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连续的历史与古老的文化。在6世纪左右，已开始印刷书籍，书籍既多，读不胜读。甚至在宋代（距今千年），有人慨叹十七史该从何处读起。现在，书籍之多，浩若烟海，要想了解古代的文化，真是令人望洋兴叹。目前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头脑中还要不断加入新的科学文化，如何能够在有限的头脑中放进去尽可能多的知识，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中医古籍而言，民国以前约有8000种左右，现在收集到的有万余种。如果不对它们进行一番考据整理，描绘出一条明确的医学发展的线索，将使后学者无从措手，并可能对中医学产生错误的概念，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医学是有害的。
在古代，各门知识并无明确界线，正像西方在没有各种分科的知识前，各种知识都在某种形式下混合起来一样。这是由于当时的知识比较贫乏，一个聪明人能够掌握相当多的不同知识的缘故。这种掌握多种知识的人在中国古代叫做通儒。古代是否能有真正的通儒，这里姑且不论。但如要求今天的中医师既有临床知识，又掌握基本理论，还要有分辨古书真伪的本领，最后尚需掌握外文与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恐怕很难做到。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把中医发展的脉络整理出个头绪，还它本来面目，使初学中医者认识中医发展的真实情况，选读其中的精华部分，节余不必要浪费的精力，脚踏实地来为发展中医作出贡献。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与中国古代医学史都已搞清。其实不然。在古代，从事中医书籍写作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受经学、史学的影响很大。古代经学、史学中的一些问题，往往也反映到医学中来。因此，对古史中的存在问题略加回顾，可能会加深我们对中医古籍必须考辨的认识。
王国维对古史的研究提出二重证据法，即纸上材料（六经、先秦诸家、史记等），再加上地下材料（甲骨文、金文），不是单纯训诂考释。如挖出春秋时代的《秦公敦》、《齐候钟》上记禹事，证明了在春秋时，人们已公认夏禹的存在，禹这个人不是战国时伪托。
现在主张三重证据，就是再加上外国、世界的材料来论证中国。另外，民俗、神话、文学作品也可作为三重证据来考虑。
古代史料失真颇多，其中大半属时间过长而产生的自然演变，也有许多出于后人的特殊需要而加以伪造。故在研究文献时，第一步是审查其可靠性（包括文献、实物）。只有依据正确材料，动脑子想一想，不要盲从，才能研究出正确结果，才能避免开口、动手便错。
古史中有些为牵强附会，如春秋战国时传说黄帝有四面。据《太平御览79》引《尹子》：“子贡问于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视，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这样解释，四面变成四个人。又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这种说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中医文献也有类似情况，如医和、医缓治晋侯病时提到鬼在膏（心下）之下，肓（横膈）之上，属于神话的范围；近至徐灵胎的医案，怪诞如鬼作祟之案甚多。徐为才子，尚且如此，读书可不慎乎？《淮南子·缪称训》的“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提示了史料中公认的资料也多有误。
中医在考据上曾出现过失误，如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足背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与《阴阳脉死候》等帛书。墓主死于公元前168年，从四种写本字体来看，估计为秦代。中医某单位认为《内经》成书于战国，这些写本比《内经》原始，因此这些写本的成书年代至少可上推到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日本的山田庆儿认为这种推论方法是错误的，不应根据所谓《内经》是战国时期著作这个没有确证的假定，来推断帛书的成书年代，而应相反的从关于后者已经确证的事实出发，来推断前者成书的过程与年代。现在可以作为大致确实的事实来接受的是：
（1）此四篇为先秦著作。（2）是《太素》经脉篇（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太素》22卷九针所主篇（脉法）、《灵枢》经脉篇与《甲乙经》卷二十二经脉诊脉支别（阴阳脉死候）的原型，但两者相距较远，说明需经相当长的岁月才会出现现在面目的《内经》。从山田的叙述可以推出，《内经》的成书不会早于汉代。国外有人曾对我们的考古工作进行评论，如Hummel云：“西洋人……似也不妨在中国人的面前表白我们的希望。这就是，这个新大陆的发现似乎不必看作只是中国学者的唯一遗产和领土。这块不知名的地方不妨公开，使各国学者带着他们的文化背景所供给的特有知识来到此地通力合和。”如果我们不对前车之鉴引以为戒，难免重蹈外国人来指出我们错误的覆辙。
