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十分崇尚《伤寒论》，反复研究六十载，认为这部经典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书，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医学著作，它不仅一直指导着我国历代医家的临证治疗，而且从唐宋以来，其影响远远超出我国，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一、溯源
流明版本
仲景《伤寒杂病论》原书共十六卷，是论述外感疾病和内科杂病的专著。仲景原序名为《伤寒卒病论集原序》，根据考证“卒”实为“杂”字之误，是传抄和简笔造成的笔误，自序中已明确写出“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以证明。约成书于公元3世纪初（公元200～210年），此正当三国时期，由于封建割据，战争频繁，以致原著散失不全。但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所载，按古今医统，仲景有弟子卫沈、杜度，均有著作，名著当时，应该说张仲景的著作是流传下来的，不过当时没有印刷工具，只能辗转传抄，兼之秘不外传，故流传不广，也是散失不全的原因。后来经过西晋的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进行搜集整理，名为《伤寒论》，才流传至今。王叔和因为整理编次了《伤寒论》，也受到后世医家的一些责难，但《伤寒论》得到流传下来，其功是不可没的，且仲景著书至王叔和搜集整理仅80年左右，原书真面貌不致有大的改变。根据《伤寒论辑义》的考证，隋《经籍志》记有张仲景方十五卷，而无伤寒论之目。至新唐《艺文志》则记有王叔和张仲景方十五卷，伤寒卒病论十卷，可见“杂”字误为“卒”字，由来已久。故后世有的医家如喻嘉言、钱潢有《卒病论》已亡，不可复睹之误解。对《杂病论》即今之《金匮要略》亦有误解，柯韵伯亦有凡《伤寒论》条文中不贯伤寒者，皆是杂病之论。唐初孙思邈（公元581～682年）所著《千金方》，称江南诸师，秘仲景伤寒方法不传，到孙思邈的晚年，才搜集编入他的《千金翼方》三十卷之中。隋《经籍志注》记载《梁七录》云：“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考仲景自序所称为十六卷，尚缺少六卷。说明隋《经籍志》所称的“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亡”，实际上并未散失，不过已经说明《伤寒论》十卷，《杂病论》六卷，分别流传于当时医家的手中，然距张仲景著书及王叔和整理已经300多年了。唐代王焘所著《外台秘要》四十卷（公元752年），亦载有《伤寒论》十卷，王焘长期管理过当时的弘文馆图籍方书，因而有机会广泛阅读晋唐以来的大量医学书籍，《外台秘要》所引同今所流传《伤寒论》十卷本，基本上是符合的，这就说明《伤寒论》十卷已经保存下来了，不过《外台秘要》所引《伤寒论》的方剂和条文有一些出入罢了。如桂枝汤在第二卷中，葛根汤、麻黄汤、小柴胡汤、小建中汤在第三卷中……他共分为十八卷，前十卷大概与今本《伤寒论》没有大的异同，后八卷则多为杂病部分，与现在所流传的《金匮要略》大不相同，故也称为唐旧本。到了宋代经过高保衡、孙奇、林亿等通过当时封建王朝的力量，加以校正，因为这时已经发明印刷术，得以重新刻版印行，称为宋版。仍把《伤寒论》全书分为十卷。根据林亿等校订的序文中说：“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订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考宋版本完成于公元1065年，距仲景虽800多年，仍属新唐《艺文志》所记录的《伤寒卒病论十卷》、《梁七录》所记的“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亡”之数，则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伤寒论》是已经流传下来的。宋版本后来已不见，仅存有明赵开美氏的复刻本，高保衡等宋版治平本虽然是赵开美复刻的，但是依照原书复制的，可能是治平本的真面目。后来又经一些医家的考证，《伤寒论辑义》引证“明洪武中，芗溪黄氏作伤寒类证辨惑曰：仲景之书，六经至劳复而已，其间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纤悉具备，有条而不紊也。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叔和采摭群书，附以己意，虽间有仲景说，实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又痉湿暍三种一篇，出《金匮要略》，叔和虑其证与伤寒相似，故编入六经之左。又有汗吐下可不可并汗吐下后证，叔和重集于篇末，此六经中，仓卒寻检易见也。今一以仲景书为正，其非仲景之书者，悉去之，庶使真伪不分，要理不繁，易于学者也。”所以后来方有执、喻昌、柯琴等均宗其说。现在通行版本，都已去掉了辨脉、平脉、伤寒例、辨痉湿暍病脉证等前四篇，以及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易、差后病脉证等十篇。这就是现在通行版本，可以说，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的精华部分，基本上集中于这十篇里面，为历代医家所珍视。
这就是《伤寒论》的流传以及宋版本的形成概况。
关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后来整理为《金匮要略》一书。据较为明显的考证是宋孙奇、林亿等校《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的原序说：“王洙（宋仁宗时翰林学士）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序中又说：“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因而与《伤寒论》同时刊行，即现在的《金匮要略》，因为它是一个节略本，林亿等曾以《千金》、《外台》的一些方剂补入，是否杂病部分的旧观，就难下定论了。
其次，另有一种《伤寒论》别本，称为《金匮玉函经》，它同《金匮要略》并不是一本书，也有许多与《伤寒论》不同的地方，也分为十篇，但已摘抄掺入《千金方》及《千金翼方》的内容，虽然已经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刻刊行，但孙思邈是隋末唐初人（公元581～682年，隋开皇元年～唐永淳元年），应该说是孙思邈之后才搜集成书，它既不是《伤寒杂病论》，也不是上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论》，是必须明确的。
此外，近数十年来还出现一些版本，所谓的“古本伤寒论”。如湖南刘崑湘的《古本伤寒杂病论》，日本出现的《古本康平伤寒论》，四川廖平的《伤寒古今订补》等，已经通过许多人的考证，并非所谓的“古本伤寒论”，有的还涉及迷信，属于伪造，并不比宋本为古，不过为取信于人而编选出来的，不能算为正式版本，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流传了。
