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0年邝安坤氏发现皮质素型动物的病态外在表现与阳虚证临床特征近似之后，1963年邝氏又提出助阳药能改善动物模型的病态。在邝氏的带动下，全国掀起了制作“证”的动物模型的高潮。据卫生部科教司等于1984年12月发表的《医学实验动物模型及细胞系研制与应用》，截止于1983年5月，“证”的模型已有“卫气营血”、“热”、“寒”、“瘀血”、“血虚”、“脾虚”、“肝郁”、“阳虚”、“阴虚”、“阴”、“阳”、“脉微欲绝”、“气虚”、“阴阳失调”、“里实”等。日本则有瘀血证、五苓散证、胸胁苦满证等。近10余年以来，研制中医动物模型更处于一发而不可收的热烈状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投入这方面的研究。审慎地评估中医动物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中医科研方法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制作“证”的动物模型的思路大致是使用一些能引起与该证临床症状和实验指标相近的致病因子，作用于动物，使之产生类似该证的症状。这些致病因子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及损伤或切除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等。
从理论上来说，完善的动物模型应包含六方面的内容——病因、病位、症状、病理、协同因子（性别、年龄、环境等）、对治疗的反应。它们应与临床相符，但实际上难以做到。如脾虚证系采用饮食劳倦方法造模，属于病因相近；肾虚证系采用药物损伤肾上腺皮质方法造模，属于病理相似。有认为前者多为中医单位制成，后者多为西医单位制成，前者优于后者，反映出中医特色。
一、制作“证”的动物模型的基本要求
1．根据中医理论，模拟中医传统病因，尽量达到既符合多种因素，又符合自然致病的原则。
2．符合该证的基本内容。在证的实质尚未阐明前，模型与临床病人在体征上应当相似。
3．有客观的实验室指标，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及敏感性。
4．可用治疗该证的方药进行验证，使动物改善症状或症状消失。
二、制作的模型大致有三类
1．根据中医理论制作证的模型。如脾虚模型系根据饮食失节及劳倦过度为脾虚病因而制成及大肠杆菌静脉注射制造卫气营血模型等。但要符合证的诸多条件极难。在卫生部1984年出版的书内26个模型中，双因素以上的仅为2个。
2．直接借鉴西医模型。如冠心2号对微循环的影响，采用肾上腺素造成小鼠肠系膜微循环障碍，即所谓瘀血模型。
3．复合模型：如乙酰基苯肼引起溶血性贫血——血虚证模型。高分子葡聚糖引起DIC—瘀血证模型。此模型在名义上与中医相联系，实际上仍为西医模型。
在上述的三类模型中，真正属于中医动物模型的实际上只是第一类。各地在制作证的动物模型时，大致按此思路进行。
三、讨论
首先提出控制论的维纳曾说：“如果一个生理学问题的困难，实质上是一个数学上的困难。
那么，十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和一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完全一样的，不会更好。”中国不是富国，中医学的科学水平较低，科研经费也较短缺，经不起由于方法学的失误而导致时间、金钱、人力、物力上的浪费。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探讨证的动物模型在中医科研上的价值具有一定意义。
西医学的发展与理论产生的程序大致为：临床实践——发现问题，提出假说——实验研究，验证假说——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再发现问题，提出新假说——再实验研究，验证新假说——形成新理论，指导实践——……。由上所述，理论是通过实验产生的。对于相当数量的理论来说，通过使用动物模型研究而产生了理论。即动物模型在前，理论在后。如巴斯德的炭疽实验，用60只绵羊进行预防炭疽的研究，其中25只先接种疫苗，后给细菌，结果未感染炭疽，从而创造了免疫的理论与技术手段，为人类预防传染病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医学的理论产生与西医有很大的不同。其程序为：临床实践——发现问题，提出理论——指导实践。现在我们通过实验研究，如动物模型来验证古人流传至今的理论，即理论产生了动物模型。或理论在前，动物模型在后。
由上所述，西医学通过动物模型否定了旧理论，创造了新理论；中医学通过动物模型维护了旧理论。实际上，动物模型已与创造新理论没有太大联系。因此，在中体西用的框子内，从创造新理论的角度来说，动物模型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鉴于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体系，在理论产生方面，或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如果要采用西医的动物模型之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医，势必导致抛弃或修正旧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医特色就会较为困难。由此看来，坚持制作证的动物模型的作法必然导致修改或检验中医理论。既要制作模型，又要维护理论的现行作法只能使中医研究陷于进退维谷的停滞状态。
