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HO预测，下世纪恶性肿瘤仍然是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命的最大杀手。迄今为止，治疗恶性肿瘤的手段主要有手术疗法、放射疗法、化学疗法和新近发展起来的介入疗法、生物制剂疗法等。其中，放射疗法、化学疗法确有疗效，但其对机体的毒副作用也为人们共知。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在放射疗法、化学疗法治疗中辅以中药，提高肿瘤组织对射线、化学药物敏感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抗癌作用，减轻其对机体的损伤，增强免疫力，显示中医药在对肿瘤放射疗法、化学疗法的增效减毒方面的独特优势，日益为国内外医药界所瞩目。
中医学认为，肿瘤的发展过程是体内邪正斗争消长的过程。正气亏虚、客邪留滞是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医宗必读》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外证医案》则更明确提出“正气虚则成岩”（岩即癌）。肿瘤形成之后，进一步耗气伤血，从而使已匮乏的正气更加亏虚，邪气日盛，正不胜邪，导致机体衰弱，肿瘤不断发展。可见，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与机体正气的强弱关系密切。扶助正气，培本固元是预防和治疗肿瘤的根本大法。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元气与脾胃关系尤为密切，脾气健运，则元气充足，正气强盛，“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不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历代医家十分注重脾胃，《金匮要略》明确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在一定程度上，脾对人体的健康起着决定作用，特别是对恶性肿瘤给予放射疗法、化学疗法所产生的毒副作用，如消化吸收障碍、骨髓抑制、机体衰弱等，脾虚是其最基本的病理改变。而补益脾胃法可从根本上调整机体的功能状态，调动其内在的抗病能力，又直接针对肿瘤放、化疗中脾虚的基本病理改变，双效图功，以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
一、健脾扶正法对脾虚S－180荷瘤小鼠化疗减毒增效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基于中医学“扶正固本”及“脾为后天之本”的理论，采用“益脾气”、“温脾阳”、“滋脾阴”三法，观察了相应的健脾方药对脾虚（脾气虚证、脾阳虚证、脾阴虚证）荷瘤（S－180肉瘤）小鼠化疗减毒（包括化疗对造血系统、脏器功能、免疫机能等的毒害）和增效（包括对抑瘤率小鼠生命延长率及肿瘤的超微结构的观察等）作用，并从自由基生命科学、免疫学及肿瘤细胞生物学角度，探讨了中医药对恶性肿瘤化疗减毒增效的作用机制。
本项研究采用复合因素造模方法，复制脾气虚、脾阳虚、脾阴虚小鼠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肉瘤S－180荷瘤。接种后，采用随机原则将脾气虚荷瘤鼠分为：化疗加中药组，包括化疗加益脾气方组（HZ－1）、化疗加温脾阳方组（HZ－2）、化疗加滋脾阴方组（HZ－3）；单纯化疗组，包括脾气虚化疗组（H－1）、脾阳虚化疗组（H－2）和脾阴虚化疗组（H－3）；单纯中药组，包括益脾气方组（Z－1）、温脾阳方组（Z－2）和滋脾阴方组（Z－3）；盐水对照组，包括脾气虚盐水组（Y－1）、脾阳虚盐水组（Y－2）和脾阴虚盐水组（Y－3），每组11只，取8只做生命延长率观察。化疗药物顺铂DDP按10mg／kg生理盐水稀释，分别于接种后第2天、第5天、第9天以04～06ml／只的剂量腹腔各注射1次；中药根据不同证型分别投予益脾气方、温脾阳方和滋脾阴方水煎剂，05ml／只灌胃，每日1次。对照组：每日05ml／只生理盐水灌胃，同时于化疗之日腹腔注射04～06ml／只生理盐水。
研究结果表明：
