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氏认为，辨证乃医治疾病之前提，亦是一项基本功，不可疏于研习。而调治则是中医治病必求其本的体现。他强调辨证仍当信守四诊八纲，善于将四诊所及参于八纲辨证，灵活应用，达到证因脉治，有条不紊。
关于望诊，他突出四点。其一，突出望“神”，神，即神气。《灵枢》曰：“神者，正气也。”“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素问》中也曾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五道，以养五行，气和而生，津液相生，神乃自生。”“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综上《内经》所云，神乃正气，由五谷化成，其功能是决定人的精神活动，调节全身和脏腑活动。施氏通过望神来观察人的精神状态和面色的变化，以此来判明人的健康与否及患病的轻重、预后等。其二，突出望全身与望局部相结合。望全身是根据伤科疾患的特点，分清外损内伤。外损起病急，多有痛苦状；内伤多虚象，中气不足。望局部是观察伤患处的肿胀、畸形、色变等。其三，突出望舌苔，舌质偏紫者，属血瘀；苔腻偏白者为寒湿，偏黄者为湿热；苔薄少津质红者属阴虚；舌胖边有齿痕属气虚等，这些在伤科临床均不乏实例。其四，注意望咽喉。
施氏认为咽喉能反映出疾病的虚实及正气的盛衰。实证时，咽喉多色红充血，如见喉壁糜烂而少痛者，多为痰瘀热毒化火；如见乳蛾肿大，痛而失音者，多为风热侵袭。虚证时，咽红色淡，如见喉壁滤泡遍布者，多为正气虚弱或胃气不足，如见干痛少津者，多为肾精匮乏。
闻诊要注意闻气味，尤以口气为重要，口气味较重，多属肝胃不和，湿热内蕴。重视听声音，是伤科临床中的基本技能。不仅通过听声音，善于辨别损伤部位和性质，是骨折抑或筋伤，还要善于闻其声知其病之轻重，体之盈亏。如筋之摩擦音，若为弹响声，多属急性筋膜滑囊炎症；局部筋结肿大疼痛，若为流砂声，局部肿痛，多为筋撕裂；若为捻发声，则多为肌筋膜炎。
问诊十问时，他尤其注意对二便、夜寐、胃纳等的询问。他认为这些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生活素质状况。便溏不臭者，多属脾虚失运，宜用资生丸培土健中；便溏而臭，且色较深者，是虚中夹实之证，多属脾胃虚弱，湿热内结，宜用参附败酱散加鸡内金、砂蔻仁，攻补消并用。施氏在总结多年来调治不寐证时说：失寐而呈热象火旺的病人，须分辨肝火、相火、心火。肝火者，多伴目涩口苦，头胀头痛，用龙胆泻肝汤主治；相火者，多伴心烦盗汗，头晕耳鸣，用知柏地黄丸治之；心火者，多伴口苦心烦，舌红脉数，用黄连阿胶汤（或交泰丸）为宜。
切诊中，施氏突出了摸伤患局部及脉诊。他常告诫学生：伤科临诊千万不能因为应诊病人多而疏漏伤患部和脉诊。手摸方能心会，熟练方可生巧。骨折、筋伤、内伤的临床诊断，离不开摸伤患部，这是中医伤科的基本功，也是常规检查。中医伤科区别于西医骨科而显示其特长之处，就在于整体调摄和辨证施治，而这些都离不开候脉，所以一个好的伤科医生，既要摸伤患部，也勿忽视脉诊。除了以三部九候之象辨五脏之变外，还注重左右脉象相互比较来辨脏腑、气血的羸弱。他说：气血调和，正气内守则脉象平和，过旺过虚均是病候，如寸关过旺则为邪实，尺部过弱则为虚劳。他认为：痰瘀化火多呈滑数脉；痰瘀互结多呈弦滑脉；脾胃虚弱多呈细弱脉；气虚伏火上炎多呈滑数脉。失寐多梦脉弦滑，其脉候寸部过旺者，为心火旺，宜清心火；其关部过旺者，为肝火旺，宜泻肝火；而左右尺部均呈沉细，则为肾阴不足、心肾不交，宜养肾阴交心肾。
施氏指出：“治”，是治病，是治其标；“调”，是调正，调人之阴阳气血脏腑经络，是调其本。
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灵枢·邪客》篇中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邪。”故“调治”包括了扶正与祛邪两个方面，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
