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热病从伏邪治，清热疏解重石膏

先生认为“郁热伏气”是外感温热病的主要病因。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淫邪而成”（《时斋医话》），在这里，先生明确指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所谓伏气，又称伏邪，郁热伏气即所伏之邪为郁热。体内先有温热之邪郁伏，又有“疠气淫邪”为诱因，两种病因，兼而有之，但先生强调仍以伏气为主。由此可见，先生在温病的病因上是宗“伏邪”这一类型的。在温病的病机上，先生宗《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观点，他说：“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火又皆附依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肉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正是由于机体内有“郁热伏气”，疠气淫邪才能侵犯人体，诱发伏邪，造成人体发病，但仍以伏邪为主，所以先生得出了“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病发病之本也”的结论（《时斋医话》）。先生对于温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是建立在密切结合临床证治上的。明清以来，伏邪学说从理论到临床证治都有了新的发展。先生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在认识上肯定了新感温病的发病规律和传变，他说：“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此说既本诸经旨，而又有所阐发”。但是，他又发现许多温病并不完全按新感温病的发病规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依卫、气、营、血或循上中下三焦顺序依次传变或逆传心包，而是起病急骤，往往并不显示或一越而过卫分阶段，很快出现壮热、神昏、斑疹、衄血、惊厥等一系列里热炽盛，甚至热入营血的表现。这种认识，在理论上较前大有发展，具有较大的临床指导意义。由此看出，先生在重视伏邪为主的同时，并不排斥新感诱因，二者均顾及到，这就大大开扩了视野，也大大丰富了治疗范围。

基于以上的认识，先生在温病的证治上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和“邪为湿困”三类证治方法。他说：“郁热伏气轻者，则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时斋医话》）先生进一步论述了郁热伏气盛者，包括初感失治、误治导致伏邪盛这一类型的证治。他说：“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即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至于热邪为湿所胶固，热极似寒之假寒真热复杂证型，先生强调辨证的重要，并拟订了恰如其分的治法。他说：“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床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必施以辛凉清热，渗化湿邪之法，佐以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同上）先生在重视邪伏于里，发则里热炽盛的同时，也不忽视新感的“疠气淫邪”，这样圆机活法，则更能适合错综复杂之临床实际。

先生对温热病传变的看法是：“叶氏所指营卫气血，乃是说明外感温热轻重时期之不同，病势浅深之不同，其意并非病邪真入营、人卫、入气、入血也，要在示人以辨明表、里、浅、深及治疗缓、急、先、后之门径耳。吴鞠通之三焦论治，……就其辨证用药而细析之，其所指之上焦温病、中焦温病、下焦温病者，亦不过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而已，非病邪果真严格居于上焦、中焦、下焦也。观夫上焦所现之症，中焦亦有之，中焦所用之药，下焦亦用之，界限之混淆不清，可以知之矣，此等处必须灵活着眼，参机应变，勿拘执也。”清透疏解重石膏孔氏尝谓：“温病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即严冬季节，亦多热邪先蓄于内，寒邪引发于外。盖四时病温皆多伏邪为患，且兼湿热之症。时邪外袭后，风、寒、湿邪化热最速。况平素蕴湿积热夙伏于内，一于感受四时不正之气，发则恶寒壮热，表里俱急，而牵营动血，神识昏谵，痉厥抽搐，接踵而至，儿童传变尤速”。

基此灼见，孔氏对四时温热病多从伏邪论治，必予清透疏解，力避温燥热。往往在温病初起即投生石膏、黄芩、栀子、川连、胆草、莲子心、生知柏、紫雪丹等重剂清涤里热方药，配合桑菊饮、银翘散、甘露消毒丹等轻清宣泄。湿邪偏盛者，佐通草、滑石以淡渗；藿香、荷叶以芳透；无汗恶寒身痛者，常佐苏合香丸以辛通芳开r发颐、大头、咽喉肿痛者，必用六神丸或梅花点舌丹以消肿解毒止痛；一见壮热神昏，即投安宫牛黄丸或局方至宝丹以清心开窍，涤热透邪，谨防热极动风，劫阴耗液而有痉厥闭脱之变。

