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辨证是通过直观观察和类比归纳的方法认识疾病。从整体出发，全面考虑，强调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性和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微观辨证是以发展的观点认识疾病，借助于现代科学把认识深入一步。采用“治未病”和“已病防变”的预见性措施，对发病状态作出调节控制和相应治疗；至于辨证与辨病的结合，在临床上有其积极的意义，可谓相得益彰。
一、宏观辨证与统一整体观
中医辨证的突出特点为统一整体观。以整体综合观察的方法，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人与天地相参也”的整体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他在辨证施治中，最重视整体观念，十分强调从时令节气、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和人体禀质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中对疾病加以分析。如他对外感发热病在伤寒与温病两种不同学说的区别中分析道：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对外感热病的病理过程都认为外邪是由表入里这一基本观点是相一致的，但在病因病机和辨证施治方面尚有其不同之处。病因上，《伤寒论》指的多是感受风寒之邪引起的病变；温病学指的多为感受病邪中属于温热性质的所谓温邪。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北方、南方的气候表现不一，北方寒冷、南方暖湿，因而即使在相同的时令节气，所感之邪亦可各异。
前者多偏寒邪，后者多偏热邪。在辨证方法上，《伤寒论》以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为主；温病学则以卫、气、营、血辨证为主，按临床证候的演变情况，结合八纲分阶段辨证。在治疗上，《伤寒论》用桂枝汤；温病学用银翘散。此外，还不能忽视体质因素。北方人肌肤致密，南方人腠理疏懈。
故北方人感冒多用麻、桂、羌、防；南方人多用银翘、桑菊之属。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现象，北方人入南方也可患南方时令病。他曾治一位来自北方的病人，到杭州以后，适值江南梅雨季节，气候潮闷。患者胸闷脘胀、不思纳食、肢体困倦、苔白厚腻而粘、脉濡。他认为北人南迁，对气候变化尚不适应，易为湿困，故予芳香化湿、宣畅气机，数剂即愈。在临床辨证中显示其整体统一观的还表现于他十分重视脏与脏之间、脏与腑之间相互存在的内在联系。他在治疗胆道疾病时，就十分注意肝胆脾胃等脏腑间的关系。由于肝与胆相表里，两经之脉皆循胁肋，治疗上应顾及“肝病及胆”、“胆病及肝”，而予“肝胆同治”。他把“胆囊炎”的病因病机归纳为“肝胆气滞，湿热蕴结”。并根据不同体质、受邪轻重，简分为“热重于湿”与“湿重于热”两型。对热重于湿者，一般采用少阳、阳明合治，以大柴胡汤、茵陈蒿汤泄热通腑、疏肝利胆为主。设或出现苔白滑厚腻、口淡而苦、口干不喜饮、泛恶、腹胀、大便烂者，乃湿阻中焦、肝胆气滞，属少阳、太阴合病，一般用苍术、草果、厚朴、柴胡、木香、枳壳、川连、吴萸、黄芩、郁金、过路黄等温运化湿、疏利肝胆，酌佐清热之味。他在胆病证治中常说：六腑以通为顺，只能指热重于湿之少阳阳明、腑腑合病而言；对湿重于热之少阳太阴、腑脏合病，治疗不宜通腑，应从温化宣畅着手，此即古人所谓同病异治耳。
二、微观辨证与着眼于发展
中医的辨证施治，对已出现发病状态的诊断治疗的确具有相应的一套丰富的证治手段。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已认识到仅仅用望闻问切四诊方法收集诊断资料，对许多疾病难以深入研究和揭示机体内部的具体内容。因此，他认为借助于现代科学医学仪器，包括生化学、影像学、细胞学、组织学等先进检测方法，来丰富中医诊断疾病的手段，有益于中医学继承和发展。一些疾病的早期（如肿瘤、无症状肝炎、肾炎、心肌炎等）在缺少自觉症状阶段，通过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却可发现疾病已明确且客观地存在着。故要明察秋毫，即应不失时机地进行微观辨证，积极采取预见性的治疗措施，以控制和截阻疾病向纵深发展。他在这方面还认为，早在几千年以前《内经》就提出：“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的论述，具有“治未病”的思想和“既病防变”的指导原则。在疾病尚处于隐匿期，或一脏有病可能累及他脏之前即着眼于发展，进行防治。