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是中医临床上施治的重要依据，不论药物治疗抑或针灸、按摩，都是如此，所以证的辨认是中医治病的先决条件。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医学术的精华，因此，对于证的概念和辨证论治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临床实用意义。
一、证与方剂辨证的概念
“证”与“症”文字学上是同义的，但在中医学这一特定范畴中却有着严格区别。症，是指孤立、单一的症状，如出汗、发热等。而证则是专指一组相互有机联系的症状，如脉浮缓，发热，恶风，自汗，舌红，苔薄白之中风表虚证。显然证是医者按照中医理论，对机体在疾病过程中外在表征的分析概括，其实质是人体在致病因子作用下应答反应的一个特定状态。由于机体对疾病的应答反应是受致病因子的性质、强弱、数量、侵人途径、作用时的季节、地理区域以及机体本身机能状态、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制约或干扰，故其状态不一致，而随之表现出来的证也各不相同，中医辨证就是着眼于此。它抓住机体应答反应的外在表现——证候，而不追求其内在的变化细节，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所以，只要对证治疗也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中医辨证方法，经前贤数千年来不断地研究总结，形成了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和经络辨证等。近年来，医学界同道又提出“微观辨证”、“影像辨证”等。上述诸类辨证，不管怎样不同，最终必须九九归一，落实在一证用一方（包括按摩、针灸等）的治疗上。方与证之间愈丝丝入扣，疗效愈佳。由于方剂是根据证而立法遣药，配伍组合而成，与证候之间有着牢固的内在对应关系，因此，王氏认为，提倡和进一步开展“方剂辨证”（或谓“汤方辨证”，简称“方证”）研究，不只是比较切于实用，而且对中医学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所谓方剂辨证，就是按证举方的意思。方剂辨证源远流长，东汉·张仲景《伤寒论》堪称典范，仲景把外感热病（包括一部分杂病），根据其发生、发展、演变、转归划分为六经病，而且每一经病中又具体归纳为若干方证，论述中常常以方名证，突出地阐述了其方剂辨证的学术思想。例如《伤寒论》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等等。正因为证与方有着不可移易的对应关系，有的还径直把典型的适应证称作某某汤证，即以方名证，如《伤寒论》34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等。后世对此方证关系也很重视，至今中医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伤寒论讲义》也是以方名证，可见影响至深。
二、方与证研究的意义
前已述及，证是机体对致病因子的应答反应，而方剂则是对应于此应答反应的有效治疗措施。因此提倡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医，在目前还无法打开中医这个“黑箱”的条件下，不失为一方便法门，常可获事半功倍之效，尤其对于促进中医药学走向世界，逐步国际化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1．方与证之间内在牢固的对应关系，使其应用范围比较广泛。中医学发展史揭示，药物治病，是从单味药开始的，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虽不免神话传奇色彩，但却正确反应了我们祖先寻找食物或药物的情景，当时只能是一药对一症，不可能是辨证论治，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治疗，例如常用中药贝母，《诗经·蝱风·载驰》中有明确例证，其曰“陡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许人尤之，亦各有行。”朱熹注云：“蝱，贝母也，主疗郁结之疾。”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475年以前，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发现了贝母一药和忧思一症的内在牢固对应关系，伴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一药对一症日益积累增多，开始升华为数味药对几个相互有机联系的症，这在解放后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武威医简》等文献，都有具体体现，迨至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把前人总结起来之方证对应内容纳入六经体系，所以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是方证对应的系统化，方证对应则是六经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与基础。《伤寒论》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就是因为它总结的方证经长期临床验证，大多数能较确切地反映出机体当时的应答状态，据证选方遣药，疗效显著，从中不难看出，中医学术孕育着“药与症”、“方与证”的孪生关系。
