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建立中风病中医理法体系

中风病作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一直是近年来临床和科研的重点,也是中医临床病证研究最活跃和最深入的病种之一。王氏从事中风病临床、科研与教学多年,理、法、方、药自成体系,为中医中风病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正本清源——病名、病位研究

中风一病,基源于《内经》,立论于《金匮》,后人多有阐发。由于各家崇尚不一,语义概念更迭,学说纷絮,故定病证名成为进行中医临床病证研究的开端。

《内经》中类似中风病的论述很多,但所用病名则因其不同的临床表现和发病阶段而异。

如卒中昏迷有“仆击”、“大厥”、“薄厥”等描述,以半身不遂为主要表现者有“偏枯”、“偏风”、“偏身不用”等名称。到了汉代,《金匮要略》始称本病为中风病,并对其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确定了本病的基本内涵。隋唐时代,《诸病源候论》中分列中风候、风癔候、风口噤候、风舌强不语候、风失音不语候等。《千金要方》记载“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癔,四曰风痹”。主要是按临床不同的主症对中风病进行分类。至于宋代,《三因方》中又有“卒中”的论述。金元以后,根据对中风病病因认识的不同,王履又把中风分成真中风、类中风。张景岳则称之为“非风”,而楼英则又称为“卒中风”。根据中风病临床表现的不同,王肯堂则又提出中风须分阴阳,提出阴中、阳中的概念。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称中风病为“内风”。到近代医家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受中西汇通思想的影响,较明确地提出了本病相当于西医的“脑充血”。1983年王氏主持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中风病学组,提出定中风为病名,指内中风,别称卒中。此后又通过许多次全国性中风专题学术会议及内科学术会议讨论,于1986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制定了《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进一步提出统一病名为中风病。随着中医病证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的深入,1992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会议上又建议统一中风病作为病证名,在CCD(TCD)编码中,中西医一致。并通过中风病的定义:中风病是在气血内虚的基础上,遇劳倦内伤、忧思恼怒、嗜食厚味及烟酒等诱因,进而引起脏腑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直充犯脑,形成脑脉痹阻和血溢脑脉之外所致,临床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麻木为主症,并具有起病急、变化快如风邪善行数变的特点,好发于中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

随着医学影像学在中风病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以及对中风病症状学观察的逐渐丰富和完善,发现一些类似中风病的特殊临床表现,如风癔、风痹、风痴、风癫、风搐、舌喑、视歧、行走不稳等症,起病形式、发病年龄、病证特点等很类似于中风病但不以肢体瘫痪为主症,用目前的中医中风病的概念难以将这一类病证归类诊断,这些病症从西医学分析属于脑血管病椎基底动脉系统的脑血管病变,也包括颈内动脉系统的一些特殊表现。关于这方面因证脉治的报道也逐渐增多。王氏在结合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把这类类似于中风病又不完全与中风病相同的疾病,作为目前临床研究的重点,正在对其因证脉治方面的特点进行系统研究。

关于中风的病位,自古以来其说纷纭。《内经》对中风病病位的认识,因其对病因认识的不同而异。如具体到内风病变,多定病位在头部。如《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玉机真脏论》:“忽忽眩冒而巅疾也。”《金匮要略》直接把病位的浅深和病情的轻重相联系,提出了中络、中经、中腑、中脏的概念,此后关于中风病的病位认识多尊仲景中脏腑、中经络之说。金元时期的李东垣则又把中风分为中脏、中腑、中血脉。而孙一奎认为本病为经络筋脉间病变。近代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等认为病位在脑。而王氏则提出,中风病病位在脑髓血脉,提出中络、中经、中腑、中脏都与脑部络脉有密切关系,本病的发生以脑髓为本,脏腑为标,经络为委。

心主神明统领一身魂魄意志实为脑之功用。脑为元神之腑、神机之源,大络、小络贯布于中,是五脏精华、六腑清阳滋养脑髓必由之路,人体气血生理活动,全积于脑,反此则脑与脏腑经络失调而为病。王氏认为,从古至今,虽然对中风病的病变部位有不同见解,但从临床和科研的实际应用出发,特别是从中医脑病学的具体应用出发,在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继承古人辨治中风病的丰富经验并结合现代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应对中风病的理论进行发展。同时指出,探讨中医学关于中风的病位问题,不仅仅是弄清其病位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藉此探索和发展中医学脑病学说,丰富和发展中医脑病的临床实践经验,这才是探索中医中风病位的本旨。

