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氏自幼从其伯父欧阳履钦学医，履钦先生尝谓：“学医必先读经，而后博览群书，对证候的辨别，方药的选择，经反复相互比较，辨其异同，明其主次，自能对一切证候包括疑难杂证了若指掌，此即辨证之要诀。”履钦先生认为，《杂病源流犀烛》虽搜罗甚广，名目备具，但多有方无证，有证无症，欲求烛见疑难病情，方证相应，实不可得，因拟撰写《燃犀录》一书。然其时正研究“象数之学”，欲以改进运气干支推算之法，不暇兼顾，以至搁置。欧阳氏行医后，深感辨证的准确性与保证提高疗效关系至切，遂继其志，以辨证理论方法研究为其研究方向。经反复读书临症及孜孜不倦地求索，50年代即初有所成，先后发表或出版了辨证研究专著《内科辨证学》、《中医内科证治概要》等书，对历代医家内科辨证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为建立自身独特的辨证体系奠定了十分扎实的基础。在临床实践中，欧阳氏发现，凡病情单纯，证候典型，运用历代医家各种相应的辨证方法，多易辨治；而病情复杂、隐蔽，或多方面牵涉，或病情变化处于转折关头出现的证候，多不典型。此时如果辨证不清，治疗就难免舍本求末。医者会诊时做出的辨证结论不一致，也多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从历代名医医案中，不难发现前人对诸多疑难复杂病症，应手取效。这究竟是历代名医都独具慧眼，灼见病情，还是有一定规律、标准可循呢？从60年代至70年代，时历20余年，欧阳氏反复研读历代名医论著、医案，以及现代哲学、方法论名著，结合自身临症体会，并从《矛盾论》中有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论述及其伯父“辨其异同，明其主次”的教诲中受到启发，逐渐认识到：历代名医对于复杂疑难病证，善于明辨主次。一旦掌握其主要病变所在，集中解决主要问题，其他枝节问题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任何一个证候，其中必然有一些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症状，其他症状都是随着这种症状的转变而转变的。前者应属主要症状，后者则为次要症状，辨证分主次，即以此为准。对于疑难复杂证候，要认真观察病情，分析病势的轻重缓急，要了解发病的前后经过，要撇开表面现象抓住疾病的本质，具体应从病势的轻重缓急，发病的先后因果，证象的真假异同三个方面着眼，如此则不难分析出谁是主症，谁是次症。这就是复杂疑难证候辨证分清主次的三大关键。从思维方法学角度提出主、次症及其辨析三大关键的论点，不仅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提供理论核心，而且也是欧阳氏对中医辨证学的一大贡献。古今中医辨证，无不运用前人所陆续总结出的各种辨证纲领与辨证方法，疑难证候亦不例外。通过多年研究，欧阳氏认为，仲景《伤寒杂病论》提出辨“六经”，“脏腑经络”，“血、水、痰、食”，为后世临床辨证树立了楷模。自后，历代医家相继提出“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及《素问玄机原病式》、《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等，都在辨证方法方式上有所充实和发展。历代各家创建的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各有偏重，如“六经”“三焦”“卫气营血”侧重在辨五气为病；“脏腑经络”侧重在辨脏腑主病；“血、水、痰、食”侧重在辨邪留发病。三个方面，分之则见其偏，合之则见其全，所以全面掌握三个方面的见证及各种证候的相互关系，从而提纲挈领，使之纲举目张，就可使辨证方法方式得到集中，更便于临床的综合运用。集中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建立比较完整的辨证新体系，也是保证辨证用药的准确性，提高中医医疗质量的需要。由此，欧阳氏提出了疾病表现的三个类型及其二十一个纲领证。这些研究成果，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之雏形，系统发表于80年代初出版的专著《证治概要》之中。80年代中期，欧阳氏领衔承担国家卫生部重点项目“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化研究”，对中医病、证、症三者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此同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三型二十一证间相互关系。进而发现，外感五气、内伤脏腑、血水痰食邪结三类证候及其各证间均存在相互因果关系，各证只能互为纲目，不能执一而定。临床辨证尤其是复杂疑难证候的辨证，欲提纲挈领，明辨主次，必须综合分析纲目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各证的内在因果联系，分清主次，治疗才能纲举目张，切中病情。各证的纲目关系，即在此证为纲，在彼证为目；或在彼证为纲，在此证为目。从三类证候各证的内在联系分析，可以看出各证不是平行的两个层次的关系，而是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关系。按照“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思路，欧阳氏在三型二十一证的基础上创建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结构模式”，于80年代末期出版了《中医临证思维》一书，使“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随后，欧阳氏有选择地吸收其多年病证结合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对三类证候临床常见之101个证候的概念、证方组合的内在结构、与其它类似证候的鉴别、辨证标准与因病而异的要点及证病结合用药等，进行系统研究，于其70诞辰之际撰写出版了《证病结合用药式》。该书以“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为理论核心和基本框架，综合集中历代各种辨证用药模式与方法之所长，研究其相应关系，充实其用药经验，使之成为结构更为完备，规矩更为严谨，切合中医临床实际的证病结合用药式，对于促进中医学术与临床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使用意义。因此，《证病结合用药式》的出版，是“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