正是由于方与证的对应关系比较紧密而稳定，它反映的是机体的应答反应，因此不论是什么病，只要有此方之证，即可用此方治疗，明乎此理，中医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法则也就不难理解了，盖因中医治病不是以病名来决定治疗原则的，而是以反映机体对致病因子应答反应的证来决定的，所以常有同一个病由于证不同而治疗方法不同，选方用药则异，这就是“同病异治”，反过来，虽然是不同的病，由于有相同的证，也可用相同的方药来治疗，这就是“异病同治”。由是可知，由于方与证内在牢固的对应关系可以超越病种、病位、时间、地域等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中医在论治上的优势，不论什么病，只要有证可辨，就有方可施，有药可选。
2．方证的客观性便于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在我国，目前是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并存，两者的服务对象和目的虽然相同，但却因为学术体系不同，对于同一个疾病不论是病证的表述，还是病理机制的解释以及研究观察的方法，均存在着明显差异，概而言之，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以直观、分析见长，着重于人体结构和形态的观察，重视对物质代谢的检测，对疾病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微观的；中医则是建立在以朴素唯物论为指导的长期反复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以客观、动态分析见长，着眼于整个机体功能的大系统，依据“有诸内，必形诸外”，不追求打开“黑箱”，善于由外在征象以推断“黑箱”的内在变化，因此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去研究中医的生理、病理，找某某“实质”，不用说是气血、阴阳，就是脏腑也是难有共同语言的，因为中医的脏腑是根据人体功能状态的外在表现，加上思辨推理形成的“器官”和“功能”，因此称作脏象是比较准确的表述，它决不是现代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组织器官及功能。然而由于方证的对应关系，较易于动物模型的设计造型，从而找到方与证相对应的现代生理病理学与药理学的结合点，发现某些微观变化或客观指征，找到一些中西医学之间的共同语言。如现已被广泛采用的邝安教授有关肾阳虚证研究的实验，就是成功的例子。无疑这对促进中西结合，使中医药走向世界，是大有裨益的。
三、方证的专一化趋向举隅
近年来，有关某些方剂与某一证的专一化关系，以不同的表式见诸期刊杂志者日渐增多，有些研究成绩，已被多数专家首肯，并成为广大中西医务工作者治疗某些疾病的重要手段。下面仅就较成熟、定型的几个方剂简介如下：
1．茵陈蒿汤：本方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为茵陈蒿、栀子、大黄，原是治疗阳明湿热蕴结发黄之主方，现在该方已基本成为治疗各种黄疸的定型方剂，广泛用于急性传染性肝炎、重症肝炎及胆石症、胆囊炎，蚕豆黄和新生儿溶血症等有湿热黄疸表现者，并有资料表明，本方对新生儿溶血症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据研究，该方机理主要是利胆、松弛奥狄氏括约肌和保肝作用，此外，其抗炎作用也不容忽视。
2．四逆汤：本方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为炮附子、干姜、甘草。原是治疗亡阳厥逆证的主方，目前该方是中医用以抢救各种休克的急救良药。实验研究表明，强心和升压是本方抗休克的药理学基础。
3．小青龙汤：本方出自《伤寒论》，由麻黄、桂枝、芍药、细辛、干姜、五味子、半夏、炙甘草等8味中药组成，是治疗外寒内饮、咳嗽气喘的名方。药理学表明，本方能使气管平滑肌弛缓，并能抗过敏，是临床用于治疗以咳喘为主症的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等病的重要方剂。
4．补中益气汤：本方出自《脾胃论》，由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当归身、升麻、柴胡、陈皮等8味药组成。功能益气升阳，是治疗脾胃气虚、中气下陷的主方。实验研究表明，本方对改善机体蛋白质代谢，防止贫血的发展，增强体力均有良好的效果，对子宫及其周围组织有选择性兴奋作用，能增强肠道平滑肌的张力，大凡属于骨骼肌、括约肌及支撑组织的紧张度下降而引起的功能低下或无力、内脏下垂或脱出等弛缓性疾病，诸如子宫脱垂、脱肛、胃下垂、疝气、重症肌无力、产后或术后膀胱肌麻痹引起的尿潴留和年高之人因肠道蠕动迟缓所发生的便秘等，皆可使用。
以上列举的方剂，实际上已成为医药学家熟知的专指性治疗药剂，他们使用这些方剂的重要指征是与方剂主治对应的证，而不是某一个病。
总之，证是中医对机体在疾病过程中外在表征的概括，它是中医施药治病的根据和理论基础。按证举方，称作方证或方剂辨证，由来已久，行之有效。方证的专一化趋向，易为中西医结合找到共识，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