《内经》：“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曰治未病”。叶天士《外感温热篇》：“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思想，均体现了未病先治的早期治疗意义。他在临床证治中，一方面以中医传统理论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借鉴现代科学医疗仪器的精细检查结果以及现代医学的理论进行微观辨证。如对手术后粘连腹痛的证治，他在辨证中，则以疾病的必然演变规律为法度，按距手术后的时间长短为准则，认为病程短者为有热，病程较长者为气滞，病程久者为有瘀。虽然这在临床的四诊辨证中可以没有典型的热象、明显的气滞和瘀血的指征，但就是这直观观察中不易察觉的病变实质，他凭临床经验为基础，以微观辨证方法和获得的预见性疗效，反证了该病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样，他在证治一经长期运用清肝疏理药后SGPT持续不降的肝炎患者时，以肝病传脾、凉药伤胃、久病入血多瘀的辨证思路，对尽管外观证候无明显的脾湿与瘀血征象，但他用着眼于发展的推理形式，从微观辨证的角度，针对其详尽的病史，采用健脾化湿、活血行瘀的整体调节疗法，达到“扶土抑木”、“血行气畅”之目的，使持续了数年不降的SGPT挫折直下。又如，他根据一位“胃肠蛋白丢失综合征”罕见病例的胃镜报告及长期低蛋白血症，依赖每周输注白蛋白和用法莫地丁、654－2及益气养血、滋阴利水中药后，病情无明显起色的情况，从整体辨证上，识别其舌质红苔少而光的征象，是因为较长时间服用抑制腺体分泌类药物所致，予以去伪存真，并抓住其面色少华、语音低弱、下肢浮肿、大便烂等气虚的本质；在微观辨证上，则针对该病的特异致病动因，采纳现代医学运用抑制腺体分泌、减少蛋白漏出的治疗机制，强调了局部与整体的因果关系，亦即局部的蛋白丢失使其整体逐渐呈现出气虚的征象，而气虚日益发展，不能摄纳，则进一步使蛋白丢失更加严重。故宏观微观结合、整体局部并重，遂以大补元气、益气敛塞法并进。此期间停止了白蛋白的输注和西药法莫地丁、654－2的服用，仅用中药一月余，口干少津现象消失，血清总蛋白非但未下降，反有所上升，下肢浮肿亦明显消退，精神及整体生活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他合理地运用现代医学理论知识，阐明该证的具体机制，从而提高了疗效。
三、辨证辨病与中西医结合
中医的“证”是机体受到内外多种致病因素综合作用后，反应其本质和属性的一系列特征。
中医的“病”则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映。病与证概念虽不同，但关系密切而不可分割。
同一疾病可因致病病因与体质差异而出现“同病异证”；不同的疾病又可因所处阶段与证候性质相同出现“异病同证”，故又有相应的“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他认为这二者都重在辨证，旨在抓住疾病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然不同的疾病，往往具有不同性质的病理特征。因而辨证中必须与辨病相结合，以认识解决疾病的基本矛盾。如他在临床上所治同为咳血，均属肺热之证的肺痈之“浊唾腥臭”、“咳唾脓血”；肺痿之“久嗽肺虚”、“或嗽血线”；肺痨之潮热盗汗、消瘦咳血，因所系疾病不同，症状不一，治疗亦各有异同。他皆以清热为之大法，并遵“肺痈属在有形之血，血结宜骤攻”；“肺痿属在无形之气，气伤宜徐理，兼润肺燥”；肺痨宜“补虚以补其元，杀虫以绝其根”的治疗法则而各有侧重。在辨证与辨病的结合方面，他除了主张中医本身的结合以外，还强调应与现代医学的辨病治疗相融合，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中西医间的互相弥补，共同配合。并以发展的眼光，历史地分析两种医学的成长过程及其特色。由于中医是借助于古代自然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将大量直观经验总结整理，并高度概括而成的医学理论；西医是借助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冲破宗教神学的统治，并充分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所以前者以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为基础，具有整体观念的精华和辨证施治方法论的长处；后者以严格的科学实验观察为基础，具有对机体和疾病的认识，尤其是局部病理变化的观察比较细致、准确、客观的特点。但二者之间，都因缺乏对方的长处而不能全面精确地统一认识疾病的规律。