孔氏治温热病重视舌、苔、脉象。凡温邪初起，苔白或黄，只要见舌尖红赤，或舌边、尖有小红点，或舌底见赤，脉象弦滑洪大而实数，或沉伏劲小而数疾，或伴嗜食凉物喜饮冷者，即是热郁在里之明证，直须先清里热，可巧用生石膏、紫雪丹等，当然要在芳透法则下运用，庶里解热透，温邪解之于内外。尤宜用不嫌早，稍有心烦热升，或小儿有躁动夜不安寐端倪者，则犀角、羚羊、牛黄抱龙丸、万氏牛黄清心丸（不是现在市售成药之牛黄清心丸），进而局方至宝、安宫牛黄芩凉开清透之剂，信手捻来，便成佳品，屡奏奇功。并辨认“恶寒甚者，里热郁搏使然，若徒事辛温发表，不顾凉透清里，必致热势鸱张，耗伤津液，气血两燔，变证蜂起，治疗棘手，甚至偾事”。恒见孔氏治疗此类温热证，常常一二诊，二三剂药即霍然向愈。若初起误药失治求诊者，最多服药10余剂，亦能收到满意疗效。缘其治疗温热病擅用清凉药剂，运筹自如，慧眼独具，且疗效卓著，故当时世人称为“石膏孔”。

在《石膏药性辨》中指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摒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详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吐四处着眼以为法。”先生告诫后人，“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甚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先生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揭示出石膏“其体重能泻胃火，其气轻能解表肌，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并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道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疮疡之溃烂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时斋医话》）上述之谓，确属经验之谈。

忆昔天津某公高年罹疾热危，邀先生赴津诊治。症见神志昏愦，四末不温，便艰溲赤，舌绛苔白，脉沉伏而细数。先生审症求因，诊为温热重证，乃“热深厥深”之候。

阅所服药，多辛散守补者。乃援笔书长篇详尽脉案，抒发辨证立法观点，遂予大剂生石膏、安宫牛黄丸、羚羊、犀角等方药。时值仲冬，当时病家邀天津名医多人在侧，均为之瞠目，以高年岂能任此寒凉？该时津人多畏生石膏大凉。先生力排众疑，当机立断，据理说服病家，并亲为煎药守服，1剂晋后，病情大转，3剂服毕，病已向安，继以养阴益津，清涤余邪，调理经旬，大病霍然。一时先生“石膏孔”之名盛噪津门。

再如北京某银行经理梁姓，1948年孟秋朔后，突发寒热互作。经医予辛温发表，势不减而头面肿大，举家惶然莫知所措。有挚友延先生治之。询知口渴嗜凉饮，大便燥秘4日未行，小溲深赤，颜面焮肿如瓮，视舌赤苔黄燥，脉象弦滑数大。先生诊曰：“温毒外发，初虽憎寒，实则热邪郁搏使然。辛温表散，助纣为虐，热毒上蒸，酿成大头瘟症。矧大渴思凉，便结溲赤，阳明胃家亦实，表里并热，毒邪滋蔓，充斥上下，此涤热透邪通降败毒之不遑，奚论辛散劫灼之能事？”。乃重投生石膏、蒲公英、金银花，配龙胆草、焦栀子、莲子心、生知柏、青连翘、冬桑叶、白僵蚕、薄荷、鲜荷叶、全瓜蒌、元明粉（冲服）、酒川军（开水泡兑），兼用梅花点舌丹（吞服）、紫雪丹（冲服）。连进3剂，大便得畅下，口渴递减，寒热悉蠲，面肿已消大半。乃去薄荷、元明粉、酒川军加大青叶，续服3剂，头面之肿尽消，病来势猛，其去也速。类此验案，不胜枚举。

善用鲜药取效捷

先生一生善用鲜药，如鲜华根、鲜茅根、鲜菖蒲根、鲜生地、鲜藕、鲜荷叶、鲜石斛等。由于苇根清热生津止渴鲜者尤佳，故他不仅在温热病中用其煎汤以代水，或纳入大队清热解毒养阴药中用之，即使杂病中烦热口渴、胃热呕哕，亦悉皆用之。由于鲜茅根能清热凉血、生津止咳、甘不腻膈、寒不伤胃、利不伤阴，故不仅在热病阴津不足时用之，而且杂病中亦常用之。又由于鲜苇根、鲜茅根都具清肺胃之功，前者偏清气分之热，后者偏清血分之热，所以他常常二药同用，以加强清热生津之效。先生不论温病和杂病，只要有湿热痰浊蒙闭清窍，都选用鲜菖蒲根，因菖蒲开窍除痰，鲜品对湿热痰浊，蒙闭清窍更为适宜。鲜生地性大寒，确有清热凉血生津之效，故先生在温热时疫的大热时期每多用之。取鲜石斛的清热生津解渴之力尤大，鲜荷叶的清热解暑之力最良，鲜藕的凉血止血作用更佳，先生在处方中每多用之。鲜石斛早岁在药肆内均栽于砂石内，以备随时配方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