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奠基于《内经》。汉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体现了理法方药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李氏致力于对仲景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研究，并著有《伤寒论汤证论治》、《金匮要略汤证论治》等。李氏用辨证法、逻辑学、系统论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知识，对仲景所使用的主要辨证方法，各自的作用、性质和整体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各种辨证方法的使用规律。
一、以辨阴阳与辨标本为指导原则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天布五行，以运万物，人禀五常，以为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说明作者为了探求认识极为复杂的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只有依靠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说理工具。事实上，张仲景以阴阳五行哲理为指导，用于辨证论治之中，的确有所发展和创新。《伤寒论》中以“六经”为分病的纲领；而六经就是阴阳各分为三份，成为三阴、三阳，所以六经是由阴阳演化出来的系统概念。张仲景开创了八纲辨证的先河，而八纲也是由阴阳发展出来的，称为“二纲统六变”，即用表里、寒热、虚实这六个变量或要素，来标志阴阳的属性。《金匮要略》对杂病用五脏辨证的方法，而五脏辨证是由五行类比五脏形成的另一个系统概念。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和“五脏”两个系统概念为理论框架，作为考察、认识和控制疾病的模型，成为两个系统方法的萌芽，奠定了辨证论治的系统模式。这是张仲景对阴阳五行学说运用临床医学中的最大的发展、创新和最卓越的贡献。该书中辨别阴阳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伤寒论》首篇中就以“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为提纲，指导阴阳病的辨别。《金匮要略》对内伤杂病，也是以阴阳作为病或证分类的纲领。如在首篇总论中就指出：有“阳病十八”、“阴病十八”。在第三篇以“阴毒病”、“阳毒病”作为病名，对“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作为分证的纲领。
阴阳代表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两方面，所以辨析阴阳的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法。以辨阴阳为指导原则，就是强调在整个辨证论治过程中，要时时、处处的注意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而辨标本又将这种矛盾分析法进一步发展为辨别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所谓标本，就是主次的意思。辨证论治各个方面或步骤者有标本之分。如症状为标，病因为本；主症为本，兼症为标；原发病为本，继发病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等。所以一定要辨清标本，才能抓住其本，从而主治其本，兼治其标。中医论治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以治本为主，或先治其本；但在特殊情况下，即标证紧急的情况下，则先治其标，或标本兼治。这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法则。这也是标本相移的原则，即标本可以互易其位。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平时的标证——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本证——矛盾的主要方面了。因此“急则治其标”，这时的标实则已经转化为本了，所以实际上还是治本。如《伤寒论》385条“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同样一种霍乱病，所以分为两个证型（方证），就是由于正邪这对矛盾的双方标本或主次不同。“热多欲饮水者”，说明邪盛为本，即主要矛盾方面为外邪偏盛，故以五苓散宣阳化气，驱邪为主；“寒多不用水者”，说明正虚为本，即主要矛盾方面为正气偏虚，故理中丸温阳助正为主。说明辨阴阳、标本，是对各种疾病辨证论治的根本法则或指导性的原则。
二、以六经或五脏辨证作为定位、定性的方法