1．抑瘤率与生命延长率：中药加化疗组无论是脾虚证组、脾阳虚证组还是脾阴虚证组抑瘤效果都优于单纯化疗和单纯中药各组。与对照组比P＜005或001，与单纯化疗比P＜005。其抑瘤作用强度为：化疗＋滋脾阴方（抑瘤率70.49％）＞化疗＋益脾气方（抑瘤率55.33％）＞化疗＋温脾阳方（抑瘤率33.55％）。
化疗配合中药各实验组（包括脾气虚证荷瘤化疗益脾气方组、脾阳虚证荷瘤化疗温脾阳方组和脾阴虚证荷瘤化疗滋脾阴方组）30日内生存天数与单纯化疗、单纯中药各组及对照组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从生命延长率上看，中药配合化疗的各组比较，其顺序是：化疗＋滋脾阴方（生命延长率99.91％）＞化疗＋益脾气方（生命延长率59.97％）＞化疗＋温脾阳方（生命延长率55.77％）。
2．对造血系统与脏器功能的影响：化疗加中药组，单纯中药组及对照各组（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各组）白细胞（WBC）、血红蛋白（Hb）均高于单纯化疗组，并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005）。而血小板（PC）变化无规律，说明中药对化疗药所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有一定的拮抗作用。
单纯化疗各组（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各组）荷瘤鼠血中尿素氮（BUN）及谷草转氨酶（GOT）值明显高于化疗加中药组，且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005）。同时各对照组BUN及GOT的值也偏高，与化疗加中药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或005），说明了化疗药物对机体的毒害作用及中药对机体脏器功能的保护作用。谷丙转氨酶GPT值在单纯化疗各组中也有增高的趋势，但从统计的结果上看，尚无规律性。
3．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化疗加中药各组及单纯中药各组（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各组）与单纯化疗组对照组比，胸腺重量和胸腺指数增大，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
化疗药物可导致小白鼠免疫器官——胸腺萎缩，而健脾扶正中药具有拮抗作用。
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及脾阴虚证中的化疗配合中药组（HZ－1、HZ－2及HZ－3），其NK细胞活性与白细胞介素Ⅱ活性明显高于单纯化疗组（H－1、H－2及H－3）及盐水对照组（Y－1、Y－2及Y－3），统计学差异显著（P＜001或005）。表明健脾扶正方药具有显著提高荷瘤模型鼠化疗免疫机能和拮抗化疗药物对其免疫功能的抑制作用。
其中，滋脾阴方＋化疗组NK细胞活性和白细胞介素2活性均高于益气方＋化疗组和温脾阳方＋化疗组，统计分析显示P＜001。益脾气＋化疗组与温脾阳方＋化疗组比，仅NK细胞活性增高，统计分析显示P＜005。说明从提高机体的免疫机能角度而言，滋脾阴方＋化疗＞益脾气方＋化疗＞温脾阳方＋化疗。
4．对活性氧代谢及相关抗氧化酶的影响：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荷瘤模型各组中的治疗组（包括化疗配合中药组、单纯化疗组及单纯中药组）三种抗氧化酶（Se－GSH－Px、Cu Zn－SOD、CAT）的活性均高于对照组，并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005）。其中，CAT活性化疗配合中药组均显著高于单纯化疗组。Se－GSH－Px活性：化疗配合中药组与单纯化疗组比，除脾阳虚证荷瘤模型有显著性差异外（P＜001或005），其他两组无统计学意义。Cu Zn－SOD活性：化疗配合中药组与单纯化疗组比，除脾阴虚证荷瘤模型组有显著性差异外（P＜005），其他两组无统计学意义。
脾气虚证、脾阳虚证和脾阴虚证模型各对照组与其相应的治疗各组（即化疗配合中药组、单纯化疗组、单纯中药组）相比MDA与CD值均明显升高，差异非常显著（P＜001）；在各治疗组的比较中，单纯化疗与化疗加中药组、单纯中药组比，MDA与CD的值也明显升高，差异异常显著（P＜001）。此结果即可说明，经化疗可加重机体的脂质过氧化损伤程度，而健脾扶正中药可减轻脂质过氧化损伤的程度。
