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学家袁家玑临证旨要（简介）

袁家玑教授，贵州省贵阳市人，中医药世家出身，一代名医施今墨先生高足，为国内著名伤寒学者。

袁氏研究《伤寒论》溯源流、明版本；论贡献、述发展；究六经、识本质；辨寒温、谈异同；论厥阴，正歧义。数十年学仲景之法，锲而不舍，博学不穷，笃行不倦，诚为后学之师。

袁氏临证治病，兼采各家所长，立方遣药，不图矜奇，精炼平正，善用经方治疗重证。擅长内科杂病及温病诊治，对冠心病及中风等病辨证论治尤多心得。

袁氏曾与任应秋等发起成立“全国仲景学术研讨会”研究发展仲景学说，又为筹建贵阳市中医院及筹建贵阳中医学院努力工作。

1985年联合10位中医老专家向省政府上书，为振兴贵州中医事业奔走呼号，献计献策。

袁家玑，男，1913年生，贵州省贵阳市人。祖父袁训皆，号袁九公，为清末贵阳名中医，父袁平甫，精于中药业务，开设“袁体德堂”中药铺。袁氏自幼深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少年即热心中医。1931年，袁氏赴京学医，考入由名医肖龙友、孔伯华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不久转入名中医施今墨举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就读，四易寒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随施今墨老师临证实习一年，甚得赞许，被誉为施老高足。袁氏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学习，为他以后在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氏1936年秋返回贵阳，参加贵州省民政厅中医开业考试并获第一，次年即正式开业。

时值瘟疫流行，求医者甚众，他据证而辨，以温病论治，疗效极佳，一时名噪省城，20余岁即蜚声医林，成为当时贵阳四大名医之一。

解放后，袁氏除参加联合诊所工作外，还任贵阳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市门诊部中医科主任等职；1956年任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1965年任贵阳中医学院副院长；1978年任院长、教授；1984年至今，任名誉院长。在解放后40余年的时间内，袁氏多次被评为省、市及全国劳模，当选为省、市及全国人民代表，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副主席和其他许多社会兼职，在教育卫生战线上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袁氏著述颇丰，除担任《贵州民间药草》、《医林拔萃》等书的主编外，还参与以下医籍和全国、地方性教材的审定、撰写、顾问等工作：如《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药科研资料汇编》、《中国名医名方》、《名医名方录》、《内经阐释》、《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伤寒论症状鉴别纲要》、《伤寒论讲义》、《中医内科》、《中医基础》等。发表了《心病辨证论治的体会》、《冠心病的治疗经验》、《治疗中风的点滴体会》、《对伤寒论厥阴病的认识》、《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体会》、《学习伤寒论的一些体会》、《硅肺的中医治疗》、《袁家玑教授治疗经验》、《对发展我省中医事业的建议》等数十篇论文，并在由卫生部委托，贵阳中医学院与湖北中医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伤寒师资班”，培养了伤寒教学、临床和科研骨干人才。

袁氏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他的中医教育生涯，曾受聘于“国医研究所”，讲授《伤寒论》和《温病学》。1958年，袁氏作为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亲自组织了两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和两年制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并讲授过《中医学概论》、《中医内科》、《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多门课程。1965年贵阳中医学院建立，袁氏从担任副院长起，直至院长、名誉院长，为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全部精力。

袁氏治学严谨，执教认真，深入浅出，举一反三，突出辨证论治思想，教学效果良好。在教材建设方面，主张编写教材应达到对学生晓之以理，平正通达，理论联系实际，简明扼要，学以致用。他还强调，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教师要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加强临床锻炼，否则不可能把中医这门实践科学讲得生动活泼。袁氏身体力行，于繁忙的医疗、行政、社会工作之外，还亲自参加教学和培养教师工作，1980年以来，还指导过五届伤寒专业硕士研究生。袁氏执教50余年，学生数以千计，遍布全国各省，他们之中不少人已成为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及行政部门的骨干力量。

袁氏为全国著名的伤寒学家，对《伤寒论》的研究造诣至深。他从《伤寒论》的版本情况，注家特点，注本优劣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对通行版本中的文字错、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袁氏对于《伤寒论》的成就和贡献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认为：《伤寒论》奠定了六经辨证论治的基础，继承了《内经》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提出了较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和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伤寒论》理法方药比较完善，以条文形式对外感疾病的证候加以概括，辨证有纲领，立法有依据，方药有法则，有效地指导对外感疾病及其他杂病的辨证论治；《伤寒论》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疗经验和有效方剂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发展，其中许多方剂至今仍然行之有效，对方剂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伤寒论》对温病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启迪作用。

袁氏认为，六经是《伤寒论》的核心，《伤寒论》之六经既源于《内经》而又高于《内经》，它是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的理论及自己的临证实践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写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宏篇巨著。袁氏总结六经辨证中应注意七要，即一要明确主证；二要辨明病因；三要确定病位；四要明析病机；五要判断属性；六要明了兼变；七要明其病势。这样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才能有助于立法处方。袁氏又从六经与经络、脏腑、气化、阶段、证候群等方面对六经的实质进行探讨，认为以六经证候分类为主，结合脏腑经络气化等理论来分析和认识六经，这样既概括生理功能，又概括病理变化，从辨证论治的角度出发，才是比较好的研究方法。