张仲景对于疾病的分类是源于《内经》的：“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他对于感受外邪所致的外感病，无论是伤于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之气，或温热毒邪，统称为“伤寒病”；伤于饮食五味或喜怒等五志的内伤病统称为“杂病”。《伤寒杂病论》就是论述这两种病的辨证论治的典范。但是，原著没有正式版本，现在流传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宋治年间林亿、孙奇所校定而分为二书。
这样也促进了伤寒病与杂病分别发展为各成体系的两门学科。伤寒病辨证体系是“六经辨证”，杂病的辨证体系是“五脏辨证”（一般称脏腑辨证）。关于六经辨证定性、定位的方法已明确。此处着重阐述“五脏”也是个系统概念，“五脏辨证”也是朴素的系统方法。所谓系统就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贝塔朗菲）。“五脏”是代表整个人体这个有机的总体，是由五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这五个部分就是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为核心的五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是由生理、病理上联系最密切的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包括脏、腑、经络、形体、五官及气血津液等身体各器官、组织和成分。如肝系统包括：肝脏、胆腑、足厥阴肝经、筋膜、血、目及魂等要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具有相同的特点，完成一定的功能。不仅各系统按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发生联系，而且与外界环境时间、空间者发生相应的关系。如《金匮要略》言“五邪中人”，即五味、五志各伤其相应之脏，故“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又“假令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四季旺不受邪”等，是谈各系统与外环境的节气、时辰、气候等方面的相应关系。
仲景把内伤杂病放在“五脏”这个系统形式中加以观察和治疗，即按五脏系统来分病、辨证，列出对证方药，形成了理法方药的五脏辨证体系，也就是对杂病控制的系统模式。所以说这是一种系统方法的萌芽。这种系统方法的研究原则，是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发生、发展演化规律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的，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最优化的特征；尽管现存的《金匮要略方论》不足以反映仲景对杂病辨证的全貌，但也可初步窥视出这种系统方法的研究原则和特征。如《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把肺痿、肺痈、咳嗽上气三种不同的病，所以列入同篇辨证论治，就是因为这三种病定位皆属于肺系统的病变。所以定位于肺，是因为这些病变皆属于肺系统的肺脏、鼻咽、皮毛、气道、卫气等的功能失常有关。如本篇第2条阐述肺痈的病因病机说：“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这就体现了系统的结构（组成）与功能统一考察的原则。其它如：“腹内寒疝宿食病”和“呕吐哕下利病”，因定位在脾或胃，属脾系统的功能失调所致的病变；“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因定位于心、肝，属这两个子系统主神、主血的功能失常的病变。可见杂病的分篇是充分体现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相统一的关系。至于“五脏风寒积聚病”、五脏中风、五脏之水、五脏之痹等，更是明显的用五脏系统定位论病了。
根据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功能特点，就可将病变定位于某系统和某一要素，所以五脏系统有定位的作用。根据五行乘侮的演化规律，可以分析预测疾病的传变趋势或发展趋向，所以五脏系统也有定向作用。《内经》就讲：“五脏之病，随其所胜之序而传”，即按五行乘侮的规律传变。
《金匮要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神”，就是用五脏系统辨析病势，或进行定向分析的典型例子。
三、以八纲与病因辨证作为定性、定量的方法