如上所述，集中各种辨证方式，从五气为病，脏腑主病，邪留发病的见证及各种证候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统一提纲分目，即形成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新体系。兹将其内容简要介绍如下：一、各种辨证方法方式与纲目关系历代各家创建的辨证方法方式，有的只适应于某一类证候，有的可普遍适应于各种证候，不论适应范围的大小，都已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因此根据各种证候的纲目关系分析其内在联系，即可看到一脉相承及其存在问题。
仲景《伤寒论》辨伤寒外感，根据人体阴阳盛衰不同，以阴阳为总纲，具体分为三阴三阳六经。六经均有提纲证，三阳提纲证表示病邪在表、入里及留连半表半里，三阴提纲证表示里寒的轻重缓急程度及厥热胜复。若外感寒邪伤犯不同的脏腑产生蓄血、停水、结胸、陷胸等证，均为纲证下的子目。叶香岩《三时外感温热篇》辨外感温病，以卫气营血为纲，四种提纲证特别注重舌苔变化。温病从表入里表现出的各种证候，分属于四种纲证之下，即可据此以判断各种证候的轻重缓急。吴鞠通《温病条辨》辨温病以上中下三焦为纲，上焦病在肺与心包，中焦病在肠胃，下焦病在肝肾，并注意到温病后期热盛伤阴之证，虽与卫气营血辨证有纵横之分，也是从纲证下的目证观察分析病的深浅程度的。薛生白《湿热病篇》专论湿温病，也提出湿温病的提纲证，各层次目证的轻重传变，如上焦气分湿热、湿热阻闭中上二焦、邪灼心包、营血已耗、湿滞阳明、邪入厥阴等，就是根据三焦、卫气营血、六经等辨证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的。薛氏辨治湿温病，能综合运用上述各种辨证方法，也就是掌握了各证的纲目联系及其内在联系。
《金匮》论脏腑病，无论是经络受邪入脏腑，或发于脏腑形于肢体，辨证以脏腑为纲，施治着重在调节脏腑功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脏腑病兼有新感，或新感引发原有的脏腑病，《金匮》首篇就提出“当先治其卒病”的原则。卒病既然是疾病所处一定阶段和重点，辨证当以外感表证为凭，施治就当侧重在疏散表邪方面。尤其是血水痰食结成邪蔽，非攻逐破结不为功，要正确运用攻下之法，必须辨明血水痰食诸证，才能有的放矢，施治也须随证转移。由此可见，《金匮》对脏腑病、卒病、邪结病诸证的治疗是不能彼此代替的。单用脏腑为纲，就不能网罗有关卒病、邪结病诸证辨证施治的内容。从《金匮》辨证三个环节及其内在联系来看，《金匮》辨证提纲，已体现出“三纲鼎足”的框架。
作为辨证用药式专题提出的，首推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其次是同时代的张洁古《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原病式》根据《内经》病机十九条，分五脏六腑及上下十三纲，分别概括外感病、脏腑病种种病证，由此掌握病症的机要，为辨证用药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原病式》对于各证分类提纲，虽然纲举目张，只是体现出各证平行的两个层次的关系。《脏腑用药式》辨证以五脏（含命门）六腑为纲，寒热虚实及标本各证为目，对辨证用药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每个脏腑发病，都不必然出现或仅有寒热虚实四证。脏腑寒热虚实四证，系从脏腑阴阳演绎推理而来，其中某些标证，用药需发散解表，其病并非发自脏腑。《脏腑用药式》用脏腑一纲概括所有证候，致外感证与脏腑证纲目不分，把用发散解表的外感证亦纳入脏腑证之类。所以作为辨证用药的公式，《原病式》、《脏腑用药式》结构均有不够完整之处。尤其是未把血水痰食作为纲证提出来，易于引起误会，致认为血水痰食诸证只是外感病、脏腑病目证。外感寒热、内伤脏腑固然可以产生血水痰食诸证，但病在一定阶段血水痰食诸证较为突出，治疗须采用攻逐诸法始能建功，则均应以血水痰食为纲。实际上外感寒热、内伤脏腑及血水痰食邪结为病各证均存在着相互的因果关系。
如：《金匮》辨瘀血，分为在腹、在胸两个子目。清·王清任丰富了瘀血各目证辨证用药的经验，并提出瘀血证涉及到多种疾病，所以瘀血证纲与目的确定就必须究其因果。
水气为病，外感寒湿，内伤脾肾皆可致之。如外感、内伤证已不突出，而聚水为病，则当以水气病为因为纲，由于水液潴留与浸淫的部位不同引起各种证候，如《金匮》所谓“水在脾”“水在肾”等，则均属水气病的目证。
津液凝聚不行成为痰饮，《三因方》谓痰饮“或为喘、为咳、为厥、为呕、为泄……皆痰饮之所致”，皆病因痰生；《景岳全书》谓“因风因火（外感）因虚因实（脏腑）而生痰”，则属痰因病生，两者亦只是因果关系不同而已。
宿食不化，脾伤不运而成疳，或中焦阻塞，营卫不调而发热，均为宿食证之子目，与脾虚食滞、伤寒夹食亦存在因果关系。以上说明外感寒热、内伤脏腑、血水痰食邪结为病三方面的证候均存在相互因果关系，各证只能互为纲目，不能执一而定。因之辨证用药式，不仅应提纲挈领，使之纲举目张，并应综合分析纲目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各证的内在联系。各证的纲目关系，即在此证为纲，在彼证为目，或在彼证为纲，在此证为目，从各证的内在联系分析，可以看出各证不是平行的两个层次的关系，而是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关系。所以辨证用药要在原有基础上更加系统完整，就应按三纲鼎足、互为纲目建立新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