发展中国医学，离不开研究中医古籍，包括经史子集诸书中与医学有关的古籍。考诸《四库全书》着录与各家书目，医药书籍的作者每多依托。以《隋志》为例，冠以黄帝之名的有黄帝八十一难经2卷，黄帝针灸虾蟆忌1卷，黄帝针经9卷，黄帝流注脉经一卷，黄帝素问9卷，黄帝素问8卷，黄帝素问女胎1卷，黄帝养胎经1卷，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藏人图1卷，黄帝明堂偃人图12卷，黄帝甲乙经10卷等。一个黄帝能写出如此多的著作，真是叫人想信也无从信起。然而这些书名出自权威性的国家书目，由此可以想见《隋志》前后的一些医籍作者的可信程度。如果把伪书当成真书，我们研究中医的立足点就在可以移动的砂堆上，由此得出的中医如何如何的结论岂能确实？2000年来，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均于模糊之中，不能不说伪书起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辨伪包括：
①成书年代：撰修年代（撰着、修订、校注等），抄录年代（手稿、重抄），刊刻年代（原刻、重订等）。
②书名真伪。
③撰修者真伪（原著者、修订者、校注者）。
④刊行者真伪。
⑤序跋真伪。
梁启超在论及辨伪的必要性时，提出史实、思想与文学三个方面，其中以史实、思想与中医古籍关系尤为密切。
一、史实方面
梁氏提出，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载众多的黄帝、神农著作是真，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情况大有区别。外国的文明随历史发展而进化，中国则为退化。外国文明的黄金时代在近世，但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却在远古。若相信神农、黄帝著书，则殷墟甲骨、流砂遗简全属伪造。否则为什么黄帝著作如此光辉灿烂，易读易懂；而商、汉两代的文字却是佶曲聱牙，令人无法卒读呢？这种历史退化的观点在古代医家著作与现代中医界内均可找到。有人慨叹中医今不如昔。以汉代华佗、扁鹊、淳于意为例，医术真是高明极了。三指有隔垣之照，二竖无膏肓之遁。
他们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均可使现代的医师望尘莫及，使我们很自豪，但反过来，我们又很惭愧，因为自汉以后，历经隋唐五代以至宋元明清和现代具有这些望诊、切诊和治疗绝技的医家实属罕见。这说明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有负于岐黄、扁鹊了。其实我们不必如此冤屈自己和老师，因为我想“予之不善，未若是之甚也”，只是因为我们把富有想象力的传说当成历史事实而已。进化系统的搅乱，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古代的经学家、哲学家不乏持有退化观点的，如北宋的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并掺杂道家之说，提出象数之学（也叫先天之学），认为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按照他所说的先天图的循环变化，他从古代的三皇五帝（注：三皇有六种说法。
①天皇、地皇、人皇。
②天皇、地皇、泰皇。
③伏羲、女娲、神农。
④伏羲、祝融、神农。
⑤伏羲、共工、神农。
⑥伏羲、燧人、神农。五帝有三种说法。
①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②太嗥、伏羲、炎帝、神农、少嗥。
③少吴、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根据这些不同说法也可说明为传说）出发，提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
《庄子·缮性篇》中云：“古之人……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
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充分反映了庄子的复古思想。
上述的退化观点在医学著作中并不少见。如《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就是明显的例子。
“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在中国医学史方面，有着若干不符事实的记载。《左传》、《国语》、《通志》都提到医和说：近女色以生巫。但在《左传》、《搜神记》中还说春秋时有名的秦国良医医缓为晋侯治病，晋侯梦见两个鬼商议对付医缓的方法。医缓给晋侯诊病后，说的情况果然与梦中一样。即“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这是不折不扣的神话。