病证万千，极其复杂，用什么标志来判定它的性质呢？根据《矛盾论》的精神：“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那么作为疾病的共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伤寒论》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正邪分争”；又曰：“凡病，若发热，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说明即使经过汗、吐、下等法驱除了病邪，而阴阳之气不调和，仍然是病态。可见疾病的基本矛盾是正邪分争，阴阳失调。反映正邪消长的变量是虚实，反映阴阳气盛衰的变量是寒热。《内经》就讲：“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就是说：实是标志着邪气盛为矛盾主要方面，虚是标志着气虚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故虚实可标志正邪这对主要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据此可以判定疾病的性质。所以《内经》就非常强调辨虚实：“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余闻虚实，以决生死”。《金匮要略》第1条就指出：“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脏准此。”《内经》又说：“阳胜则身热，阴胜则身寒。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可见寒热是阴阳盛衰的主要标志。故《伤寒论》以“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作为阳病或阴病的提纲。当然寒、热证，除了发热、恶寒这一主要症状外，还要通过脉、舌、二便等其它症候，综合考察判断。总之寒、热是反映了阴阳失调这一基本矛盾，双方以那方的盛或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可以判定疾病的性质属阴或属阳。那么八纲之中，表里起什么作用呢？表里是属于阴阳两纲的。因为八纲以阴阳为总纲，又称二纲六变（或六要）；阴阳两纲是标明疾病的总体属性的，所以表里在此也是标志疾病属性的两个重要方面或变量。即实、热、表属阳；虚、寒、里属阴。表里是相对而言的方位概念，任何一经、一个脏或一个部位，都可区分为表里两个方面。如阳明系统在三阳中属里，但又可分表里证：白虎汤、葛根汤证属阳明表证；三承气汤证又是阳明系统的里证。表里也是通过相对的部位来反映正邪分争的趋向：任何系统中的表证，一般表明邪气轻浅，正气较强，有抗邪外出的趋向；里证说明邪气较重，正气见衰不足以抗邪，有邪气深入的趋向。所以表里也是正邪矛盾双方盛衰的一种标志，因此在八纲中有定位作用。
八纲不仅有定位作用，同时又有定量作用。因为八纲称二纲统六要或六变。这六个要素：虚实、寒热、表里，的确是六个变量。无论是虚实或寒热，都有程度多少、微甚、轻重之分；即使是表里也有几分表证或几分里证之别。如张仲景对虚实的辨证施治就分：无虚者急在去邪用泻，多虚者急在扶正用补；微虚微实者用泻，甚虚甚实者用补；二虚一实补中兼泻，二实一虚泻中兼补。至于补泻先后，兼多兼少，还须结合孰缓孰急，孰轻孰重决定。尽管这里是运用多少、微甚、一二等模糊概念，进行量的描述；但是只有根据这些模糊的分析，才能决定遣方、用药的大小、轻重、缓急等量的差别。这如《内经》所说：“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小从多，观其事也”；“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等等的精神是一致的。
八纲中最核心的是虚实。虚是由正气即人体阴阳之气的盛衰或多少来决定，寒热就是阴阳之气盛衰的重要标志；还可结合整个病人的体质来综合判断。实是指邪气之盛，具体的是哪种邪气和属性，就要结合病因辨证，如六因辨证或气血痰食等，才能明确是风寒暑湿，抑或是气滞、瘀血、痰食等。所以八纲定性、定量还要结合病因辨证进行。这样就能更具体、深刻地认识各种病证的正邪矛盾双方的特殊性。八纲是综合了有关疾病质量的各方面或因素，是对虚实、寒热、表里六个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再综合起来，从总体上判定疾病的质和量。所以它是一种分析综合的好方法，或分析综合高度统一的质量分析法，也充分体现了辨证思维的特点。
四、以“症—病—证”，作为辨证的层次