5．肿瘤细胞电镜超微结构观察：对脾阴虚证荷瘤鼠化疗配合中药组治疗，其肿瘤细胞游离缘微绒毛明显小，甚至消失；细胞质内腺体丰富，粗面内质网扩张可见新生型高尔基复合体（Golgicomples）及大量的核糖体，可见次级溶酶体（Lysosome），明显优于对照组、单纯中药组和单纯化疗组。
在中医药对肿瘤化疗减毒增效作用的研究上，从辨证论治的基本思想出发，确立正确的治疗原则是取得满意疗效的前提。目前国内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治疗原则及相应治疗方法不尽一致，是着眼扶正还是着眼祛邪或扶正辅以祛邪、祛邪辅以扶正；是应侧重于调理脾胃，还是应侧重于滋补肝肾，或侧重于补脾益肾？应从对恶性肿瘤化疗病人的病机分析上入手。
一般认为，人体正气虚弱是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所谓“正气虚则成岩”（《外证医案》）。而人体患恶性肿瘤并同时接受化疗后，其病机是复杂的。它包含着癌之邪气对人体正气的损伤，以及作为“驱邪”的化疗药物所造成的正邪共伐的错综病机变化。从正邪关系而论：可见，在配合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的问题上，中医药疗法的根本法则是扶正固本。化疗属于中医学的祛邪范围，而且其祛邪作用还强于任何中药，同时会严重损伤人体的正气。如复以祛邪中药，往往加重化疗作用对人体正气的损害。因此，以化疗药祛邪，用中医中药扶正，可谓具有我国特色的肿瘤治疗的可行之路，而健脾扶正乃是中医药对恶性肿瘤化疗增效减毒作用的根本治疗法则。
研究结果表明，健脾扶正法（包括益脾气、温脾阳、滋脾阴）及其相应方药配合化疗，对肿瘤化疗具有明显的增效和减毒效应。其中以滋补脾阴法及其方药为优。
健脾扶正法对恶性肿瘤化疗增效减毒作用机制可能是：第一，在肿瘤化疗药物抗癌中，健脾扶正方药可视为“溶酶体活化剂”，促进肿瘤细胞内溶酶体（Lysosome）酶的释放，加速癌细胞的溶解、崩溃，同时可使白细胞介素－2（IL－2）及过氧化氢酶（CAT）的活力升高，增强NK细胞活性，杀伤肿瘤细胞，从而起到增效作用；第二，扶正健脾方药可调节肿瘤化疗机体内抗氧化系统，提高体内潜在的抗氧化能力（以抗氧化能力参数Se－GSH－Px／MDA为代表），清除过剩的活性氧自由基，保护机体正常细胞免遭损害，从而起到减毒作用。
二、滋补脾阴法对Lewis肺癌脾虚证荷瘤小鼠化疗增效减毒作用的实验研究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20年来，全世界范围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成倍增长。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上升也很快，1992年城市中肺癌的死亡率已居恶性肿瘤死亡的首位（占24.42％）。因此，努力加快肺癌防治工作的步伐，将是目前乃至今后的主要任务之一。
但是，由于肺癌早期诊断比较困难，约80％的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届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时机，只能采取化疗和放疗等手段，而手术治疗后也往往需要进行化疗、放疗的配合。然而，化疗药物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杀伤正常细胞，从而引起较为严重的毒副反应，直接影响患者机体功能状态和生存质量，故常常被迫中止治疗。因此，本项研究以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导，运用中医药配合化疗进行增效减毒作用的研究。
