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教授是研究《金匮》的名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本文总结了他半个世纪来研究《金匮》和《伤寒论》的方法、经验和主要成就，很有启迪作用。他推崇“读经读注，经注并参”和主张“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研究方法和宗旨，所以他不但理论上有高深造诣，在临床上也有丰富的医疗经验。
文中介绍了他研究《金匮》的11部著作和8篇专论，从纵横两个方面给读者指出了学习和研究《金匮》（包括《伤寒论》）的门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何任临床擅长于内科杂病和妇科疾患，临证善用“经方”，本文介绍了他应用“经方”的方法要点和医疗经验。他临证治病力求辨证精当，处方用药主张“少而精”，如用四逆散治疗脑萎缩，用甘麦大枣汤、桂枝龙牡汤治疗癫痫等，具有鲜明特色。对妇科疾病，认为须通晓奇经之理，要重视“调经”、“和气”。对肿瘤，他认为是因虚致病，病后又加重虚损，主张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但“虚”是在脾肾两脏，故扶正以培补脾肾为主，但也不忽视祛邪的重要作用。文中对各部分的观点和论点，都举有病例介绍他的临证经验，加以证实，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心怀祖国意常惬，腹有经书气自华。
——吕炳奎题赠何任教授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
何任，字祈令，别署湛园，浙江杭州市人，1921年1月21日生，1940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解放初担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任委员，1955年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1959年负责筹建浙江中医学院。1978年被授予首批中医教授职称，1979年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数十年来，何任教授潜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坚持中医医疗和科研工作。他知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对中医经典，特别是《金匮要略》有较精深的研究，是国内研究《金匮》的著名专家。他临床经验丰富，屡起沉疴，远近闻名。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医学术，勤于著述，共出版著作十几种，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在海内享有盛名，在海外也有一定影响。他先后担任过浙江省人大常委，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中医学会会长，浙江省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主任医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中医学院顾问，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医报》社社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常委，卫生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何任出生在一个世医家庭，父亲何公旦，从儒而医，在杭州颇负盛名。公旦先生常说：“做一个医生，要有一颗赤心，道德品行要高，学识要渊博。”在这样的庭训下，何任不但从小就孕育着学医的志趣，并且付诸行动。上学以后，他除了学文化以外，开始诵读《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中医药书籍，而对有关医学德性的文章，如《千金方》之“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等更是拳拳服膺。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而鞭策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父亲的教诲和历代名医高尚的医德，为他走向献身于中医事业的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7月，他考上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插班生，他规定自己除上课之外，每天要自学一定的时间，不是读自备的参考书，便是潜身于图书馆的医书之中。他一面学习中医基础及临床各科理论和一部分西医知识，一面到中医诊所跟名老中医抄方，实习中医内、妇、儿科。
为了掌握一些传染病的知识，他也去西医名医旁侍诊。在老师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下，使他对学医的兴趣更加浓厚。他厌恶当时的十里洋场，却潜心于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学习，为今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以后不久，父亲公旦先生就逝世了。当时抗日战争尚处于艰苦阶段，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传染病随处可见，这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中医既是一个严峻考验，又是一个摸索诊治温病规律的难得机会。好在他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跟师（父）侍诊时有过接触，也还能沉着应诊，并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医生涯。但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他想为中医事业作些努力，但步履十分艰难。
在为中医事业而奋斗过程中，何任非常重视中医教育，注意培养后继人才。早在1947年，他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自己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著作，作为“遥从”学生的教材，开创了浙江函授教育的先声。解放以后，他先主持了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工作，以后又负责筹建浙江中医学院。30多年来，他亲手为国家培养了进修生、函授生、本科生、研究生、“西学中”学生数千人。中医教学历来是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的，开办高等中医学校教育，古今中外没有完整的先例和经验，何任从制定教学计划、大纲、编写教材乃至于授课方法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身先士卒，亲自授课，批改作业和带学生实习，他讲过的课程先后共有10门之多。他认为中医教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有其共性，但又有自己的个性，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由于中医古籍汗牛充栋，理论独特，学派众多，而说理又是取类比象，许多问题难以口授，所以他主张学生应该早临床、多临床，汲取传统师带徒的教学特点，以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因此他先后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文章，同时组织全院教师编写《中医学院教学经验和教案》一书，对于中医教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何任十分注意传授学习方法。他提出治学应“五宜三忌”：一宜坚实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三宜熟读背诵，四宜兼及他学，五宜珍惜寸阴；一忌道听途说，二忌浅尝辄止，三忌贪多务得，这些对青年学生都很有帮助。他认为“百年树人”的大事业不能局限于课堂，要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要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奋发向上，于是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撰写了《谈治学》一文，在全院师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学生毕业多年以后，还写信提到这篇文章和从中得到的收益。现在，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已成为浙江各地的中医骨干，有的还成为厅局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他为辛勤的汗水换来满园春色，桃李成荫而感到无限欣慰。