中医把整个诊疗过程即临床思维过程，简称为“辨证论治”。其中“辨证”两字是对理性认识阶段，即临床推理或诊断过程的概括。往往谈辨证论治包括“理法方药”四个方面；其中的“理”字就代表“辨证”阶段这个临床或诊断“推理”的过程。所以用“辨证”两字代表推理过程，是因为中医既辨病名，又辨证名。因为“法随证立”、“方对证使”，只有辨清证名，才能对证立法选方，所以就用“辨证”两字代表辨病、辨证整个诊断推理过程。西医认为：临床推理或诊断推理，是一个把观察到的证据或表现转换为某一或几个疾病名称的过程，而病名是解释观察证据的概念性医学实体。医者不仅得出病名的临床判断，还要在病名之下进一步作出证名的诊断，即把病名和证名都作为解释观察证据的概念性医学依据。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就进一步发展了辨证论治的思想。无论在《伤寒论》或《金匮要略》中，他都是以“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或“水气病脉证并治”等形式而名篇。就是先确定病名，在病名之下，再根据不同的脉证表现，分辨出不同的证型；最后根据证名确定治法、组织方药。如太阳病风寒表实证用辛温发散法，选用麻黄汤；太阳病风寒表虚证用辛温解肌法，选用桂枝汤。因为“方从证立”，所以往往以方名证，如麻黄汤证、桂枝汤证。这种随证而立法、处方施治的原则，仲景在《伤寒论》中说的很清楚。如16条讲“太阳病”经过汗、吐、下等法治疗后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怎么治呢？“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说明尽管是误治造成的坏病，或疑难重病等，只要辨清了证名，就可随证立法、处方治之。可见病名和证名是对疾病现象进行概括抽象的两种概念，是医生对观察到疾病证据或表现（即病征或证候）这些感性材料，通过临床推理思维过程，达到理性认识，作出能反映疾病本质的、整体的、内部联系的判断——病名和证名。列宁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的加深下去，以至无穷。”（《列宁全集》33卷278页）病名和证名，虽然都是对疾病现象进行本质性的抽象和概括，但是“同名异等者也”，即同一病名之下的几个证型（名），是与病名处于不同等级或层次。证名这个层次，从人们的认识历史和认识过程来看，都是更加深入、更加发展了的认识或抽象。事实上中医的病名的确是个比较笼统、抽象的概念，仅仅抓住疾病表现中主要的特征和最一般的本质进行命名，只能反映出一类疾病的矛盾的共性如“太阳病”或外感病中“寒病”（狭义伤寒）或“温病”、“暑病”，只是能反映出太阳系统（包括太阳经、膀胱腑、肺脏等要素）这个较大的空间层次和外感病初期较长的时间阶段（或过程）的各种病证。而伤寒病、温病等病名，只能确定一个笼统的治疗原则（治则），如太阳病主要用解表法或汗法；伤寒病主要用温热法；温病主要用寒凉法等。具体的治法确立不了，也选择不了对证的方药。但证名与病名相比，就是更具体、更深刻的概念了。它是对疾病过程中更具体的联合体或即时状态的本质性的概括，是多种规定性统一的概念。如太阳病风寒表实证，它能反映出病是内寒之邪；病位是太阳经络；病性是实证、寒证。再根据病情的定量分析，寒邪甚重则用麻黄汤，寒邪轻微则用葱豉汤。可见证名能反映出疾病矛盾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此提出“同病异治”，即根据不同的证名，在同一种病中，可以确立不同的治法，选择不同的对证方药。所以中医的病名是个抽象的概念，是初级的抽象；证名是更具体的概念，是更高一级的抽象。从思维科学或逻辑学来分析，中医“辨病”相当于普通思维；“辨证”相当于辩证思维。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是对一定事物进行认识时的思维发展的两个阶段。马克思把从感性认识（表象中的具体，如病证），达到抽象概念（如病名）的阶段叫做思维的第一条道路，说这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阶段，也就是普通思维阶段；把思维从抽象概念进一步上升为具体概念（如病名）阶段，叫做思维的第二条道路，说这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也是辩证思维阶段。可见辨别“证名”（或证型），更具有辩证思维的特点，也是中医不同于西医之处。所以把中医整个临床思维的过程简称为“辨证论治”，还是能体现出中医临床医学特色之一的。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把中医诊断推理的过程，从思维的形式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通过对感性症候的辨析，达到抽象概念的阶段——辨病；再进一步上升为具体概念阶段——辨证。这两个阶段都要以“症候”这些感性认识为基础，都需要通过对症候的辨识才能造成理性的概念或判断。所以把“症—病—证”，即“辨症—辨病—辨证”，作为中医临床推理或辨证的层次，这样更能层次分明地分析认识中医临床思维的过程。
总之，通过对《伤寒杂病论》中几种最主要的辨证方法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各种辨证方法的性质、作用和相互关系是：以辨阴阳、辨标本的矛盾分析方法为指导原则；伤寒病以六经辨证、杂病以五脏辨证的系统方法作为定位、定向的方法；以八纲辨证与病因辨证的分析方法作定性、定量的分析；以“辨症——辨病——辨证”的层次分析，作为临床推理的形式或辨证的层次。诸种辨证方法的各自为用和相互结合，构成了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这个体系，作为中医辨证论治统一模式的规矩和病证规范化的准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