现在通行的版本有两种：一是上述的明代赵开美复刻宋镌治平本（1056年），一是金代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本（公元1144年），仍为十卷二十二篇，称为成注本。成注本经明代嘉靖间汪济川校刊，因经过几次翻印，有一些错简错字。还有一种医统本，也就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经过明朝徐春甫校刊，内容和“汪刊本”基本相同。
二、论贡献述发展
袁氏认为《伤寒论》的成就和贡献，概括起来有下述四点：
1．奠定了六经辨证论治的基础：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的理论，并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邪正斗争的演变加以总结，提出较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外感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辨证论治，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辨证纲领和具体的治疗方法。他运用了《内经》以来的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的学说和理论，把前人诊断、治疗等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还运用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的八法，奠定了六经辨证的基础。这得到了中医界一致的看法。
2．理法方药比较完善，具体指导临证治疗：《伤寒论》以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辨证的纲领，他以条文形式，对外感疾病的证候加以概括。如三阳证多属热证、实证，三阴证多属寒证、虚证，其中并有表里的变化，传变与合病并病的规律，具体指导立法、处方、用药，并根据证候改变，随证加减变法。其治疗方法既有定法，亦有活法和变法。《伤寒论》号称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应用的药物计82种，方剂的组织配伍，均有一定法度，既精简又严谨，其辨证有纲领，立法有依据，方药有法则，便于掌握，临床行之有效，比较严密而系统地将理、法、方、药联贯起来，有效地指导着对外感疾病及其他杂病的辨证论治。故后人称为“医方之祖”，为习医者必读之书。
3．总结了许多有效方剂：据最近出版的《中国医学史》上谈到“居延汉简中关于医药方剂的记载，特别是武威出土的汉代医药简牍中的医方，都是实地反映了汉代方剂学发展的水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涉及疾病100多种医方280多个，从以上两书看，几乎全是复方，但辨证施治的原则都还在初期阶段。从医方的组成可以看出，复方配伍已成为当时临证治疗上的普遍方法。从单味药到复方，到有理论指导的复方组成和广泛应用，无疑是临证医学发展中的一个很大进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正是在无数医家广泛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从这些出土文物的考证来看，张仲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疗经验和有效方剂，确立辨证论治的原则，经过1700多年长期广泛的临证应用，许多方剂至今仍然行之有效，不愧为医方之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对方剂的发展贡献更是突出。许多运用《伤寒论》的理法方药的医案是举不胜举的，现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出的一些成果，也从其中汲取了不少有效方剂和有益的治疗方法。如小青龙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四逆汤抢救严重心力衰竭，而且做成四逆注射液，应用大陷胸汤、大承气汤、大柴胡汤等治疗急性胰腺炎、胆囊炎、肠梗阻等急腹症均有很好的疗效。由此可见仲景所总结这些方剂，有效地指导了临床，其影响久远深长。
4．对温病辨证论治的形成，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经千余年的发展，至明清时代形成了温病学。袁氏认为，《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启迪了《温病学》的发展，温病本身就属于广义伤寒之范畴，《伤寒论》中对温病是有论述的，如原文第6条的风温为病，栀子豉汤证，白虎、白虎加参汤证，黄芩汤证，大柴胡汤证，黄连阿胶汤证，竹叶石膏汤证，火邪伤阴证等等，不过是详于寒，略于温而已。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至清代1000余年之久，形成了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就理论体系而言，受《伤寒论》的影响较大，如伤寒病邪由表入里，由太阳而阳明，而少阳，而三阴，而温病则由卫及气，及营及血，由上焦而中焦，而下焦，均为邪气渐次深入；寒邪伤阳，温邪伤阴，由浅入深的辨证论治方法则一，但在温病的性质上、辨证诊断上，如温病之不恶寒，口渴脉数，诊法上的察舌验齿，斑疹、白㾦、温邪致病的不同证候，兼证，治法上的辛凉解表、清气、凉血、开窍、熄风、芳化、利湿、滋阴清热等等方面都大大扩展、补充和丰富了《伤寒论》治疗温病的内容。所以说《伤寒论》对《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二者是为统一体，又有寒温的不同侧重。袁氏明伤寒与温病之真谛，这一观点是客观的、公允的。
三、究六经识本质
袁氏认为《伤寒论》以六经为多种外感疾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它是指导辨证论治的理论核心，六经的学说来源于《素问》、《灵枢》，渊源已久，对六经的涵义与解释，并不完全一致的。故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六经”的涵义有着不同的看法。
1．六经的来源：袁氏指出仲景《伤寒杂病论》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仲景继承了古代《内经》的理论以及当代和自己的临证实践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写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六经辨证论治的宏篇巨著，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以“六经”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并非是没有根据的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内经》。《内经》谈到三阳三阴六经的地方很多，其理论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绝对地看这个问题。