“南阳经术蔚人师，今得先生实继之。字字切磋心若发，条条剂释义如丝。岂难到证多成例，且复穷奶直指疵。能溯渊源归一辙，医林长养盛师资”。这首七律条幅是进修学员为何任教授题的，也是对他长期从事中医教学研究工作的中肯评价。
何任学验俱丰，临床以内、妇科为主潜心研究，务求效高治捷。他临证时遇重症大病，常以经方取效；遇杂病、疑难症，则经方、金元医家方选而用之；对肿瘤以扶正祛邪法；对时病急症则经方、江南温热病方兼而取之；对妇科经带胎产，尤其是崩漏及疑难病症治效显著。他热忱的服务态度，良好的医疗作风，深得群众的信赖和爱戴。
他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医疗设备的情况下，用玉枢丹为主，单纯用中药治愈。对内科杂病常用经方，尤其是善用《金匮》方取效。
如治一脑萎缩的中年妇女，神情呆滞，步履困难，投四逆散加味14剂后，步履自主，言语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妇科病既继承家学，又多采傅青主“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等，均能运用得当。以脾虚带下为例用完带汤，对该方中主药山药、白术均遵原方本意各用30克，而柴胡、荆芥、陈皮用量较轻。但他也采用历代女科之长，如治崩漏，根据“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而久崩不愈者则采用补奇经汤以益冲任。他治闭经极少用攻血破血峻猛之品，而是先辨虚实，多以养血活血，行气化郁取效。
他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尤其强调益脾肾，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犯，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如对一些要用培本治法的病（某种白血病、糖尿病、癌肿等），首先分析其发病机理，正邪情况，虚在何处？认为有些病是因虚而致病，而不是因病而致虚。而虚常先是肾虚；次是脾虚，或先是脾虚，再是肾虚。例如他治一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的患者，历经很多医院治疗无效，他据“久疸不愈当补脾”，用培本法很快予以治愈。
他选方用药，主张以法统方，用药宜少而精灵，反对药杂量重。他认为治病关键在于对证。
药若对证，“四两也能拔千斤”。若滥投重剂，不但无效，反能坏事，故临床处方常是九味、十一味而已。对一些慢性疾患一经辨证明确，施治取效，就不轻易更方，略事加减而已，体现了“验不变法，效不更方，随证加减”的治则。他用方存根存据，从不草率凑方。认为患病愈病都有个过程，既已诊断明确，投方见效，就不应轻率改法变方。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等引起的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
何任虽然已是名家，但他不以名医自居，不拘一家之言，他活到老学到老，经常汲取报刊书籍中的经验和信息来更新知识，充实自己。如他善于选用单方、草药治疗疑难重症，如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猫人参、鼠妇、守宫等治疗癌肿，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勤于著述。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中医学术上获得了较高深的造诣，为中医学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从1947年中国医学函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实用中医学》起，几十年来他在教学、医疗和行政事务之余，不断地钻研中医学术问题，特别是对《金匮要略》有较精深的研究。他“夜卧人静后，晨起鸟啼先”，到1988年出版《湛园医话》时止，前后共出版了10种著作，不少著作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同时还在国内外中医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1984年在他64岁高龄时，还应邀为《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上海中医药杂志》的“金匮摭记”等栏目撰写文稿，他自己勤于钻研，也鼓励教师著书立说，1978年组织老中医编写《老中医医案选》，组织各科教师编写《中医学习参考资料》等。
多年来他兼任《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编委主任，负责终审工作，他悉心修改一丝不苟，使《学报》在中医界享有一定声誉，并向国外发行。1983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金匮要略》的整理研究和任《金匮要略》全国函授教材主编，历经数载，已分别于1986年、1990年通过鉴定完稿出版，1991年又出版了《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
何任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1981年10月北京“中日《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他代表中方作了《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1982年南阳“仲景学说讨论会”，又发表了《读经读注，经注并参》的学术论文，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赏和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赞扬他研究《金匮》的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此后他的这两篇论文都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汉医临床》刊物上。1985年他应日本医师东洋医学研究会及日本东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东京讲学，1988年又出版了他《金匮要略新解》等著作的日文译本——《金匮要略解说》。由于他学识广博，重视实践，不尚空谈，《新加坡中医学报》黄万源的文章“杏林偶拾”高度评价何任的文章“踏实而有分量，耐得住人们反复阅读和研究”，新加坡、美国等一些刊物通过多种途径要求为其撰稿。
何任在科学面前是一名敢于进取的勇士，但对享受方面却总是止步不前。他身体不好，却长期坚持工作，甚至在他患病手术后第二天，就不顾疼痛，抱病处理研究生的工作。他为中医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在教学、医疗、科研上的卓著成就，深得全院师生员工的爱戴和尊敬。他曾多次被评为基层和省级文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1981年10月8日《浙江日报》以“献身于洁白神圣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1984年退居二线。他说：行政方面我退居二线，但在专业上我仍在一线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虽年已古稀，仍壮心不已，他刚开完全国中医学会会议，就向省委递交“关于开创浙江省中医工作新局面和办好中医学院的建议书”。1991年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对他50年来研究《金匮要略》的成果召开鉴定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工作。“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何任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为后学者做出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