施氏认为：调治的初级形式是治，即治标；而调治的高级形式是调，即调本。其基本思维逻辑是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方针来确立的。临床上，就有了以“开路方”治“标”，“基本方”治“本”的调治方法。例如，损伤后急性期、脊柱骨折或其他脊柱病造成脊髓受压的病人，初诊时，多有内风阳亢、气机阻滞。肢体水肿，呈阳明经证或阳明腑实证的特点，“开路方”辨证而选用承气汤、葶苈大枣汤、甘遂散、犀角地黄汤、白虎汤等。待“标”证解除，再选用地黄饮子加减方或血府逐瘀汤加减方等“基本方”来调“本”。
调治，有快速调治与慢速调治。酌情掌握调治节律，也是调治成败的关键。该慢而快，欲速则不达；该快而慢，则贻误治愈时机。故疾病的早期宜快调治，中后期宜慢调治，如摒伤或肋间神经炎等致胸胁痛，早期重用清热解毒类药，利水消肿，达到迅速镇痛效果；后遗症期，则用柴胡疏肝散或金铃子散等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逐渐瘀祛气行，通则不痛。故疾病初期治“标”阶段宜快调治，疾病后期调“本”阶段宜慢调治。“开路方”多属快调治，“基本方”多属慢调治。
施氏临床调治模式，是融传统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实验和长期临床经验为一体。其中，以多路分流，多极调治的方法最具代表性。骨折及外伤性软组织疾病初期，多夹有痰湿内阻，常用活血行气药合三仁汤，以杏仁、蔻仁、砂仁共起宣通化浊，使痰湿从上、中、下三焦分消；脊柱病的很多患者有便溏症状，用猪苓、茯苓以应《金匮》中利小便而实大便的方法；脊髓型颈椎病周身水肿的病人，以调气通髓汤加减，方中以葶苈子、大枣泻肺利水，黄柏、川牛膝利湿浊下行，川军泻下涤肠，从多路而解浊水。上述多路分流治法体现了辨证调治的灵活性。同样，施氏在临床应用多极调治方法时，也是活用多变。活血化瘀法中，有加益气药，从调气而治血瘀，如补阳还五汤加减方治脑外伤后遗症；有加疏肝药，从疏理而治血瘀，如血府逐瘀汤加减方治束胸感明显的脊髓型颈椎病；有加化痰药，从化痰而治血瘀，如用桃红四物汤合二陈汤加减方治胸胁挫伤。调治脊柱病，有从益气法、活血法、化痰法、清咽法，有从抑制炎症介质的方法，也有从抑制软骨细胞向成骨细胞演化，阻止骨化进程的方法等多极化调治。
基础科研对“辨证调治”亦具有指导意义。施氏在实验中证实了退变椎间盘中降解酶、炎症介质等释放的多少与椎间盘病变的病人临床症状的轻重成正比，为伴有痰火血瘀型颈椎病的新辨证类别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这类患者，常运用云南白药、麝香保心丸、珠黄散合用的新治法，原因亦在于实验证明了麝香、珍珠粉、牛黄、白药等有抑制降解酶、炎症介质等释放的作用，促进退变椎间盘病变的炎症消退。临床使用，对该类型颈椎病患者的治愈率达90％以上。
总括施氏调治学说，“治”偏于治标，“调”偏于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关联互补。临诊运用，常常寓治于调中，寓调于治中。施氏常用的调治方法可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从病因而施调治。其病因包括了外因——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淫；内因——喜、怒、忧、思、悲、惊、恐之七情；以及跌扑损伤之不内外因等。第二类，从六经辨证而施调治，如颈椎病，项背强，汗出恶风者，从太阳而治，桂枝加葛根汤主之；类风湿关节炎发作期，热结在里，关节红肿势盛，表里俱热，却时时恶风、口渴者，乃阳明证兼气阴亏虚，白虎加人参汤化裁而治。第三类，从三焦调治，如前例三仁汤从三焦而解湿浊。第四类，结合科研成果而施调治。其正如张景岳所说：“夫所谓调者，调其不调之谓。……邪气在表，散即调也；邪气在里，行即调也；实邪壅滞，泻即调也；虚羸困惫，补即调也；由是类推，则凡寒之、热之、温之、消之、升之、降之、抑之、举之……等皆调气之法也。”三、瘀阻经络，从肝论治外损内伤，气滞血瘀，阻于经络，从肝论治，也是施氏学术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推陈出新的调治原则和治疗方法。胡廷光在《伤科汇纂》中说：“《医宗金鉴》曰：凡跌打损伤坠堕之证，恶血留内，则不分何经，皆以肝为主，盖肝主血也。故败血凝滞，从其所属，必归于肝。”施氏遵古训，以实践带动指导临床，为颅脑损伤等外伤后气滞血瘀、瘀阻经络的疾病探索和积累了从中医中药治疗为主的、有效的治疗经验。