如《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第六》就谈到了三阴三阳之离合，这是三阳三阴开、合、枢理论的根据，并非不牵涉经脉，而且多论述足经，此原文之义，十分明显，不能舍去经脉不谈，仅就三阳三阴的开、合、枢立论，当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全面。柯韵伯的《伤寒论翼》，认为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赅甚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上立说。”太阳为开，是三阳之藩篱，主表，外邪从阳经传入，必先见太阳证状，而后传阳明或少阳。阳明以胃家实为提纲，属三阳之里实证，故阳明为合。少阳为阳枢，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三阴皆主里，但外者为阳，内者为阴，三阴以少阴为枢，故直中之邪，从阴经传入，多先见少阴证状，然后传及太阴厥阴，故三阴以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其他《内经》谈到三阳三阴和经络学说的章节还多，不一一列举。这就足以说明仲景六经辨证的六经是渊源于《内经》理论的。
《伤寒论》六经辨证最明显的来源是《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不过已经有进一步的充实发展和提高，二者在内容上已大不相同。《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比较简略，日传一经，只论述六经的实证、热证，未论及六经的虚证、寒证，变化仅仅提及两感，治疗方法仅简单提及汗、下两法，很不全面，很不具体。《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则概括了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对邪正消长所出现证候有了分析、综合，对虚实的变化、寒热的趋向、表理之出入，虽然仍以三阳证三阴证概括之，但已形成理法方药比较完整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使诊断有依据，辨证有纲领，论治有准则。同时，奠定了八纲辨证的基础。《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三阳三阴次序的排列，与《素问·热论》虽然相同，但日传一经之说，从传变条文如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271条：“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270条：“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从以上各条来看，则否定了以日递传之论，更加重视以辨证为依据。热论的六经形证，大部分和《伤寒论》六经主证大致接近。袁氏从学术渊源上既看到《素问·热论》中六经分证的特点，又看到《伤寒论》六经辨证与之相似和不同之处，二者的主要症状是比较接近，可以看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是来源《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
但张仲景已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
2．历代医家对《伤寒论》六经的认识：历代医家对《伤寒论》进行注释者不下数百家，近年来散见各种书刊的讨论文章不少，对于《伤寒论》六经的讨论也不少，认识各有不同，难求划一，但各有发挥，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六经与经络：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学重要基本理论之一，它已影响和渗透到整个中医学当中，《伤寒论》的六经证候虽不局限于经络，然从六经的病证来看，同脏腑经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经络病理反应来看：足太阳经受邪，则见头项强，腰脊痛等证。足阳明经起于鼻梁凹陷处两侧，络于目，并从缺盆下行经胸腹，行于人体之前面。故阳明经受邪，则见目痛、鼻干、腹满疼痛等证。足少阳经起于目外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入耳中，并从缺盆下行胸胁，行于人体侧面。故少阳经受邪，可见耳聋目赤、胸胁苦满等证。三阴病属里证，其经络所反应的证候，虽然不象三阳经那样显著，但其出现的某些证候，亦有反映，如太阴病的腹满痛；少阴病的咽痛咽干；厥阴病的头顶痛等，可以说明都和三阴经络循行部位有关。从《伤寒论》的原条文中与经络有明显关系的也不少，如24条：“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142条：“太阳与少阴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其它条文还有，在此不一一列举，都是按有关的经络循行以针刺进行治疗的。尤其明显的124条的蓄血证，直接提出“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指的就是足太阳经脉发病，未愈而循足太阳经入里，传及膀胱本腑，经腑的关系十分清楚，但不少情况仅据经络来解释则难于阐明其生理病理变化。但六经与经络仍然是有一定关系的。
（2）六经与脏腑：袁氏认为，六经与脏腑经络关系十分密切，脏腑经络又有表里关系，十二经根源于脏腑，各络于肢节，运行于全身，它是人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六经证候的产生，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所以六经辨证不能脱离这些有机联系。在疾病的进展中，各经病变常会累及所系的脏腑，而出现脏腑的证候，如膀胱为太阳之腑，太阳经病不解，传入于腑，影响膀胱气化功能，以致水气内停，可见小便不利，小腹里急，渴欲饮水等证。胃与大肠为阳明之腑，胃肠燥热，腑气不通，就会出现腹满疼痛，拒按，便秘等证。但为少阳之腑，胆热上逆，则有口苦、咽干、目眩等证。又如太阴病脾阳不振，寒湿不化，则有腹满而吐，腹痛自利等证。少阴病心肾虚衰，气血不足，则有脉微细，但欲寐等证。厥阴病寒热错杂，肝气上逆，则有气上撞心等证。
这些都是脏腑机能的病变，也说明六经与脏腑是分不开的。从生理上来看，脏腑之间，通过互相络属形成其表里协调关系。在整个六经辨证论治的过程中，从上面所述，在病理的关系上也是密切的。如太阳病可以循经入腑，亦可因心肾虚衰或治疗失当而转成心肾阳虚的病证，如64条：“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此为太阳病过汗，损伤心阳的证治，由太阳而累及少阴心。又如69条“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此为汗下后，阴阳俱虚，累及少阴肾的证治。又如太阴阳明脾胃的表里关系，不论是生理或病理都是很密切的。说明脏腑经络的互相络属及其表里关系在病理方面的反映，是我们研究《伤寒论》六经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
