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衡理论的产生及实用价值
求衡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内经》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就是说明保持人体动态平衡的重要性。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说明中医的诊断和治疗，都是保持人体动态平衡出发的“求衡”。《内经》不但有较为完备的理论，而且还有一套具体的方法。几千年来，这些理论方法一直指导着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
《内经》的求衡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指导它的理论概括，而且两种哲学思想渗透到医学中来，就结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医学特点的理论原则，本身就是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突出地说明了人体保持动态平衡的重要性；五行学说着重阐述人体内外环境（人与自然）和内在环境（人体各脏腑组织之间）的复杂变化关系，揭示了人体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平衡现象。
要保持人体的相对平衡，就必须明确人体相互对立的两方面。相互对立的两方面要保持平衡，就必然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由于动态平衡，静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在动的过程中，当然会引起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包括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些理论，《内经》均有所叙述。如“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脏者为阴，腑者为阳”等，都是指人体相互对立的两方面。
“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就是指相互对立的相互依存关系。“夫物之生从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阴阳者，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重阳必阴，重阴必阳”，就是说明事物运动变化是永恒的，人也就是在永恒运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的。
为了阐明人体内外环境和内在环境之间的复杂变化关系，《内经》运用五行“五位相合”的类比方法，把“在天、在地、在人”的纷纭万象联系起来，并根据五行的“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的理论，推论其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如“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志为怒”，就是指人与自然及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的五位相合。“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随之”、“胜制则复”、“衰乃止耳”，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本能。某一方面有所偏胜，通过这种自身调节相互抵消，就可以恢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关系遭到破坏，“气有余，则制其所胜而侮其所不胜；其不足，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所以，临床上出现各种相克、反侮的病变现象，均可根据五行克侮理论分析五脏阴阳的盈虚情况，从而采取有效的平衡协调，原则是：“相火之下，水气乘之；水位之下，土气乘之；土位之下，风气乘之；风位之下，金气乘之；金位之下，火气乘之；君火之下，阴精乘之”。乘，即制约之意，也就是平衡协调的手段。
五行虽分为五位，但五行之间出现克侮现象，仍然是两个对立面的偏盛偏衰、平衡协调，也是着眼在两相对立面的补偏救弊，这就是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平衡理论，一直贯穿在中医基础理论和医疗技术等各个方面。如：人体各个脏腑组织之间是分工合作的，各方面必须保持正常的相互关系，才能维持生理的正常合作。如脾主运化，包括胃肠的消化功能，一般是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肠胃必须保持其更虚更实的平衡状态，才能维护脏腑“藏精气”“传化物”的正常关系。
人体阴阳的正常相互关系遭到干扰破坏，就会反映出种种阴阳平衡失调的病变状态。这些状态，包括发病部位、病变性质以及脏腑、经络、气血等方面。这些方面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临床上观察分析各种发病机理，就必须从这些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着眼，才能准确地找到它的不平衡所在。
中医的诊法也着眼在两种对立的体征上，目的也是从客观上分析阴阳平衡失调的情况。