脑于颅内，精髓汇聚，纯正无邪。人的十二经、十五络之气血皆会于此。施氏认为：颅脑损伤，初期瘀血内阻，精髓错杂，严重者蓄瘀攻心，内扰神明，致使精髓不通，气机逆乱，而出现昏厥血瘀气闭之证。若瘀血化热，则神昏而有高热、抽搐。如系开放性损伤，或伴有颅内出血，则表现为气血双脱的虚象。初期属轻伤者，多为气滞瘀阻，肝经不疏，肝气横逆，生火侮土而犯脾胃，导致升降失调，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上蒙清窍。后期由于内伤日久，或失于调治，造成瘀血内蓄，气滞血瘀，导致脏腑虚损。这一阶段，往往虚实相兼。其虚有二：一是脾胃虚弱，运化无能，生化之源亏损，营卫失调，气血不能外荣，此为《素问·痹论》之谓“痹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失疏”。二是肝肾不足，水不涵木，水火不济，导致心肝火旺，心肾不交或肾阳虚弱，火不归源，此便是张景岳所谓“瘀久有所留脏，病久致羸”。故初期气滞血瘀，阻于经络时，宜理气疏肝，活血化瘀，使脉络通畅，瘀祛血行；后期为瘀血未祛而又脏腑虚损的虚实夹杂期，则在调补脾肾的同时，不忘疏肝消导，使肝气调达，脾肾皆调，脏腑复健。故临床应诊用药，应始终围绕一个“肝”字。初期昏迷不醒时，血瘀气闭者，治以宣通开窍；痰热阻窍者，治以清热豁痰开窍；高热惊厥者，治以清热镇痉开窍；阳泄欲脱者，治以回阳救逆；孔窍出血者，治以活血止血。分别用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或神犀丹）、独参汤（或参附汤）、云南白药合三七粉（或仙鹤草汤），并灵活选加疏肝类药味。清醒后，再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辨证分为肝胃不和、肝风内动、瘀阻经络等几类。症情重者，用藜洞丸（或夺命丹）。肝胃不和之头痛、恶心、呕吐等，宜升清降浊，用柴胡细辛汤加太乙紫金丹（或左金丸）；肝风内动之头痛、眩晕，伴肢体抽搐治宜平肝熄风，用天麻钩藤饮；瘀阻经络之头痛头晕，面目瘀紫青肿等，治宜化瘀疏经宣散，用柴胡加防风芎归汤。对诊断明确的颅内血肿，治宜益气化瘀、疏肝通络，用柴胡、细辛加补阳还五汤。损伤后期，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者，治宜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并佐以疏肝和营，用补中益气汤加白芍等；肝肾亏损者，治宜滋肾平肝，用杞菊地黄丸（或左归丸）；如肝肾阴亏而致肝火上炎，宜清泻肝火，用龙胆泻肝汤合大补阴丸加减；如宿痰瘀阻肝经久而兼气血亏虚者宜逐瘀散结，疏肝养血，用藜洞丸合十全大补汤加柴胡、枳壳等，肝气犯胃，恶心呕吐者，宜疏肝和胃，用左金丸；脾虚湿困者，宜健脾燥湿，佐以调达，用参苓白术散加柴胡等药。
综上所述，施氏继承和发展了前师“跌扑损伤，败血必归于肝”的观点，临床发挥更是独具匠心，对瘀阻经络不同阶段表现出肝火、肝热、肝郁、肝瘀、肝虚等证分别以泻、清、疏、解、化、补等法治之。治瘀以肝经药物为主，尤善用柴胡。如治头部内伤的柴胡细辛汤加减方；治颅内血肿后遗症的补阳还五汤加柴胡细辛汤方；治胸腹部内伤的复元活血汤与和营通气汤；治会阴内伤的柴胡桔梗汤；治脊髓型颈椎病的血府逐瘀汤等，诸方中均用柴胡。施氏常以前师学说启发学生：柴胡乃和解之药，能升能降，通肝胆之经，只要善于使用，上中下三部之病均宜入方，为医治内伤之要药。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施氏“瘀阻经络，从肝论治”的思想，以及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的以中医中药治疗颅脑损伤的临床实践和成功经验，是《内经》中这一理论的充分体现和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