当今，各学科间在相互渗透中发展，也有利于医学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多方位地揭示疾病的内在本质。近年来，中医已日益兴起用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自身理论的论证和进一步探讨机体内部的病理实质，以补充中医以往缺乏确切的定性、定量等客观指标的观察，并使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治疗能够进行经过严格设计的，可与西医治疗相对照的临床实验研究。现代医学也正在逐渐突破传统的解剖分析性的局部、静止的研究方式，发展为从机体的完整性和与自然界相互关系上进行整体病理机制的综合性动态研究。目前，中西医都在不断向微观深入、向宏观扩展，进行更深入层次上的探索，从而对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疾病的认识亦日趋完善、统一。他在近年来的医疗实践中所体现的学术观点正如以上所述。如他根据慢性肺原性心脏病“本虚标实”的病理特点，和缓解期以“虚”、“瘀”为突出矛盾，以及有明显的冬春好发、入夏缓解这种“耐夏不耐冬”的现象，指导医院肺心病科研组进行“冬病夏治”的临床研究。着重从“血瘀”和“本虚”方面进行临床和实验室指标的治疗前后动态对比观察。观察结果表明“冬病夏治”运用补虚活血、治病求本的方法，能调整阴阳，以利于达到“阴平阳秘”，减少患者的急性感染机会、减轻其发作程度。从各项免疫指标、肺功能、动脉血气分析及血液流变学、甲皱微循环的观察表明，“冬病夏治”能调整机体的免疫机能、明显提高低下的细胞免疫功能；改善微循环、扩张微血管、加快血流；改善机体缺氧状况，提高血氧含量和血氧饱和度等，对肺心病在缓解期康复过程中，稳定和改善心肺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而以实验科学的方法，科学地阐明和论证了自己的经验和理论。又如，他在“胃病”的证治中，对症状不典型的“心下痛”，则在详细询问病史、了解病情特点的情况下，让病人做些必要的有关检查，以证实其具体病位所在，明确其病变的性质，是属于炎症、溃疡、萎缩、还是肿瘤，因为病变的早期，不借助于这种微观过程中的局部观察，而单靠中医宏观辨证如肝气郁滞、瘀血阻络等仅在病因及机体功能失调反应状态所作的总体说明是不够的，疾病可能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出现部分的质变，象胃病广泛炎症中的部分萎缩、慢性胃炎与消化性溃疡的合并存在等，在具体细节上，运用中医和西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既可对病人的局部变化进行深入分析、考虑病因病灶的特异性，又可对病人的整体反应作出相应调节，考虑其机体反应的特异性。在胃病证治中，他特别强调辨苔。因舌苔是反映胃肠病变的镜子，也是中医诊病的一大特色。他说中医方药的运用，必须以中医理论指导为根基，才能显示出辨证施治的优越性。由于他在治疗胃病方面疗效卓越，医院消化组根据他所提供的有效验方开展了“溃疡性消化不良”、“反流性消化不良”、“吞气症”等方面的临床实验研究。另外，他对经现代医学各项指标检查均属阴性的所谓“神经官能症”病人，当西医对之一筹莫展之时，他则根据中医辨证，寻打病因、对症下药。一位有胸部满闷、压迫、紧箍及寒冷如置冰块感的患者，起病已两载，经胸片、心电图等检查均阴性，西医对之无所施而转来中医诊治。
他详审病因，知病起于盛夏剧烈运动后，骤以冷水洗浴而起，胸中闷塞、怕冷、舌质淡苔白滑腻、脉沉细而涩。他认为此乃寒湿之邪痹于胸中，胸阳被遏、阴寒内盛、寒凝血脉所致。治予宣通胸阳、逐寒蠲湿法，五剂后患者胸阳得展、阴寒自散，服药十余剂，使已蕴结两载之久疾患竟获告愈。此例亦说明西医在疾病认识方面的某些局限性。因此辨病与辨证的关系是并列的。上例患者用西医的诊断方法尚难确定的疾病，用中医的辨证施治则使这位“胸痹”患者得以解脱疾病的折磨。与此同时，他又常以积极的态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医疗仪器。如他曾治一顽固性偏头痛病人，经辨证用药后症状有改善，但未尽除。他认为患者很可能有深藏着的隐患，建议病人作进一步追踪寻查，究其根源。然几经周折，在上海作CT和核磁共振检查均未发现阳性病灶。他又热情地介绍患者去北京复查，结果第二次CT检查提示病人舌头底下有一赘生物，经手术切除后，头痛痼疾随之霍然而愈。他不无感慨地说：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或疏忽，每位医生都应以实事求是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正视疾病，许多疑难病证是可以解决的，中西医间的沟壑是可以填平的。人们对医学的期望不在乎中医或西医，而是谁能治好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