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种常见多发性疾患，不论中医、西医都有一套常用的防治方法，可以称之为“常法”。
一个医生在诊疗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熟习“常法”。但光是熟悉“常法”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证情，因此还需要学习、掌握一些灵活变通、更能契合具体情况的治法，这种方法简称为“变法”。掌握“常法”与“变法”的多少及其运用的精确熟练程度，是厘定一个医生诊治水平高低的标尺。
最近我翻阅了清初张石顽先生的一个治案，案中谓：“癸卯元夕，周、徐二子过石顽斋头纵饮，次日皆病酒不能起，欲得葛花汤解酲。余曰：东垣葛花解酲汤，虽为伤酒专剂，然人禀气各有不同，周子纵饮则面热多渴，此酒气皆行阳明肌肉之分，多渴知热伤胃气，岂可重令开泄以耗津液，与四君子汤去甘草加藿香、木香、煨葛根、泽泻，下咽即苏；徐子久患精滑，饮则面色愈青，此素常肝胆用事，肾气并伤，酒气皆行筋骨，所以不上潮于面，葛花胃药，用之何益，与五苓散加人参倍肉桂，服后食顷，溲便如皂角汁而安。”（《张氏医通·卷二》）
凡是学过中医的都很清楚葛花解酲汤是治疗伤酒的“常法”，而张石顽能“因人制方”，以“变法”取效。通过这个病案，使我联想到数年前自己的一个治例。1961年春，我出差去包头市搞中医教学，同时也承担一些治疗任务，有一位迁延性肝炎患者，症见右胁下痛胀，胸中痞闷、身疲肢倦，心中苦，善太息，大便燥结，小便微黄，食纳尚可，苔薄边红，脉象弦细。肝大肋缘下2cm，并无黄疸，肝功能有三项不正常。我认为系“肝郁夹热”，遂以丹栀逍遥散加减，并以越鞠丸9克入煎，服数剂后，患者觉胁痛轻减，其它症状也有所好转，我就守住原法继续治疗，久而久之，逐渐失效，原有症状复现，少腹有拘急疼痛，我觉得有些棘手，后写信向业师秦伯未老大夫请教。秦老复函略谓：“据述症情，可考虑用‘玉璜治肝燥胁痛法’。”我懂得了是让我试用清代魏玉璜先生的“一贯煎”方。按陆以湉《冷庐医话》称此方主治肝燥胁痛、胃脘痛、疝瘕等症，方药为沙参、麦冬、地黄、枸杞子、川楝子、当归身，结合轻治患者口中苦燥，于原方中加入酒炒黄连，服后数日，胁痛顿减，以此方增损连服，诸症悉缓。2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正常，肝在肋缘下已不能触及，最后以柔肝健脾法收功。
从这个治例给我不少启发，我起先用的丹栀逍遥散、越鞠丸是治疗“肝郁夹热”的“常法”，但方中有一些香燥劫耗肝阴的药，对经治的这位具有肝燥胁痛的患者是不相宜的。由此使我进一步体会到读书、临证均不可少，治病时心思须活泼细致。古代有不少名医能在其他人所用方内加上一味药即能奏效，如元代《伤寒金镜录》作者杜清碧病“脑疽”，自己开了防风通圣散，但连服无效，当时另一名医朱震亨替他诊治后说：“你何不将防风通圣散用酒制一下。”后来按朱氏的方法治疗，果然痊愈。又如明代的缪仲淳曾治一王姓遗精患者，病情相当重，甚至只要听到妇女的声音就会遗精，身体瘦弱已极，眼看不久于人世，一般医生都说没有办法了，缪仲淳的一个学生处了一方，以远志为君药，莲须、莲子为臣药，龙齿、茯神、潼蒺藜、牡蛎为佐使药，配了一料丸药，患者服后感到病状缓解一些，但遗精还是没有断，缪仲淳诊治后，认为学生这张方子配伍不错，于原方中另外加入鳔胶一味，按前法服用，一料丸剂尚未服完，病就好了。
因此，我想到作为一个医生，当用“常法”治病失效之后，应该一方面自己翻阅有关文献，从中求取借鉴，启发诊治思路；一方面向前辈师长虚心请教，必要时采取会诊或病案讨论的形式，千方百计，集思广益。总之，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