（3）六经与气化：袁氏认为气化学说来源于《内经》，尤其是《六微旨大论》的“本标中气”古人引用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也是阐述六经生理病理变化的一方面。气化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属于五运六气的范围，是说明四时气候的变化的。因人与天地相应，故引用来说明脏腑功能的变化。如《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仅有“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并未言及人之六经，到后世有的注家，应用“本标中气”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就是所说的六经气化学说。当然《内经》早就把六气配合脏腑来阐述病因病机，也就是六经气化学说的依据。根据《六微旨大论》说：“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陈修园称为“上中下本标中气图”，在其下注云：“六经之气以风寒热湿火燥为本，三阴三阳为标，本标之中见者为中气。中气如少阳厥阴为表里，阳明太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表里相通，则彼此互为中气。义出六微旨大论。”明之张景岳则早已将“本标中气图”推衍为“脏腑应天本标中气图”以脏腑为本居里，十二经为标居表，表里相络者为中气居中，因十二经及脏腑是互相络属，互为表里的，如足太阳膀胱经络于肾，足少阴肾经络于膀胱，其它仿此。并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作为六经脏腑经络病机变化和治疗原则的总概括。袁氏认为，如果单以气化学说来解释六经，也是不全面的，必须结合脏腑经络，还要结合六经证候分类等才能比较全面地来解释六经。《伤寒论讲义》（重订本）在“六经与脏腑经络的关系”中说“六经就联系着整个五脏六腑，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气化，又是脏腑经络生理或病理的现象。也就是说，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其功能活动。因此脏腑、经络、气化三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孤立或片面地强调一面来解释六经的实质，而是必须联系起来认识的。”袁氏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中医理论的和比较全面的。
除了上述用脏腑、经络、气化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外，还有以部位、阶段、证候群等来解释的。所谓部位是以皮肤、肌肉躯壳、脏腑来区分，如明之方中行说：“风寒之着人，必以皮肤当之，皮肤在躯壳之外，故曰表，表合太阳足膀胱经；阳明者，风寒之邪过皮肤而又进，接皮肤者肌肉也，肌肉居五合之中，为躯壳之正，内与阳明足胃经合也；少阳者，邪过皮肤而又进，则又到躯壳之内，脏腑之外，所谓半表半里者，少阳足胆经之合也。”有的将病位与证候性质结合起来认识，如日人喜多村说：“本论所谓三阴三阳，所以标病位也。阳刚阴柔，阳动阴静，阳热阴寒，阳实阴虚，是即常理。凡病属阳、属热、属实者谓之三阳，属阴、属寒、属虚者谓之三阴。细而析之，则邪在表而热实者太阳也，邪在半表半里而热实者少阳也。邪入胃而热实者阳明也。又邪在表而虚寒者少阴也，邪在半表半里而虚寒者厥阴者也。邪入胃而热实者阳明也。”按这样区分表、半表半里、里三部，结合八纲来分析，是比较有见地的。但它是简单的概括，若单纯用它来解释《伤寒论》的六经，脱离开脏腑、经络、气化等中医的基本理论，是只能代表一个侧面，而不能全面认识六经的实质。如用表、中、里来分三阳还好理解，到了三阴，就难说明问题了。
关于以阶段来解释的，则以近贤为多，如胡友梅曰：“伤寒的六经，系病程划分的标。按病症发生，其过程普遍分为潜伏、前驱、增进、极进、稽留、减退、恢复各期。伤寒论之六经，当即六个时期。前三期叫太阳、阳明、少阳，与前驱、增进、极进期为近；后三期叫做太阴、少阴、厥阴，与极进、稽留、减退稍同。”又欧阳氏曰：“伤寒论以各种证状之发展情况，与表现不同，从其中找出一定规律以辨别疾病类型，亦可称之为六个阶段。太阳主表，代表一切热性病之初期，即疾病前驱阶段；少阳主半表半里，代表体力与病邪作斗争发生之寒热往来证状，即疾病进行阶段；阳明主里，代表肠胃燥结，引起高热自汗等证，即疾病进行另一阶段；由于疾病继续进行，机体病理调节功能不足，逐渐转入衰退阶段，太阴代表消化机能衰弱，少阴代表心脏与全身机能衰弱，厥阴代表机体抵抗力与疾病作最后挣扎，发生寒热错杂等证。”袁氏认为这种按病程来划分阶段，也涉及表、中、里之部位及脏腑、病情等，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解释，但如果把六经的先后次序，固定为疾病发展的六个阶段，那就与临床实际不符合了。
因伤寒论六经病变不是衔接的，其传变程序本无一定规律，不但有传有不传，即使是传变，也非必然按照六经的顺序，从太阳而至厥阴的。因此伤寒六经不能固定为六个先后顺序的阶段。
近代医家提出以“证候群”来解释，认为《伤寒论》六经为六个证候群。袁氏认为，这在古人早有以方类证，以证系方的论述，如柯韵伯、徐灵胎都是著名的注家，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蓄水证、蓄血证、痞证、白虎汤证等等，是以辨证论治为主。“证”即证候，是综合了诊断资料反映疾病在某种情况邪正斗争在某一阶段上的证候性质，它已概括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位、阶段、证候群等的基本理论。如伤寒（表实）、中风（表虚）、寒证、热证等等，证候群的解释能够比较具体地指导临证实践，是比较合理的，应同脏腑、经络、气化等理论结合起来，则更为全面。
上述观点，不论从经络、脏腑、气化、阶段、证候群等方面来探讨六经的实质，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丰富而有益的见解，都是对我们研究《伤寒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虽然对六经的实质认识问题，议论纷纭，见解不一，但各有所据，各有发挥，对研究六经的实质也是有帮助的。
袁氏认为《伤寒论》既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重点在于六经辨证，而证候、方药及其辨证就应为研究的重心，因为证候的产生是脏腑经络气化病理变化的临床反映，所以分辨六经的证候性质及其变化就十分重要。以六经证候分类为主，结合脏腑经络气化等理论联系起来分析和认识六经，这样既概括生理功能，又能概括病理变化，从辨证论治的角度出发，才是比较好的研究方法。
四、重辨证明论治
袁氏认为，辨证论治乃《伤寒论》全书之精髓。论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以法治之”的辨证思想对中医各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法法方方，无处不在进行辨证与论治，对其深入研究探讨是极为重要的，要更好地运用仲景的辩证法思想于实践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当侧重进行探讨。
