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质疑

《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之说传沿已久，前辈医家除少数存疑外，默认者居多。而后学则大多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给《伤寒论》的学习和应用带来了消极影响，有加以剖析的必要。

三百九十七法首见于宋代林亿等的《伤寒论序》：“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见明赵开美校刻的宋版《伤寒论》。以下简称“赵刻本”）明末清初喻嘉言在《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中虽很明确提出三百九十七法的观点，但因喻氏反对王叔和编次，故条文重新组排，因而他说的三百九十七法与林亿等所说的不同。就喻氏的说法而论，在《尚论·春温下篇诸方》虽点出“合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但条文杂乱，重复较多，有的引用不准，甚至也有引用非仲景方的。显而易见，喻氏所谓的三百九十七法，是勉强凑合成数，不足为训。

林亿等《伤寒论序》说的三百九十七法较之喻说虽更有权威性，但亦有许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元末王履指出：“所谓三百九十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于是询诸医流，亦不过熟诵此句而已。欲其条分缕析以实其数，则未遇其人”（见《医经溯洄集》）。王履敢于提出疑问，不能不说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他也曾想方设法进行这样那样核对统计，试图弥补归正，可是连自己都不满意，只好感叹：“纵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于林亿等，而出于林亿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则后之闻者必当履其自非，以归于正。而乃遵受听从，以为千载不易之定论，悲夫！”（同上书）后来柯韵伯进一步肯定了王履的看法，指出：“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见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见于叔和之序例。林氏创于前，程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即王履）已辨之矣”（见《伤寒论注》）。

“赵刻本”林亿等立三百九十七法的基本原则是：由《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止，每条条文有出方治的作为一法；其编排体例是：各篇篇名下小字注本篇“合××法，方××首”，先列法在前，并在条下注“第×”，然后列脉证汤方条文。依此原则及体例，由太阳上篇至阴阳易等病篇计共二百二十三法，与三百九十七法相差甚远；若把“辨可不可””等篇也计入，则共为三百八十八法，总数亦不相符（详细数字见附表）。必须指出的是，“辨可不可”等八篇条文与太阳病至阴阳易等十篇条文，百分之九十以上重复，这样的计法是不可取的。

还有人把太阳病至阴阳易等十篇三百九十七条说是三百九十七法。此说始自何人，尚未考证，但据俞所知，在中医界中认为“三百九十七条等于三百九十七法”的不少。这些人可能是据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以下简称“成本”）三百九十七条，便把三百九十七条说是三百九十七法。其实，所谓“成本”的三百九十七条也仅是由《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计算至《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第十四》止。需要说明的是，“赵刻本”也好，“成本”也好，原书都没有冠上条文号码，而是后人为了便于学习，把原书中上述十篇条文编印成单行本，才加上序码的（“赵刻本”、“成本”均为二十二篇，新辑本只收取十篇）。由于“赵刻本”和“成本”版本不同，因而新辑本序码也不尽相同。而“成本”条文计数，也不是人人相同，三百九十七只是大约之数。《伤寒论》新辑本三百九十七法（或八条）不是辑“赵刻本”，林亿等所谓“法”的条文，恰恰是剔除了“法”的条文而辑成的。把三百九十七条说是三百九十七法，岂不是自相矛盾。

附表

注：少阳病篇原无明确计法，现据其体例补一法。条与法概念不清，影响到《伤寒论》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因为既称“法”，必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对实践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历代许多注家认为《伤寒论》条条皆经旨，即使发现漏误错衍之处，也只是因循衍饰，不敢逾越半步。故千百年来本论虽经数百家注疏，而真正能发扬光大的不多，这与思想上受“法”的束缚不无一定关系。更有甚者，因把三百九十余条认为条条是法，故临证应用时，按图索骥者有之；断章取义，草率诊断乃至附会遣方者亦有之。殊不知《伤寒论》条文必须上下联系，互相对照，彼此参证，才能悟出其精神实质。对于《伤寒论》的“法”，如果不求甚解，附会穿凿，势必走进死胡同而不能自出。

《伤寒论》是否有法？俞氏明确提出《伤寒论》精华在于诊治大法的观点。诊治大法即辨证论治规律。俞氏认为，不赞成或反对三百九十七法之说，不是否认《伤寒论》，而是为了更加维护《伤寒论》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