如“青如草兹者死”、“青如翠羽者生”，就是从色泽的明润、暗晦来判断逆顺的。故任何病，“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色夭不泽，谓之难已”。切诊中的脉诊，实则“搏坚而长”，虚则“其软而散”。切诊中的按诊，“尺肤热盛，脉盛躁者，病温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都是从两个对立面分析阴阳失调究竟是偏于哪一面，哪一面不平衡，从而断定其寒、热、虚、实及其预后。
治疗在“以平为期”的思想指导下，一切措施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都是从调节阴阳平衡出发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也就是利用药物的偏性补偏救弊来调节阴阳平衡。所以制方用药，不论“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都是“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通过诊察，掌握了患者的病情资料，从病的性质、部位等方面，研究不平衡的所在，从而采用寒、热、抑、举、折、补等等治则，根据药物的气味选用适合病情的药物组合成方，这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平衡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具体过程，也就是中医治病时理法方药的运用过程。
二、求衡方法的具体运用
疾病既然是人体平衡失调的结果，所以在处理上，《内经》强调要“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要恢复人体的相对平衡状态，关键就在于能否准确地找到其不平衡的“所在”。
阴阳学说用于分析病机，泛指病变的两个对立面，包括发病部位的在表在里、在上在下、在脏在腑，疾病性质的属寒属热、属虚属实，病势发展的正虚邪实、邪退正复等，这些方面彼此又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因之人体发生病变，也会从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出错综复杂的不平衡现象。
临床上若病情单纯，表现出的症状比较典型，两个对立面的平衡失调状态比较明显，现象与本质是一致的，可以采取正面的、直接的平衡协调的方法。若病情复杂，反映出来的症状不典型，两个对立面的平衡失调状态不明显，现象与本质也不一致，这就须要考虑反面的、间接的平衡协调的方法。前人对于一些典型的非典型的平衡失调状态的处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特别是对一些非典型的平衡失调状态的观察和分析，能运用辩证思维由此及彼、去伪存真以揭示疾病的本质，这样就能更准确地找到其不平衡的所在，从而采取有效的平衡措施。《内经》所谓“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及寒、热、高、下、折、补等各种治则，已经明确提出了正面的直接的及反面的各种求衡之法。后世所谓隔一隔二的治法，并寓有间接求衡的意义。
概括起来，求衡的具体方法，应分为正面求衡、直接求衡、反面求衡、间接求衡四种。
1．正面求衡方法，适用于平衡失调反映出的寒热、虚实症状比较典型的证候。
外邪伤人，反映出来的寒热症状，与外邪的性质及人体阴阳的盛衰有关。伤于寒多见恶寒、无汗、发热；伤于热多见发热、汗出、不恶寒，这是由外邪的性质所决定的。“阳气有余，则身热无汗”；“阴气有余，则多汗身寒”，这是由人体阴阳偏盛偏衰决定的。前者称为外寒、外热，后者称为内寒、内热，寒热症状都比较明显，只是在兼见的汗症上有差异，正是由于有这种差异，才显示出内外寒热的区别。外寒无汗，是由于寒束皮毛，腠理闭塞；内热无汗，是由于热极伤津，津液内耗；内热汗出，是由于内热极盛，熏蒸汗出；内寒汗出，是由于阳不能固而津液外泄。
恶寒、发热，既然寒是真寒、热是真热，当然应采取正面平衡协调的方法，只是外寒宜用温散，内寒宜用温补；外热宜着重苦寒清热，内热宜着重甘寒养阴，其基本原则都是以寒治热，以热治寒。
邪正交争，互有胜负，“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实两证可显示邪正双方不平衡的发展趋势。疾病不单是邪气所引起，只有当人体正气虚弱时，邪气凑之才会发病。邪盛正气亦盛则表现为实证；邪盛正虚或邪退正衰，则表现为虚证。《内经》五实证“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利、闷”，五虚证“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都是指典型的虚实证候。临床出现的虚证、实证，五虚五实不一定悉具，只需出现二三症就可反映邪正双方的均势，就可从正面采取补虚泄实的平衡协调的方法。正虚而致邪实者，以补正为主、祛邪为辅；邪实而致正虚者，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如果脉大、皮肤发热、腹胀满、大小便不利、心烦目不明五症毕具，则为邪气壅盛、邪无从出的死证；脉细、皮肤发凉、短气不足叹息、大小便失禁、饮食不能下咽，则为正气衰败、正不胜邪的死证。故《内经》又谓“五实死、五虚死”。
2．直接求衡方法，适用于平衡失调反映上下、表里部位比较明确的证候。