1．六经与辨证：袁氏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外感疾病表现的六种不同证候类型，以“六经”命其名，每一经的病证既可以独立存在，又相互有着密切的生理病理联系，是各经的脏腑经络气血在病邪作用下邪正斗争、阴阳消长的病理变化反映于临床上的表现，各经有其特定的病因、病位、病机、病性、证候特点、治疗法则及代表方药、兼变演化及加减化裁，形成了理法方药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所以说，六经是外感疾病辨证的纲领，论治的准则。
《伤寒论》的六经，各有提纲一条，此为后人所提，非仲景所论，但六经的提纲对每一经的主要证候、病机、治则、禁例等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它不可能包罗每一经病证的全部内容，但对每一经的辨证论治起到提纲挈领、执简驭繁之作用，正如柯韵伯曰：“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主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表彰之。”由此可见提纲之意义所在。如原文第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从脉证上概括了太阳病的主要证候表现，但细为分析，则示病因为感受风寒之邪，病位在一身之表，邪正斗争于表，营卫失调，故现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之表证表脉，且正邪斗争，发热自寓其中。提纲虽未涉及治法，但《伤寒论》的治法方药是法以证立，方随法定，证治是高度统一的，故辛温解表的大法自寓其中。至于中风、伤寒、兼证、变证，则逐层伸入，条文阐述了更为具体的内容。又如：“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作为阳明病的提纲，高度概括了阳明病之病机为胃肠燥热实，但细为分析，病因为燥热之邪，病位在胃肠，证候为经热证，还是腑实证，则应进一步据证而辨，清、下二法也自寓其中，发汗、利小便自当为其禁。其它经提纲亦可类推。由此可见，各经提纲对该经病证具有纲领性意义，高度提示了该经理法方药一整套的辨证论治内涵，此为无字中读出有字之意也。
《伤寒论》每章以“辨××病脉证并治”命名，足见仲景对辨证论治的重视。各经病证有其一定规律，在辨证中袁氏总结应重视七要：一要明确主证；二要辨明病因；三要确定病位；四要明析病机；五要判断属性；六要明兼变；七要明其病势（邪正消长）。判明这些情况，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才有助于立法处方。在论治中应注意治疗原则的确定；扶正祛邪的选择；标本缓急的分析；定法活法的运用，才能正确选方，灵活加减。袁氏的这些观点是临证运用《伤寒论》集数十年的经验之谈，于临床是有很大帮助的。
2．六经与八纲：袁氏认为八纲辨证是明清时代才总结出来的辨证纲领，导源于《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著，尤其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为八纲辨证奠定了基础。但是八纲辨证已经是各种辨证方法的总概括，已上升为辨证的总纲。各种辨证方法都和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中，无不贯串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基本内容。因为六经病证的发生与发展变化，都是在外邪的作用下正邪斗争的临床证候反映，邪正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关系着疾病的证候性质、发展趋向和预后。阴阳为总纲是区分阴阳两大证型的纲领，表里是分析病位的纲领，病位之浅深，病势的发展趋向，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出表为顺，入里为逆。表里也代表治则，如先表后里，先里后表，表里同治的治疗原则。表里二字的含义，应作具体的分析，在不同之处则有不同的含义。表里，有明内外，定顺逆，别轻重，查吉凶，论治法的多种含义。所以理解六经病证的表里关系，对指导临证治疗有重要的意义。寒热是辨别证候性质的纲领，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里是非常重要的。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真假寒热和寒热错杂等等证候表现是比较复杂的，当四诊合参，细致识别，对临床立法处方用药具有重要意义。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纲领。袁氏认为，阴阳两纲为八纲辨证之纲领，辨虚实则为八纲辨证之关键。是治疗时选择扶正或攻邪或攻补兼施的重要依据。《伤寒论》对辨邪正虚实和虚实转化应当特别重视。袁氏的认识，多方面中肯地阐明了《伤寒论》的六经证治与八纲辨证的密切关系，指出了只有深入理解六经的病理机制，掌握辨证论治的要领和外感疾病的发展变化，才能在六经辨证时正确地应用八纲辨证，才能从复杂的证候中分辨出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的属性及其变化，从而决定有效的治疗。
3．正气与邪气：袁氏认为《伤寒论》对各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中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邪正斗争的分析，这对我们在临证时判断疾病的属性、确定治疗的大法及推测疾病的预后均具有重要意义。《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此指人体的正气，乃机体抗御疾病，修复机体的一种能力。具体而言，指脏腑功能协和，气血经脉强盛，阴平阳秘，纵有邪气所伤，亦不为病。若正气内虚，六淫邪气猖獗，则致发病。《伤寒论》三阳证是正虚不甚，邪实为主的证候，邪正斗争呈亢旺之势。如太阳病的麻、桂二方证，葛根汤证，大、小青龙汤证，阳明的白虎、承气证，少阳之柴胡证等等均为正盛邪实之证，其证候性质属阳证。而三阴证，正气不同程度的虚损，邪气犹存，正邪斗争处于衰减状态，如太阴的理中汤证，少阴的四逆汤证、真武汤证、附子汤证、黄连阿胶汤证，厥阴的乌梅丸证、吴茱萸汤证等等均为正衰邪留之证，其证候性质属阴证，所以邪正斗争的亢衰与否，可以判断证候的属性。
邪正斗争的分析，还有助于确定治疗的原则。如正盛邪实之证，治以驱邪为主，如陷胸、承气之属，不少方剂均是驱邪扶正的治法。三阴证，以正虚为主，邪气尚存，故而治以扶正为主，兼以祛邪之法，理中、四逆等均属此类。驱邪为治，亦随邪气的性质，所损何脏何腑而采取相应之治法，如太阳伤寒证，则以麻桂开腠发汗，解表散寒。又如承气汤证，则以枳朴硝黄，攻泻燥实；五苓散的化气利水；瓜蒂散之涌吐痰食，都是针对不同的邪气采取的相应祛邪治法。
邪正斗争的分析，还应有动态的观点，根据体质、治疗的不同情况，观察正邪斗争的演变趋势，从而判断阴阳消长，预测疾病的转归。如太阴篇274条“太阴中风，四肢烦疼，阳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说明脾气渐复，邪气已微，病有向愈之势。厥阴之厥热胜复诸条，更是邪正斗争变化趋势判断预后的明证。
