瀛鳌等点校本），该书对于200余种各科病证，均列“主方”一项，不同的病证只列一个主方，多附有较详细的加减法，甚便于读者查阅选用。这部著作体现了孙氏对于辨病论治的深入探索，是临床“辨病论治”的重要参考文献。
二、通治方
现今市售多种中成药方，大致具有辨病论治的特色。这些成药的主治病证较为明确，较易据方议治，属于所述主治病证的通治方。古代的通治方，是经过发展逐步得到充实的。前面提到《内经》、《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等所记述的辨病论治与通治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代以前的诊疗概况。张仲景在论述黄疸时，有“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诸黄，猪膏发煎主之”。亦即对“诸黄”（多种黄疸）拟订了通治方。更明显的是，仲景谓“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者，红蓝花酒主之”，点出此方广泛的通治范围。《金匮要略》甚至在保健方面也有通治方的介绍，如“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这是我国产前保健方的较早记述。《肘后备急方》在搜集通治方方面着力尤深，如葛洪认为“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提出用葱豉汤为主加减施治。他又以黄连、黄柏、当归、龙骨四药煎煮入蜜，治疗痢疾，明示“天行诸痢悉主之”通治方的性质。其它如“辟温疫药干散”、“辟天行疫疠方”、“辟温病散方”、“治疟病方”、“治一切疟乌梅丸方”（注意：与仲景乌梅丸方的方药及主治不同）、“治黄疸方”、“治一切恶毒肿方”、“乳痈方”、“诸疽疮膏方”、“疗犬咬人方”、“疗沙虱毒方”、“神黄膏疗诸恶疮、头疮、百杂疮方”等，均为葛氏所收编的通治方。
前面提到的《简明医彀》，在综合性医著中不仅宣扬并突出辨病论治，更是提供各科病证通治方的重要文献。该书所列200余首“主方”，立方精审，配伍谨严，读者易学易用，虽无方名，但“通治方”的特色昭着。试以该书“自汗”为例。
主方：人参、黄芪（蜜炒）、白术、茯苓、当归、黄连、白芍、枣仁（炒，研）、牡蛎（煅）各一钱，桂枝七分，甘草（炙）五分。右加浮小麦一撮、乌梅一个、枣二枚，水煎服。
不止加五味子、肉桂、麻黄根，煎成调龙骨末；虚人加山茱萸、肉苁蓉；湿胜者，泽泻、茯苓、防风、白芷；阳虚加制附子；火盛倍黄连；热极者，另煎凉膈散；甚不止，浮小麦半升，煎汁去麦，用汁煎药。兼痰盛气滞等，随证加减。
上方是自汗的通治方，详述了加减用法，在此方后，又分别介绍了不同因、证的“自汗”治疗。如用黄芪建中汤治虚劳自汗；大补敛汗汤治气虚自汗；玉屏风散治表虚自汗等。末附若干“简便方”亦具通治性质。
在中医各类方书及综合性医书中，类似的通治方多不胜数，这是各科临床家多年的医疗实践或广泛采辑所得的宝贵内涵，应在临证中加以筛选整理、对比观察，检测其治效，使其中较为成熟的治法和方药得到肯定和推广。
三、辨病论治的实践性
古今很多医家，在其医疗实践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重视辨证论治的同时，寻求辨病论治，注重方药与病证的合拍，这在绝大部分中医临床文献中都能得到反映。如先祖父奉仙公治“常疟”凡属太阴证者，用自订“新六和汤”（草果、知母、厚朴、杏仁、半夏、生姜）加减施治取效。
又如治葡萄疫（患者以少年及学龄儿童居多，症见皮肤“锦纹点点，大小不齐，大者如青钱、指甲，小者如粟米、豆瓣；色青而紫，或如胭脂。察其脉象多芤，大小不一，有缓有数；其神志亦不甚为苦，纵热不炽，虽渴不烦……”）由于此病多预后不良，先祖父“经数十年悉心研究”，指出此病缘于“幼年血气未定，正元不充，或当病后，或体素薄，或食冷物，逼其隐伏之热，使恶疠之气直犯血脉”所致。后以自拟“新订消斑活命饮”（大黄酒炒、黄芩酒炒、连翘、甘草、山栀炒黑、苏荷、板蓝根、青黛、西洋参隔汤炖、当归酒洗、大生地炒、广郁金、紫背浮萍、紫菊花或根）等方施治获得良效。
先父余无言先生1935年在上海治一仁济医院张姓职工，患水臌，病情重笃，须经常抽腹水以求缓解。先父鉴于过去治臌，采用张子和、危亦林、张景岳、孙一奎等治法，均不够理想，诊后夜读《傅青主男科》，见书中有“决流汤”（黑丑、制甘遂、上肉桂、车前子）治水臌，是方亦见于陈士铎《石室秘录》，遂以此方加味治之，消水颇见捷效，并无不良反应。先父细绎其配伍、组成，认为决流汤“大有经方之遗意，以丑、遂行水治其标，以肉桂温阳培其本，药味少而效力专……”（见《翼经经验录》），后以此方施治多人，于水臌消肿，堪称良方。但在消水后必继以香砂六君子汤调中以善其后。1960年，我诊治了多例急慢性肾炎，我认为急性肾炎与中医所说的“风水”相近，遂确立用“发表祛风利水法”施治，拟订了“风水第一方”（麻黄、苏叶、防风、防己、陈皮、炙桑皮、大腹皮、丹皮、猪苓、茯苓、泽泻、木通、车前子）主治急性肾炎遍体水肿、头痛、血尿等症，有较好的治效（见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内经类证》）。又如对于病毒性肺炎，目前西医缺乏捷效药物，我根据临床所见，琢磨了一个“麻杏石甘加味方”（麻黄、杏仁、生石膏、生甘草、黄芩、生地、板蓝根、忍冬藤）应用于临证，便结者加大黄、蒌仁；口渴甚者，加花粉、麦冬；痰多，去生地，加川贝、黛蛤散；咽痛，加元参、桔梗；胸痛，加枳壳、橘络……。如发烧超过39℃，一天宜服两剂。此方具有实效，便于掌握应用，如配合必要的输液及西药，可以缩短疗程，提高效验。
总之，辨病论治是临床医学发展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切希望中医界的同仁能给以适当的注意。当然，通治方的应用，有时尚需根据病情而予以变通，使理论治法、立方遣药更为契合，这又是“辨病论治”中贯穿“辨证论治”的思路与方法。
四、简化辨证，开展中医“通治方”研究
目前所编的有关中医内科学教材，存在分型偏于繁杂，不太切于临床实用的缺陷。我一贯主张对于常见多发病宜在可能范围内，简化辨证。根据中医临床文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对各科病证宜从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内经》中生铁落饮治疗狂证，四乌骨一茹丸治疗经闭，均具有“通治方”的性质。奠定我国临床医学基础的《伤寒杂病论》也有较多通治方，如：“黄疸病，茵陈五苓散主之”；“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葛氏并提出以葱豉汤加减施治，对于疟、痢、温病、温疫等病，他也主张选用通治方与治。
后世医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反映“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特色，而明代孙志宏所撰《简明医彀》（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列其它各科病证）对每一病证均列主方（通治方），并附加减法；同时也结合辨证论治及单验方治疗，使读者较易掌握。清初张璐《张氏医通》之三痹汤（治风寒湿痹）、《倪涵初疟痢三方》都是突出辨病论治之方剂（均为通治方）。现代医家总结个人临床经验，亦颇多辨病论治之效方，有利于继承发扬，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