动物模型被认为是中医规范化、客观化、科学化的重要实验研究依据。因为病人常出现复合证，而动物模型则可能制成单一的证，适于科学研究的要求。至于它是否符合中医辨证要求，有人提出由于中医的症状诊断难以用于动物，可以采用药物反证动物模型是否成功。即方药如使动物模型的体征、实验指标好转或恢复正常，此模型可认为合格。但问题为：此方药或此类方药必须有特异性，才有可能判定动物模型的合格；其他类方药不应对此模型产生良好效果。但是至今尚未见到此种模型的确切报道。再进一步来说，自1960年至今，30多年过去了，证的动物模型始终未曾发挥修正理论、发展理论或制成新药的作用。虽然香烟不断，然而不见降灵，这难道还不能促使我们加以反省吗？动物幽门结扎性胃溃疡是常用的胃溃疡模型。据梁茂新氏收集的采用中药治疗此模型为几份报告，报告一提出理中汤有治疗作用，反证此模型为脾阳虚或脾胃虚寒证；报告二提出一贯煎有效，故此模型为肝肾阴虚证；报告三为锡类散（治疗疫喉、乳蛾、牙甘、口舌糜烂）；报告四为生姜泻心汤（和胃消痞、散结除水）；报告五为真人养脏汤（涩肠固脱、温补脾肾）；报告六为补中益气汤有效。由此可见，此模型适用于不同性质的方药，不能列为单纯的脾虚模型。
又如，80年代初期用利血平制成的脾虚模型是以四君子汤反证来确定的，但后来发现补中益气汤、一贯煎、平胃冲剂、胃特灵等均有效，而这些方药的药物组成彼此各异，各自的功能、主治不能以脾虚来概括。因此，通过四君子汤来反证这个模型属于脾虚是欠妥的。
出现上述的一个模型可用多种方药治疗的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1．从动物模型角度来考虑：
（1）模型的自然恢复：现有的模型在致病因子停止作用之后，往往能够自行恢复健康，如胃溃疡是一种自限、自愈性疾病，因此，使用任何中药后都有可能出现病情改善。今后应当制成病变长期存在的模型以避免自然恢复。（2）动物模型的病理改变复杂，某些病理损害可能由局部涉及另一部分甚则整体，它取决于动物、作用因素的强弱及作用时间的长短等。某指标或症状的改善不一定意味纠正主要的病变或全部病变。不同方药可能从不同途径作用于动物模型，直接或间接改善某指标或症状，而非进行关键性的治疗。
2．从中医药角度来考虑：
（1）证与方药之间的关系不固定（方药适用范围广泛）：在常用的中药方面，补气的黄芪、党参、白术、甘草，补血的当归、白芍、丹参、地黄，养阴的麦冬、枸杞等几乎常出现于功用、主治各不相同的方剂，用于治疗多种疾病，这意味着药物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一个药中的多种成分可能有多方面的调节作用，甚至双向调节作用。至于在复方中，各种中药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产生哪些调节作用，更是个未知数。一方治多病的情况极为多见。
因为按照中医理论，只要同证，不同病的用方完全可以相同。如一贯煎（北沙参、麦冬、当归、生地、枸杞），陈永祥氏报告对醋酸、消炎痛、利血平、幽门结扎性的胃溃疡模型均有保护作用；刘若庸等报告新方溃疡宁（珍珠、牛黄、青黛、象牙屑、冰片——即锡类散）对上述四种胃溃疡模型也有作用。两方的药味不同，功能各异，提示中药的作用机理是多方面的。
一药治多证、多病的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例如甘草的功能有——解表（麻黄汤）、泻下（调胃承气汤）、和解（小柴胡汤）、清热（白虎汤）、祛暑（六一散）、温里（四逆汤）、表里双解（大柴胡汤）、补益（四君子汤、归脾汤、左归饮、右归饮）、安神（甘麦大枣汤）、开窍（紫雪）、固涩（完带汤）、理气（厚朴温中汤）、理血（桃核承气汤）、治风（大秦艽汤）、治燥（清燥救肺汤）、祛湿（平胃散）、祛痰（二陈汤），消导化积（枳实消痞丸）、驱虫（布袋丸）、涌吐（瓜蒂散）、痈疡（阳和汤），共计21类。在全国统编中药学教材中，中药共分22类。其中仅有涌吐类未用甘草。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发人深思，甘草究竟具有二十方面的功效呢？还是具有调和各种药物的能力呢？另外，既然一个药单用或与其他药物配伍后具有不同的功效，以药测证的意义更有斟酌的必要。
在上述情况下，出现了同证同治与同证异治。按照传统观念，病同而证不同则异治，病异而证同则同治，这就是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也可以换个说法，叫做同证同治与异证异治。我们发现，除了上述的胃溃疡模型（同病、同证）在治疗上可以截然不同之外，证同而治不同是存在的，梁茂新提出有人以补肾生血法（大菟丝子饮）和补养气血法（当归补血汤、八珍汤）分别治疗血虚证，都收到了效果，即同病同证用多方。至于证同病异而治不同则更多见，即异病同证用多方。如果说，同证异治是客观存在，辨证论治的使用就有待商榷。证与治之间关系的不肯定，将会动摇中医的精髓，以药测证也就丢失了存在的价值。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证应当有确定的客观指标，并且只有一个治法与固定的治疗方药（具有排他性、标准化）。这样，以药测证才有可能，制出的动物模型才有价值。
四、发展中医科研应当考虑的问题
1．在证的实质尚未阐明或部分阐明之前，不宜制作证的动物模型。因为在一证可用多药治疗或一方药可治多证以及一证无固定实验指标的情况下，制作证的动物模型无价值。
2．制作“证”的动物模型，必须优选出针对该证的方药，并采用固定的方药制剂，治疗其他证的方药对此证应无治疗效果。对照药物最好没有相同药物。除感染性疾病外，去除致病因子后，此模型能持续若干时间。
在中医的科学研究方面，已经逐渐由中体西用改变到以西为体的局面。鉴于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中体西用的作法似乎难以促进中医学或西医学的发展，研制证的动物模型之不尽人意，表明这种作法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也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医时应当认真考虑方法论的问题。举例来说，在研究时采用双轨制，既使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同时允许使用传统研究的方法也许是可取的。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制作证的动物模型未必对发展中医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