4．六经与传变：六经证的传变在《伤寒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六经病证既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而脏腑经络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某一经的病变常常会涉及到另一经。如太阳病传为阳明病或少阳病，变则如太阳病变为少阴病，阳证变为阴证，证候性质已发生变化。六经病证的传变与否，要根据脉证的现实表现来判断，也就是说要“据证而辨”。历代医家对六经有不同的见解和争议，袁氏认为，《素问·热论》有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等日传一经之说，据此认为《伤寒论》六经传变也是如此，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虽然来源于《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但是已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结合临证实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4、5两条说明张仲景具体否定了日传一经之说，而且清楚的提出是否传变要据证而辨。关于用日数代表时间和次序在古书里也是常见的，故《伤寒论》厥阴篇中厥热胜复证尚用日数作为时间多少的比例是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的。至于《伤寒论》的条文每有一日、二三日、六七日、八九日、十三日等提法，则是说明疾病的过程，有的人用日传一经去解释，实为牵强。如明代张景岳就说：“伤寒传变不可以日数为拘，亦不可以次序为拘。”柯韵伯亦说：“旧说日传一经，六日至厥阴，七日再太阳，谓之再经。自此说行，而仲景之堂，无门可入矣。”袁氏指出，临床上疾病之传变，既不按六经之排列次序，也不能以日数为拘，如太阳病既可传阳明，亦可传少阳，也可传变于三阴。故六经传变应据证而辨，这是必须明确的，亦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的说法，也是说明六经传变的灵活多变性。一般来说，疾病之传变与否，决定于邪正消长力量的对比和治疗处理之当否。如自表而里，由阳而阴，这是一般邪正盛衰的传变规律。若在正复邪衰的情况下，则能由里传表，由阴出阳。“直中”指不经过三阳，直接出现三阴的证候。宋元后医书多以为“传经为热，直中为寒”，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不可从。传变而言，阳证传阴多为病重，阴证回阳多向愈，这是一般的规律。
5．合病与并病：《伤寒论》中有合病并病之称。柯韵伯云：“并病与合病稍异者，合则一时并现，并则以次相乘。”袁氏认为，六经辨证论治虽各经基本上有其主证主方，但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可以出现复杂的证候。《伤寒论》叙述合病、并病虽仅有十二条，而且仅限于三阳经，但已对合病并病的辨证论治方法提示了证治原则。
论中言合病者有四种证型，共计七条：论太阳阳明合病三条：
32条、33条、36条，从这三条太阳阳明合病，以表证为主，治疗以解表为先。32条内迫肠胃，自下利的宜葛根汤。33条不下利，但呕，葛根加半夏汤。36条喘而胸满，是表证未解而肺气失宣，故仍用麻黄汤以宣肺达表。
论太阳少阳合病之172条是太阳在表之邪并入少阳，热迫于里而下利，重在于里，故用黄芩汤以直清里热，若呕加半夏生姜以降逆止呕。论少阳阳明合病一条，即256条阳明少阳合病，脉滑而数，以里热燥实为主，故宜大承气汤以攻下。论三阳合病二条：
268条、219条，三阳合病，阳明经邪热炽盛，故独取阳明，禁用汗下两法，故用白虎汤以独清阳明之热。
论并病者分两类，共计四条：论太阳阳明并病一条，即48条：“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此太阳病并入阳明，而太阳表证仍在的治法，虽未出方，治法已备，宜小发汗以先解太阳之表。认太阳少阳并病三条：
142条、176条、150条。这三条说明太阳少阳并病，汗、下两法均不可行，宜用刺法，取穴如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或刺期门。合病并病，偏于表者从表治，偏于里者从里治，汗、下均不宜者，则以针刺以泄其邪。
袁氏认为《伤寒论》论合病、并病只有上述十二条，仅可作为举例示范以示治疗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其实三阳三阴合并病的例子很多，可以推而广之。柯韵伯《伤寒论翼·合病启微第三》曰：“病有定体，故立六经而分司之；病有变迁，更求合病并病而互参之，此仲景立法之尽善也。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底，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则是三阳矣。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反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合太阴；太阴脉缓，即合阳明。少阳细小，是合厥阴；厥阴微浮，是合少阳。虽无合病之名，而有合病之实。或阳得阴而解，阴得阳而解，或阳入阴而危，阴亡阳而逆，种种脉证，不可枚举。学者当于阴阳两证中，察病势之合不合，更于三阳三阴中，审其证之并不并。于是阴病治阳，阳病治阴，扶阳抑阴，泻阳补阴等法，用之恰当矣。”袁氏甚是推崇此说，认为与人启发不少，合病并病并非仅限于这十二条，《伤寒论》中合病并病例子不少，它同六经传变的关系密切。如168条就是太阳与太阴并病，又如301条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是少阴与太阳同时发病，认为是太少两感或太少合病均可。故六经辨证既要分看，又要合看，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关于治法，合病当从综合论治，并病可以分证论治。认识传变与合并的变化，因证立法，以法定方，不固执一方一药，才能符合《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
6．论治与八法：袁氏认为《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领，密切配合八纲辨证，指导着辨证论治，广泛运用了治疗八法。《伤寒论》对治疗八法的运用继承了《内经》的理论和治则，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发挥和运用，理论联系实际，使理、法、方、药一线贯穿，因证立法，以法系方，以方带药，把六经辨证、八纲辨证与八法的运用密切地配合在一起，很好地发挥了治疗作用。
（1）汗法：