二、强调多因素致病的病因学说,归纳气血逆乱犯脑的病机特点

王氏认为中风病病因为多种致病因素的综合作用,突出基本病机为气血逆乱在脑。

王氏指出:自明代医家张景岳提出“中风非风”后,近代医家有主气说、主火说、主痰说、主瘀说、主虚说,大都强调一面而失之偏颇。就其发病学而言,是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因年老体衰、劳倦内伤、饮食膏梁厚味等多种致病因素相互作用,突遇气候骤变、情志相激、跌仆努力等诱因而致脏腑阴阳失调、阴陷于下、阳亢于上、内风煽动,或瘀血阻滞、痰热内蕴,最终导致气血逆乱在脑或为脑脉痹阻或为血溢脑脉之外而发为中风。分而言之,因于情志者,如过喜则伤阳,心气涣散,血气失和;过怒则气逆,忧思则气结,血失气主而逆乱。因于饮食酒浆者,过食肥甘、痰浊内生、血运迟滞、化火烁津而致血凝;酒浆辛温升散,易伤肝胆脾胃,气机疏泄失常,则使气血乖戾。因于过劳体倦者,劳则气耗,正气耗损于内,气血失于常度。凡此种种,最终导致人体气血逆乱引起昏仆不遂,发为中风。

《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者,有余则化火,火极阳动而生风,风火相煽,内鼓气血,则必然造成血乱逆上而为中风;不足,则血行迟滞,脑髓失于气血滋养,神机失用而生中风。血实者瘀血凝滞,脉道不利,则津血循行不畅,水液外渗为痰为饮,甚则化水为肿,致使脉络闭阻或络破血溢,体窍失主,而见半身不遂、口舌歪斜、神识昏蒙、舌强言謇等症。

三、病证结合,以证候为中心,建诊疗标准,开现代病证规范先河

中风病救治过程涉及到预防、诊断、辨证论治、调摄护理、康复等多种环节,但首先的工作是明确诊断、判明证候属性。所以中医对中风病防治研究一直把证候学及诊断标准研究作为核心内容。

王氏经多年临床研究,对中风病的证候学特征及治法方药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主张中风病的临床研究应以辨证论治为主体,重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探讨证候演变规律,致力于病证诊疗的规范化研究,在治疗上着重研究辨证论治指导下的系列方药,重视预防和康复,理法方药自成体系。在对中风病证候学的研究上,王氏的指导思想是,要尊重探索中医学内在规律及证候内涵,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和精髓,而证是辨证论治的中心环节和关键,着眼发展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多途径的研究,注意发现与培养学科交叉的新生长点。

从文献资料看,对中风病的诊断和治疗,国内学者多采用不同的分证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这些方法虽各有所长,但不利于协作攻关进行大宗病例的前瞻性有对比的临床观察总结。多年来,王氏致力于中医病证规范化的研究,1986年,其主持制定了《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提出了病名、病类及证类诊断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统一病名为中风病,将病期分为急性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将中风病分为九大证类:即风痰瘀血、痹阻脉络,肝阳暴亢、风火上扰,痰热腑实、风痰上扰,气虚血瘀,阴虚风动的中经络五证类;中脏腑四证类是风火上扰清窍、痰湿蒙塞心神、痰热内闭心窍、元气败脱致心神散乱。本项研究属中医病证诊疗规范化的研究,是一项学术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使中风病的临床研究向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迈进了一步,对临床各科常用病证的诊疗规范化研究起到了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开中医病证规范研究之先河,为科研观察病例创造了条件,也为临床治疗、疗效评定、科研及学术交流、中药新药开发临床药理指导原则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表明我国中风病诊断已进入一个新的水平。

在中风病的临床研究中,理论上的一致性被辨证缺乏规范化而搞乱了。不同单位报告的病例,虽有统一的辨证分型的标准,也常出现很大的差异,因为同一患者会呈现大量的舌、脉、症,临床医生实践经验不同,极易出现对同一位患者,甲医生据某几个见症辨为血瘀,乙医生据另外几个见症辨为痰浊,这样就无法统一辨证也无法纵向观察病变的演变规律,无法在医疗单位或经治医师间进行对比,难以进一步发挥辨证论治的优越性。近年来,王氏又把计量医学的内容引入到中风病的证候诊断中,把中风分为风证、火热证、痰湿证、血瘀证、气虚证、阴虚阳亢证六个基本证候因素,用计量医学对证候的主要组成因素进行评分,根据攻关课题的设计要求,在方法学上,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症状学为主要观察指标,进行大样本、多中心、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力求科研方法的先进、科学、客观。准确发现和探索中风病证候学的情况。研究中风病证候学的分布、组合、演变规律;深入认识中风病的病因病机,掌握中风病证候的复杂性、多样性,提高辨证论治的准确性,为完善提高《泰安标准》,建立第二代中风病证候诊断标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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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名老中医经验集·擅长诊治脑病的中医药学家王永炎》。刘金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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