袁氏总结《伤寒论》中制方用药之精妙，全在于“知机识证，活方活法”，数千年来用之不衰，能应万变之疾，其妙谛原在于此。所谓“知机识证”即指详审病机，明确辨证，而“活方活法”是指定法制方、依证而变、法变方亦变。仲景制方用药的特点是：首别表里寒热，针对病性用药；次视体质差异及邪之多寡；再视病情而权衡轻重缓急；配伍精当，药尽其能。仲景用方之妙，惟在用法，所谓“方有成局”、“法胜于方”，《伤寒论》113方，却有397法，足见方不及法。

《伤寒论》中的厥阴篇，历来是争议较大之章节。袁氏精研细究，参前贤论点，融个人体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厥阴病之存在是毋容质疑的。其因一为流传本均有六经，二是厥阴病提纲为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的证候性质，厥热胜复是其病机表现，厥热时间只是比拟，不能借对日数的错误理解来否定厥热胜复，进一步否定厥阴病。至于厥阴病提纲，袁氏除同意多数注家所认定的326条以外，他认为337条可作为厥阴病提纲之一，以补326条之不足。厥阴病是外感疾病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其证候性质是寒热错杂，厥热胜复（阴阳胜复）。厥阴病的基本证型有四，即寒热错杂证，厥热胜复证，厥逆证，下利呕哕证。因厥阴是六经传变的最后一经，邪正斗争达最后阶段，变化较为复杂，所以治疗原则是随证变法。寒者宜温，热者宜清，寒热错杂，虚实互呈者，则宜寒温并用，虚实兼顾，既注意扶阳，也要注意救阴。总之，在《伤寒论》厥阴篇的研究中，应立足辨证论治，深入细致地剖析厥阴条文，方可领会仲景之旨。

袁氏不仅是伤寒学家，而且是一位临床学家，他广览古今名著验案，与今之西学汇通，采古之良方良法，治今病加减化裁，疗效称着，认为要用好经方，其要有五：其一是紧抓主证，明确病机，以主证为辨证关键，藉此明病机，方可立法遣方用药；其二是分析兼证，灵活加减，据证损益如法，剂量加减适度，方可施治中的；其三是权衡邪正，虚实分明，目的是促使阴阳平衡，病情向愈；其四是标本缓急，治有先后，特别对重危证的诊治，须果断处置，以免贻误病机；其五是熟识药性，煎服遵法，临证当予重视，方可见效。袁氏临证善以经方治疗重证。如他用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即取君药炙甘草有通经复脉之功，用量多在18克以上，配以益气通阳，滋阴养血宁心之品，疗效显著；用大柴胡汤治疗胆系感染、胆石症、黄疸、胰腺炎、阑尾炎、肠梗阻、痢疾等病；用当归四逆汤治疗血虚寒凝所致的腰腿痛、闭经、痛经、不孕、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雷诺氏病等。此外，他用桂枝附子汤治疗胸痹心痛，四逆散治疗痿躄，干姜芩连人参汤治疗慢性结肠炎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袁氏临证以治疗冠心病、中风等疾病见长。他对冠心病的病机和辨证论治有独到的见解，认为该病的病机不越三条：即心阳不足，心血瘀阻；脾虚生痰，阻遏心阳；肝肾阴虚，痰瘀交阻。

三者相互影响，层层相因，导致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概而言之，冠心病的病机核心是胸阳式微，阴邪搏结。袁氏正是根据这一病机特点，经数十年精心研制的名方“冠心通络疏郁丸”治疗冠心病取得卓著的疗效。袁氏认为中风的病机中，内风是决定性的因素，外风仅是个别的诱发因素，以内风引起者为多见。这种以内风立论去认识与研究中风的病因病机，对认识中风的本质及指导临床治疗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中风的治疗原则，主张以潜镇摄纳为主，并用熄风、化痰、通络、滋阴降火之剂以治，具体分为轻证、重证、后遗证三阶段，临床据证而辨，随后遣方用药。

袁氏在治学上强调“专一精思”，认为“学医贵在刻苦精研，临证善思，要多临床，于成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得到提高”。他总结出“为医十要”，即：一要深究医经，力倡继承发扬；二要精勤博览，广集古今诸贤所长；三要学以致用，重视临床实效；四要在审疾问病中，重视辨证论治；五要论治灵活，尊古而不泥古；六须治病求本，注意分清标本缓急；七当注重整体观念，重视脾胃升降作用；八在遣方用药时，力求精炼平正；九须防微杜渐，重治未然之疾；十要中西结合，重在融会贯通。

袁氏认为“德医俱重，方为人师”，他为人谦虚、诚恳，生性耿直乐观，是深受大家敬重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