又如张仲景于长沙太守任期写出《伤寒论》一事。张的医名在汉代低于华佗，因汉书未给他立传。不作官的华佗尚且有传，实际意味着张可能未做官。晋代皇甫谧于《甲乙经》序中虽然对他的医术大加推崇，并未提出张曾做官。至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张才变成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这种前人不知，而后人却知道得如此详尽，核诸史传无法证实的说法不能不使人考虑张任长沙太守之说恐属无稽。
再如《银海精微》，旧提唐代孙思邈撰，但不见明代以前书目。银海一词首见于苏轼的雪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王安石也有目为银海之说，故宋以前无银海之词。《千顷堂书目·卷14医家类》有银海精微二卷，属明代不知撰人。故所谓孙思邈着，实为妄题。
二、学术思想方面
读古医籍，不能忽略时代背景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与学术情况。如果此书内容与当时的学术水平及个人思想有矛盾，应当加以质疑。
例如《内经》，如认为它反映战国的学术水平，就是误认历史。又如有人据《伤寒论》自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认为仲景著《伤寒论》时曾参考《素问》、《难经》两书，但如将《伤寒论》内容与此二书进行比较，大相径庭。参考二书而不取其内容，如《难经》论脉为寸关尺，《伤寒论》却非如此；《素问》的理论也不见于《伤寒论》，可见不一定参考这两本书。
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来比较，《伤寒论》中以伤于寒邪为主要内容，伤于风邪次之。而《金匮要略》第一篇即为“夫人秉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将风列为百病之长。两者思想截然矛盾，难以使人相信《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同一作者的作品。
以上两点，可以说明为什么要对医书进行辨伪。
中医古籍在历代的战乱中已经大量丢失，整理研究面临巨大困难。但是，要想发展中国医学，不能不研究它的历史，找出中国医学发展的规律。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它与当时社会环境及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才能总结历史经验，摸索发展规律，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医学提供稳固的基础。
早在建国之前，就有人从事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工作。但是，或因史料、实物的残缺，或因传统思想的束缚，并非百分之百均属可信。近年发掘出来的一些文物，正不断地向旧说法进行冲击。以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为例，通行的观点基本是：形成的时期为自春秋战国至汉末，所持理由不外乎《内经》、《伤寒论》这两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的成书年代分别为春秋战国西汉时期与东汉末年。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古史中的因年代久远而产生自然的演变，或因后人的某些需要而进行伪造的情况，不可能不波及中医学。根据社会学、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医学的发展必然与社会发展相联系，而且要随社会的进化而进化。但是，根据目前的中国医学史，中国医学在社会进化的同时，至少在某些方面出现退化（如关于扁鹊、仓公、华佗等人的医术，迄今无与伦比），这种违反进化规律的怪现象，应予深思。我们应当把中医经典著作的内容与成书年代弄清楚，还它们以本来面目，以利于中国医学的发展。
在研究医学古籍方面，不审时代、不考源流、不察体例，妄据误本来臆断作者与内容，实为发展中医的障碍。应当指出，对医学古籍进行辨伪之目的不是否定这些书的价值。辨出的伪书或掺入的、修改的部分可以反映出作伪时代的医学水平，还有科学价值。但如以该书所伪托的时代来得出该时代的医学已经发展到了那个水平的结论，那就是错误的。澄清医学发展源流与古代医家成就是我们进行辨伪的中心任务。
考古层次学的出现，是近代考古学产生的标志，是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一个支柱。现在一般认为，如无层位学，即无近代考古学。17世纪后期，地层学出现斯坦诺定律。讲最早的地层首先形成，最晚的地层最后堆积。这种地层学于19世纪中期被移植到考古学中。考古层位学讲文化层次依次叠压，逐渐形成，时间有序，故此与进化论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考辨中医古籍，应当充分利用考古层位学的知识来避免走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