病在表则宜汗，即《内经》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十剂轻可去实之义。从六经辨证来看，汗法各有轻重缓急之不同。如太阳伤寒证，宜麻黄汤以发汗解表，太阳中风证，则宜桂枝汤以解肌祛风，二者均为外感风寒，以辛温解表为主，但有表虚表实之别，麻黄汤重在发汗以解表，桂枝汤则重在调和营卫以解肌。如属温病，在卫汗之可也，用辛凉解表，《伤寒论》太阳篇第6条已提出温病证候，未提治法，后世温病的银翘散、桑菊饮则从此发展而来。从麻桂二方发展变化出来的汗法，又有大小轻重之差别，如桂二麻一汤太阳发汗之轻剂，桂麻各半汤是太阳之微发汗法，大青龙汤是大剂发汗而兼清热，桂枝二越婢一汤小发汗而兼清里热，麻杏石甘激发以清宣肺热为主，虽重在清，但麻黄石膏相伍，又是辛凉微汗之法。由于太阳表证所兼之证不同，亦麻桂二方加减，除上述数法外，如兼水饮则用小青龙汤以发汗，外解风寒，内除水饮以平喘咳。兼项背强，汁出恶风者为表虚兼太阳经输不利，用桂枝加葛根汤，无汗恶风，则属表实兼证，用葛根汤，其它，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解肌而兼平喘，桂枝新加汤，解肌而兼顾营阴不足，皆在桂枝汤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又如阳明篇234、235条之表证兼里实的证候，与桂枝汤或麻黄汤发汗，阳明病禁汗，此因兼证而用汗法，属权变之法。少阳属半表半里证，忌汗、吐、下，但兼表与柴胡桂枝汤以微发汗。三阴一般不可发汗，但太阴276条太阴偏表者，可发汗，宜桂枝汤，又如桂枝人参汤证之温中解表，太少两感之麻黄附子细辛汤以扶阳温经发汗，或麻黄附子甘草汤以微发汗，厥阴之当归四逆汤是养血而兼温经发汗，均为汗法之变。袁氏认为，《伤寒论》之汗法，不仅仅用于太阳，而它经之兼表者，根据证候亦可发汗，有专以发汗为主要治法的，有调和营卫以解肌发汗的，有汗而兼清，汗而兼和，汗而兼温，汗而兼补，汗而兼养血等法，可见辨证及病机分析十分重要，虽方各有经，而用可不拘，此仲景之活法也。
（2）吐法：
痰饮、食积阻于上焦胸膈，宜用吐法，即十剂的宣可决壅。《内经》说“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即因势利导之法。如，瓜蒂散之涌吐痰实，厥阴355条之痰厥证，亦用瓜蒂散以吐之，均为吐法的运用。吐法易伤正气，慎用为妥。栀子豉汤，临证运用，并非致吐，不可称为吐剂。
（3）下法：
邪实于里，病机向下者，宜用下法，即中满者泻之于内，血实者宜决之，十剂泄可去闭之法。下法是以通里攻下为主要目的，有寒下、温下、攻逐之不同。寒下，如承气汤证；攻逐指痰热水饮结于胸胁，应用攻下与逐水并行之峻剂，如大结胸证，与大陷胸汤以攻逐水饮，泻热破结。悬饮证予十枣汤专逐水饮。血实者宜决之，如蓄血证之桃核承气汤或抵当汤、丸，以活血化瘀，或破血逐瘀，此寒下与活血逐瘀并行之剂；温下之法应用于寒邪与痰水互结，凝滞不通，如寒湿结胸，治以温下温通、涤痰开结的三物白散，《金匮》之三物备急丸、大黄附子汤，均为温下之法。另有润导通便之法，如蜜煎导、猪胆汁导。如中虚而热结便秘，亦可补而泻之，如桂枝加大黄汤。后世根据上述下法发展充实了下法的内容，治疗方法已更为完备。袁氏认为，在使用下法时必须辨清寒热虚实及其相兼和夹杂情况，才能正确进行辨证论治。
（4）和法：
邪在少阳，不可发汗、吐下和利小便，治疗宜用和解之法，小柴胡汤为和法之主方，和其里而解其外。少阳兼证，偏表者的柴胡桂枝汤，偏里的柴胡加芒硝汤、大柴胡汤，均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减，亦属和解。四逆散是疏肝解郁、调和肝脾，使枢机运转，表里得和，也是和法。推而广之，诸泻心汤、黄连汤、干姜芩连汤都是寒温并有，清补兼施，辛开苦降之剂，亦为和法。故和法并不局限于少阳病，其他经也有其和法，如桂枝汤就称为调和营卫之剂，乌梅丸也是和解寒热错杂之剂，和法在《伤寒论》中应用是较广的。
（5）温法：
根据“寒者热之”、“热可制寒”的原则，病属寒者，宜用温法。但有表寒、里寒之别，表寒宜辛温发汗，里寒主要指阳虚，邪从寒化，或阳虚，寒从内生之里虚寒证，则宜甘温辛热以扶阳、温中，或温经散寒，是为温法之主要内容。里寒亦当判别病位，为何脏之虚损，有温脾、温肾、温肝等不同治法，温法多与他法配合，与补法配合最多，故有温补之说。如理中汤（丸）、四逆汤类、真武汤、附子汤、吴茱萸汤等均为温法。此外，亦有寒实之邪，又宜温通、温下，如三物白散就为温下寒实之剂。
（6）清法：
根据“热者清之”、“寒以胜热”的原则，病之属热者，宜用清法。六经虽均有热证而宜清，但运用清法各有不同，以阳明经热为清法之正。清法可单独运用，但兼用者较多。白虎汤为清法之代表方剂，治里热炽盛之阳明经热证。六经使用清法者或兼用清法者很多，如大青龙汤证、麻杏石甘汤证、桂二越一汤、阳明三清法、湿热发黄诸方、黄芩汤、黄连阿胶汤、白头翁汤等等均属清法。清法临证应用甚广，尤其是温病学说，在《伤寒论》清法的启发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7）消法：
病邪结滞于中，宜用消导和散结之法，非纯用汗、吐、下与补法能以解除者，能使气血寒热痰湿食滞等结聚之邪得以消散，故有“化而非攻，和而非补”之说。如诸泻心汤之治心下痞，即是和寒热，调虚实以消除心下痞满，小陷胸汤之清热化痰开结，治心烦腹满，卧起不安的栀子厚朴汤，治心下痞塞的枳实栀子豉汤，均是清热除烦，行气宽中而消痞满之剂。又如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之消补兼施，宽中除满，茯苓甘草汤以治水停心下，厥而心下悸，均为消法。袁氏认为消法多寒温并用，清补兼施，以消除寒热痰湿积滞之痞结，药用辛开苦降，行气宽中之品，因寒热错杂之邪，非此则不能消散其结滞。消法亦多与它法合用。
（8）补法：
根据“补可扶弱”、“虚则补之”的原则而立，凡正气不足，气血阴阳已虚，皆宜用补法。《伤寒论》之治法总的不外祛邪与扶正，它始终贯穿着“扶阳气”和“存津液”的基本精神，所以各种治法都包含着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的内容，不是单纯的滋阴补阳，益气补血。如桂枝加附子汤，即解表中扶阳，麻黄附子细辛汤即于发汗中补阳，桂枝新加汤即于调和营卫中以补益气阴，白虎加参汤、竹叶石膏汤即于清热中益气，这些攻补、清补兼施的治法都含有扶正祛邪，寓补于攻的补法在内，可以说是补法的灵活运用。三阴以虚证为主，阳虚者宜温补，常温阳与补气合用，如理中、四逆辈、厥阴之吴茱萸汤等，阴虚热化，则宜育阴清热。《伤寒论》中补法亦用之很广。
以上是袁氏对《伤寒论》治疗八法的认识，十分深刻，运用灵活，很好地指导了《伤寒论》治法的研究，更便于清楚地掌握立法、选方、用药的一般规律。八法的相兼为用，证变法随，根据这些原则，八法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后世《医方集解》就分为二十二类。故古人有“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之说，理解和掌握八法的基础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7．通常与达变：袁氏认为，所谓“常”是指普遍的一般规律而言，“变”则指不循规律的特殊变化；“通常”是指掌握普遍规律，“达变”是指了解特殊变化情况，“通常达变”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伤寒论》不论在辨证，还是论治中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如太阳篇14条曰：“太阳病，项背强，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所曰“反汗出”，其意是指太阳病见到项背强时，据31条，常见于伤寒表实之证，按一般规律，当为无汗恶风，但本条未循此常，既见项背强，又见汗出恶风，故曰“反”，不是表实兼项背强，而是表虚兼项背强，所以不与葛根汤发汗解表，升津舒经，而与桂枝加葛根汤解肌祛风，升津舒经，辨证上具通常达变之意义。又如38条之大青龙汤证，脉浮紧，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为其常，紧接着39条就言其大青龙汤之变，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临证不知此变，据脉浮缓，有投桂枝汤之虞。脉证上寓通常达变之意。又如阳明腑实证以腹胀满、小便得、大便硬为常，而242条之大承气汤证言“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则为变；237条阳明蓄血证之“屎虽硬，大便反易”，因瘀血性濡之故，亦为其变。可以说《伤寒论》六经辨证的论述中对普遍规律和特殊变化进行逐层的阐述，论常言变，变中寓常，常变结合，阐明了各经病证的辨证内容。