病变反映在人体的上部或下部，多属于升降失调；反映在表在里，多属于出入失调。《内经》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上虚耳鸣、头晕、眼花，下虚下肢痿弱、厥冷，从发病部位来看，上下都比较明显，当然可采取上病治上、下病治下、上虚补上、下虚补下等直接求衡的方法。表里两证，表证都反映病在体表，如头痛、项强、无汗、恶寒发热等皆是。里证都反映病在内脏，如咳喘、呕吐、胃脘痛、大小便失常即是。表证治表，里证治里，也都属于直接求衡之法。但表里证并见，尚当分清两种情况，如《内经》所谓“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此证系皮毛受外邪而闭塞，以致肺气不宣，发为喘呼，虽有里证，但仍为邪在表。后者为若“皮毛先受邪气”，兼之“寒饮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发为“肺咳”，则为既有表症、又有里症，这两证，前者是“外邪所扰”，在治疗上只需发汗解表；至若“外内合邪”，在治疗上则当散寒温肺，表里兼顾。凡表里证并见，都应辨明上述两种情况区别对待，才能更好地协调表里关系。因外邪所扰，虽见各种里症，而病未入里，如失于表散，则往往迁延难愈；外内合邪，不论内外皆寒、或外寒内热、或外寒内饮，只看到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亦可使疾病迁延难愈。
3．反面求衡方法，适用于平衡失调反映出假寒假热假虚假实等证候。
《内经》谓“重阳必阴，重阴必阳”，即后世所谓阳盛格阴、阴盛格阳之证。这类证候，现象与本质恰恰相反，如果只看到表面的阴证阳证，正面采取寒湿等平衡协调的方法，其效果也只能适得其反。因之对待这类证候，必须撇开表面现象，才能揭示其本质，在处理上也只能采取反面的平衡协调的方法。观察分析这类证候，既要注意到表里寒热见证不一，明显里寒里热是真，表寒表热是假，如阳盛格阴，外见恶寒肢冷；阴盛格阳，外见面赤烦热，都是假象。又要看到这类证候，撇开表面假象，只有单方面的寒和热，与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等寒热夹杂之证的寒热同时存在有所区别。虚实亦有假象，“大实有羸状”，即指假虚证；“至虚有盛候”，即指假实证。
这类证候，与虚实夹杂之证亦有所不同，故在处理上，亦只能采取反面求衡之法，假虚证只能单独祛邪，邪退则正复；假实证只宜单独扶正，正气充实则邪气自不能容。不能用攻补兼施之法。
4．间接求衡方法，适用于平衡失调反映出症见于此而病发于彼的证候。
《内经》谓“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在此明确指出症见于下焦而病实发自中焦，如果对这类证候也照上下分证机械地对号入座，既不能准确地找到阴阳不平衡之所在，在处理上也会无的放矢，放不中肯。因此，症见于此而病实发于彼，不是直接求衡的方法所能解决，而是要采取间接求衡的方法。“溲便为之变”，指大小便不正常而言，包括尿闭、尿频、便秘、便泄等，如果在出现这些症状的同时，兼有腹胀便溏，四肢倦怠等“中气不足”之证，都应当以调理中气为主。
中气足则脾胃升清降浊的枢纽自能运转正常，大小便亦自恢复正常。前人通过对这类病变彼此间相互关系的探索，发现脏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遂逐渐形成“脏腑相关”的理论。
间接求衡的方法，就是建立在“脏腑相关”理论基础上的。如肾气上逆的咳喘治以补肾纳气；肝邪乘脾的腹胀便溏，治以疏肝理气；肺失通调的小便不利治以宣肺降气等等，都不是直接的见病治病，而是运用“脏腑相关”理论进行推理，从而采取有效的间接求衡的方法。
5．根据不平衡双方的失调比例进行平衡。
以上四种求衡方法，着重在于较准确地找到其不平衡的所在进行各方面的协调，临床还可进一步分析不平衡的比例进行精确的协调。寒热、虚实、表里夹杂诸证，寒热夹杂应分寒多热少、热多寒少；虚实夹杂应区别究竟是因邪实而致证虚，还是因证虚而致邪实；表里夹杂应分清几分在表，几分在里。治疗均应当按双方不平衡的比例决定立法、用药的主次及药味的多少。
如果不按不平衡双方的比例进行协调，用药的主次、多少颠倒，仍然不能达到恢复平衡的目的。
6．不平衡的双方或单方面两证并见的区别和相应的求衡方法。
求衡还需注意到的是假热、假寒、假虚、假实等证，撇开单方面的寒、热、虚、实，治疗上只能采取单一的温、凉、补、泻之法，与寒热夹杂，寒与热同时存在；虚实夹杂，虚与实同时存在是有区别的。因此，治疗不能采取辛苦并用、攻补兼施的方法。表里夹杂，应区别外邪所扰与外内合邪，外邪所扰偶然出现一两个里症，而症未入里，表解则里症自罢，原则上只需发汗解表；外内合邪如外寒内饮，表里证都同时存在，则当表里双解，如散寒温肺并用。脏腑相关，症见于此而病发于彼，并非发病一方不暴露痕迹，彼此双方都可以出现症状，这与脏腑同病、两脏同病证候相似而实有不同。前者一方出现症状，是由另一方决定的，如肝旺乘脾，肝症可以决定脾症的存在，治疗上疏泄肝郁，则脾运自复；后者是双方症状同时出现，彼此不能决定对方的存在，如肝脾同病，既要疏肝，又要补脾。总之两证并见，病发于单方的，一方可以决定另一方的存在，治疗上不必兼顾；病在双方，双方虽然可以相互影响，但不能决定对方的存在，治疗上必须兼顾。
基于上述，可以看出，中医临证，如何察阴阳所在，如何求得平衡，《内经》早就提出了一些理论原则，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少发展。平衡失调反映出来的证候比较典型，可以运用固定的辨证形式按图索骥；证候不典型，则必须结合辩证思维进行逻辑推理。这也体现出中医在思维方法上的成功之处。以上诸种求衡方法，只不过是对如何求衡进一步具体化而已。阐明求衡方法的具体运用，在理论上理顺，对临床观察总结、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提供了方便。
例如：以往对白喉忌表问题曾进行过一段时期的争论，实际上大多数白喉初起是外显假寒的表证，但也有个别的是表寒证，现在看来，白喉初起恶寒需间接求衡；个别外受客寒的病例，可以直接求衡，只要明确是求衡的方法不同，就无所谓忌与不忌了。当前防治流行性出血热，南方对此病初起恶寒，主张清热泻热，也提倡忌表。北方则有用柴胡桂枝汤的经验。南北经验不同，当然与“因地制宜”有关，实际上也就是所采用的求衡方法有间接、直接的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