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囿寒温，中病是求

太史公之作《史记》，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治疗外感热性病（伤寒、温病）亦应如此。时至今日，“温病学说乃伤寒学说之发展与补充”已成定论。故“寒温合流”不仅在理论上确定，而在实践中，若不固执仲景经方，亦不拘泥轻清之时方，而是撷采两者之长，融汇贯通者，确能提高疗效，兹将临证一得之愚，简介如下。

柴胡饮加减善解卫分之邪

张景岳“新方八阵”有正柴胡饮，方用柴胡、防风、白芍、陈皮、甘草、生姜等。观其制方本义，乃从桂枝汤脱胎而来。解表主药，不用桂枝而用柴胡、防风。柴胡气味俱薄，具轻扬疏达之性，善能透邪外出；防风辛甘微温，乃太阳经表药，但不如桂枝之辛燥；两药合用较单用桂枝为优。方中不用大枣，而用陈皮之宣化，亦有巧思。六者合成辛苦微温解表之平剂。故景岳云：“凡外感风寒，血气平和，宜从平散者，此方主之。”其意是本方可治单纯性之外感病而无兼夹者。若阴阳气血有所偏，景岳则化裁为三首柴胡饮。今师其意而不泥其方，融汇温病学说，厘定两方以治温病邪在卫分者。

撤热柴胡饮

吴鞠通治温病邪在卫分，用银翘散。因有表证，故解表之药不可少，银翘散中之荆芥、薄荷、豆豉，与柴胡饮中之柴胡、防风、陈皮类似，而以后者之解表力较强。吴鞠通说：“银翘散乃从清心凉膈散加减而成，病从表起，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则拘泥太过而不切实际。其实，一药有多能，黄芩亦人上焦，善清肺热，从未见其有犯中焦之弊。如银翘散之银花，既能治上焦风热，又能治大肠热痢，岂非直犯下焦乎？此方以正柴胡饮为基础，去生姜之温，既采银花、连翘之辛凉，又用黄芩、栀子皮之苦寒清热。叶天士云：“温邪则热变最速”。既然“最速”，则勿等待其“到气才可清气”，而及早用苦寒清里热之品，以防患于未然。又加芦根之甘寒，清热保津，亦是治未病之旨。多年实践证明，此方疗效远胜银翘散也。

清肺柴胡饮

风温犯肺，常有表证未解，身热未退而咳嗽频频者，吴鞠通用辛凉轻剂桑菊饮治之，但解表清肺之力皆薄。故仍用柴胡饮解表邪，加入桑叶、菊花、牛子、北杏、桔梗等理肺止咳；而重用苦辛寒清降之鱼腥草，则更增强其清肺止咳之效。

败毒散加石膏，迅接热疫众所周知，人参败毒散乃辛温解表之剂，温病学家多畏忌不用。然喻嘉言则极力推崇此方，说“热暑湿三气门中，推此方为第一”。余师愚擅用大寒之剂治热疫，犹谓“首用败毒散去其爪牙”。可知此方败毒之力甚强，运用得宜，能收捷效。1958年春，流感肆虐岭南，多出现外寒束内热如大青龙汤证者，用人参败毒散加石膏治愈1000余例，皆一剂知，二剂已，疗效较其他中西方药为优。

1985年9、10月间，广东登革热流行，经治200余例，全部治愈。病初起多振慄恶寒，重裘不温，壮热无汗，体若燔炭（40℃以上），头痛如劈，项强拘掣，面赤睛疼，骨节如被杖，腰背如折，烦躁口渴，脉浮洪数，舌不绛不燥，苔白黄欠润。此感受疫邪，卫气同病，表寒极盛而里热方炽也。若仅用辛凉之剂，病重药轻，病邪即迅速传变多端。急用人参败毒散重加石膏治之（以其项强面赤，以葛根易川芎）。方药如下：

水煎成大碗频服，两三小时后，即溱溱汗出，热随汗降，全身轻快。平均1天半热净，病亦速愈。可知辛温解表与辛寒撤热两法合用，确能顿挫病势，缩短病程也。

把好气分关，用下宜早治疗温病，若能把好气分关，则热邪逆传营血之危证可大大减少。伤寒、温病学说皆有邪留气分，出现阳明腑实宜下之论述。然世有“下不厌迟”之告诫，必待腹胀拒按，便秘，痞满燥实俱全，而舌苔老黄或有裂纹者始可下之，未免为时已晚矣。下法不仅能加速机体排除有毒物质，且能使偏盛偏衰之阴阳趋于平衡，使逆乱乖戾之气机循于常度，从而使邪正消长向有利于机体方面转化。现以暑温、湿温为例：

一、乙型脑炎，急下可转危为安

流行性乙型脑炎属中医之暑温病中之暑风暑厥。叶天士之《幼科要略》引述张凤逵《伤暑全书》之言：“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酸敛酸泄，不必用下”。余师愚治暑热疫，更反对用下，曰：“热乃无形之毒，而当硝黄之猛烈，热邪焉有不乘虚而入耶？”50年代，石家庄治疗乙型脑炎之经验介绍亦云：“邪入心包，徒攻阳明，不能解决问题，且留后遗。”愚意，阳明乃五脏六腑之海，居中土而万物所归，伤寒温病之邪皆可传入胃腑。既然“夏暑发自阳明”（叶天士语）而热性又较伤寒温病为甚，岂有只传经而不入腑之理？若病人高热持续，深度昏迷，抽搐频繁，面赤唇焦，舌绛苔黄者，虽无痞满燥实之证，亦当本“六经实热，总清阳明”之旨，用凉膈散合白虎汤加入熄风开窍之药，往往秽恶一下，尤如釜底抽薪，营热肝风渐渐随之平息。多年来，我院用此法治疗重型乙型脑炎30余例，皆获良效。

基本方如下（为6岁小儿量）：

和入安营牛黄丸或至宝丹，如无，用紫雪丹代之。

二、肠伤寒早下，可缩短病程

肠伤寒属中医湿温病范畴，吴鞠通之《温病条辨》论湿温，开宗明义第一章即云：“下之则洞泄”。此书风行海内，世之宗吴氏者皆曰：“湿温忌下。”殊不知吴氏之前辈薛生白所著之《湿热条辨》用下法者有三条。王孟英注云：“湿热病原有可下之证，惟湿未化热，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下之则利不止。如已燥结，亟宜下夺，否则垢浊熏蒸，神明蔽塞，腐肠烁液。”12个字描述肠伤寒失下误治而出现之严重毒血症及并发肠穿孔之机理亦颇精切。然王氏强调须已成燥结，始能下夺，未免太迟。吴又可谆谆告诫：“注意逐邪，勿拘结粪”。且云：“况有溏粪失下，但遂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结粪而后行哉！”此实阅历有得之言。40年代初，处沦陷区中，氯霉素尚未问世，经德国人在东莞所设之普济医院确诊为肠伤寒者，多淹缠萎顿而死。而用达原饮加柴胡疏透，大黄推荡，施于初中期患者，竟收良效。后经多年实践，方中再加金银花清热解毒，地榆凉血涩肠，厘定为加减达原饮一方。1964年在住院病人中，选择初中期肠伤寒患者15例进行疗效观察，平均6日热净身和，氯霉素有1/5病例复发，中药组则无一例复发者。加减达原饮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