治疗上，通常达变更具其临床指导意义。如阳明病以清热泻实、保存阴液为其要，发汗利不便皆为其忌，此阳明之大法、定法，但235条“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此阳明兼表证之汗法，为阳明之变，不可不知；又如少阳病以和解表里为大法，汗、吐、下均为禁，此言常，但当病兼太阳之柴胡桂枝汤证，是和而兼汗；病兼阳明的大柴胡汤证、柴胡加芒硝汤证，则又是和而兼下，均为常法中之变法。太阴病，温中散寒为其治，汗下均为其禁，此言常，而276条之“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为太阴之汗法，桂枝加大黄汤之兼下，均言其变。少阴之麻黄附子细辛汤、少阴三急下证，其兼汗、兼下，均非少阴之常，乃少阴之变法。
论中治法上的通常达变例证很多。袁氏对《伤寒论》通常达变法则在辨证及治法中应用之体会尤深，故而在运用伤寒方时，能于千变万化的病证中做到辨证论治主次分明，定法活法运用自如。
8．制方与用药：仲景《伤寒论》承《内经》、《神农》之旨，创六经辨证，据证立法，以法制方，遣方用药，微妙精奥，素有“医方鼻祖”之称。袁氏精专细读六十载，对经方之研究颇下苦功，对仲景立法制方，可谓心领神会，认为仲景制方用药之精妙，全在于“知机识证，活方活法”，千余年来用之不衰，能应万变之疾，其妙谛之所在亦在于此。
所谓“知机识证”是指熟察病情，详审病机，分析其寒热虚实、阴阳表里、病损何经、邪正消长等情况，明确病机，依证定法，以法定方。其关键在于辨证。如痞满燥实之阳明腑实证，立攻下燥湿为法，以大承气汤治之；腹满吐利之太阴虚寒证，温中健脾，散寒除湿为法，以理中汤治之。《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无一不是依证立法，以法定方。仲景制方，惟求辨证，有是证便用是药，不论病在何经，但求据证而用。如吴茱萸汤之立法在于温里散寒，补中泄浊，降逆止呕。
阳明中寒之食谷欲呕，少阴浊阴上逆之吐利烦躁欲死，厥阴肝寒挟浊阴上逆之干呕头痛吐涎沫，三者分别为病在阳明、少阴、厥阴，但阴寒内盛，浊阴上逆之机，呕逆之证则同，故不论病在何经，证候病机相符，用方则一。又如桂枝汤用于太阳中风证，但在太阴病脉浮者，亦可运用；承气汤用于阳明腑实证，亦用于少阴三急下证；猪苓汤用于少阴阴虚，水热互结证，但在阳明热盛津伤，水热互结时亦用之，若干例证均说明仲景制方用药是谨察病机，据证论治的，故不独外感用之，杂病亦用之。
所谓“活方活法”，是指定法制方，依证候的变化而随证增损，即证变、法变、方亦变。如桂枝汤证，若兼见喘证，则于解肌祛风中兼降气平喘，与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青龙汤证，兼见内热烦躁证，则解表而兼清里，于麻黄汤中加麻黄、石膏治之。论中制方的变通视病人体质，邪之多寡，证之变化，临证权衡，全在于随机应变。
仲景制方，药味不多，精而不杂，熟谙药物之气味，阴阳刚柔，升降浮沉，厚薄轻重，依法制方，配伍相宜，汤、丸、散、栓，各施其用，适治其所。用药主要重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首别表里寒热，针对病性用药：“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留者攻之”等等治疗用药法则，《伤寒论》中均有运用与发展。如病在太阳之表，则主以麻、桂等辛温解表之品，阳明里实，则以硝黄枳朴之攻泻，少阴阳衰与姜附大辛大热以回阳救急。当病情有兼挟时，还施以相应治疗的药物。药物之寒热温凉，皆以对证、典型者，用之则易，难在疑似之证，其鉴别辨证尤为重要，如身痛一症，表实证、大青龙汤证、桂枝新加汤证、少阴阳衰之附子汤证均可出现，随其病机不同，用药迥别。
其二，重视体质差异及邪之多寡。《伤寒论》中虽未明言体质之说，但辨证、用药重视禀赋及阴阳偏盛偏衰之理自寓其中。因人之体质有差异，感邪不同，从化各异，同患一病，治法虽同，则用药有别，如17条“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是言湿热内蕴，或阴虚内热之体，纵患太阳中风证，不可与桂枝汤之辛甘温以助其湿热，用药不可偏辛温，应于辛凉苦泄中求之，如葛根、黄连、黄芩之属，以辛凉彻其热，辛苦以消其满；又如麻黄汤禁例之亡血家、衄家、淋家……用药均考虑了体质因素。又如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其用药据体质及邪气盛衰而不同，后者明示强人可加大附子、干姜之量，以速速破阴回阳，又如太阴病，脉弱，胃气弱，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说明脾虚、胃气弱、易腹泻之人，凡苦寒攻伐之品均当减量或慎用。这些都说明仲景在用药时十分重视体质及感邪情况。
其三，视病情而权衡轻重缓急。病有缓急轻重之不同，用药亦当相应。如61条之干姜附子汤证，为外寒骤中，阳气暴虚之急证、重证，病情发展迅速，常为虚脱之兆，故急以附子、干姜，大辛大热之单捷小剂，力专迅猛，且煎后去滓，一次顿服，使药力集中，速速回阳为当务之急，方中不取炙甘草之缓。又如396条之“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的理中丸证，因病势不重，故不用汤之急速，而取丸剂缓缓徐图。又如麻黄汤、大青龙汤，后者则重用麻黄、石膏，大承气汤较调胃承气、小承气之量重，小建中汤之倍芍药等等，均示仲景方药权衡病之轻重缓急、用量多寡、制方大小、不同剂型等，遂致达药。
其四，配伍精当，药尽其能。袁氏认为，仲景制方，善于配伍，充分发挥药物不同之功效。
如桂枝、芍药配伍，发挥了解肌祛风，敛阴和营之效，于发散中又寓敛阴之意，故能治太阳中风之证。若增加桂枝汤中桂枝之量，则又具平冲降逆治奔豚气之用。桂枝配炙草，取桂枝辛温通阳，炙甘草补中益气，又能扶其心阳；桂枝配麻黄，则辛温发汗之力着；桂枝配附子，能温经扶阳而逐寒湿；桂枝配茯苓又能化气行水，蠲除内饮；桂枝配细辛，又可温通经脉，散寒止痛；黄连汤中桂枝、黄连、参、枣、草配伍，又具和胃安中，宜通上下之阳气而止腹中痛。说明仲景制方，熟知药性，精于配伍，充分发挥了药物不同之功效。又如大黄黄连泻心汤的取麻沸汤渍之须臾，绞汁而服，取其气之轻扬，不用味之重浊，发挥其泻心下无形邪热之作用而消除热痞。大承气汤则是先煎枳朴，后下大黄，冲化芒硝，且大黄量大，古方为四两，后下，取其泻热荡实之力峻，由此可见煎法不同，功能则异。诸如十枣汤中大枣煎汤送服之扶正，缓甘遂逐水之峻猛；真武、附子汤中芍药之用阴和阳；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白通加猪胆汁汤中人尿、猪胆汁之反佐，种种配伍，均发挥了药物良好的治疗作用。袁氏深究仲景制方用药之法，于临证中制方精炼平正，配伍得法，随机增损，总能切中病机而奏效。
总之，袁氏从医60个春秋，于仲景心法的研究，颇下功夫，融古参今，既遵仲景之训，又采诸家之说，临证使用经方治病，讲原则，遵法度，圆机御变，灵活进退，当机立断，疗效甚捷，可谓达出神入化之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