实验研究从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多学科入手，选用了与肿瘤以及机体机能状态密切相关的若干指标进行观察。如对天然杀伤（NK）细胞与白细胞介素－2（IL－2）；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Se GSH－Px）、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Cu Zn－SOD）、过氧化氢酶（CAT）、共轭双烯（CD）、丙二醛（MDA）；骨髓造血机能（成熟红细胞／有核细胞）和外周血象变化；肿瘤抑制率及肿瘤细胞超微结构等多项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滋补脾阴方药能明显增强Lewis肺癌脾气阴两虚证荷瘤小鼠化疗的抑瘤作用，拮抗化疗药物对小鼠骨髓造血系统的抑制，维护外周血象的正常与稳定。该方药能改善免疫机能，拮抗化疗药物对免疫器官——胸腺的抑制作用，提高与抗肿瘤有直接关系的NK细胞、IL－2的活性。此外，滋补脾阴方药亦能通过调节Lewis肺癌脾气阴两虚证荷瘤小鼠化疗后机体的超氧化作用与相关抗氧化酶的水平，保护机体正常组织细胞不受过氧化的损伤。提示滋补脾阴法及方药对Lewis肺癌脾气阴两虚证荷瘤小鼠化疗具有较明显的增效减毒作用。
滋补脾阴方药对Lewis肺癌小鼠化疗的增效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行的。
①提高小鼠机体免疫NK细胞的活性，促进淋巴细胞分泌IL－2因子及IL－2活性的提高，促进NK细胞对肿瘤细胞的直接作用。
②直接破坏肿瘤的细胞代谢，致使胞质变性。
滋补脾阴方药对Lewis肺癌小鼠化疗的减毒作用可能在于阻断机体脂质过氧化反应，活化机体抗氧化酶系统，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清除过剩活性氧自由基，保护机体正常组织细胞，增强机体组织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受力；保护和促进骨髓造血系统的机能，提高外周血象水平等。
三、滋补脾阴法对Lewis肺癌脾虚证荷瘤小鼠放疗增效减毒的实验研究
本项研究根据中医理论，以中医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导，“病证相参”的原则，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模拟临床病因病机，建立了“病证结合”的Lewis肺癌脾气阴两虚证荷瘤小鼠动物模型，采用60Cor－射线照射，并进一步通过滋补脾阴法及其方药对肺癌放疗增效减毒作用及机制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观察了滋补脾阴法对Lewis肺癌气阴两虚证荷瘤受照小鼠抑瘤率、血液系统（包括骨髓造血功能及外周血象）和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NK细胞、IL－2及抗体产生能力）以及脂质过氧化物及相关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并通过透射电镜，观察了荷瘤受照小鼠肿瘤组织形态学改变，从而反映出滋补脾阴法对Lewis肺癌脾气阴两虚证荷瘤受照小鼠肿瘤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旨在探讨滋补脾阴法对肺癌放疗增效减毒机制，为提高肺癌放疗的敏感性，减轻射线对机体的损伤，最大限度地发挥放射对肺癌的治疗作用提供有效的方药。
本研究以NK细胞及IL－2活性、抗体产生能力、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Se－GSH－Px）、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Cu Zn－SOD）、过氧化氢酶（CAT）、共轭双烯（CD）、丙二醛（MDA）及Lewis肺癌细胞超微结构等为指标，从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及细胞生物学角度进行了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滋补脾阴法能显著增强Lewis肺癌脾气阴两虚证荷瘤受照小鼠的抑瘤作用，抑制放疗对造血功能的毒性作用，保护外周血象并能拮抗放疗对免疫器官的损伤作用，改善和促进荷瘤受照小鼠的免疫机能，增强NK细胞及IL－2活性，提高抗体产生能力，对肺癌放疗具有较强的增效减毒作用。
根据实验结果，其作用机制可能是：
1．滋补脾阴法可能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机制以增强NK细胞活性而杀伤肿瘤细胞。同时，某些中药有效成分可能直接作用于生物膜或线粒体等细胞器并活化溶酶体，以加速癌细胞的溶解、崩溃而发挥增效作用。
2．滋补脾阴法可能是通过改善和提高机体免疫机能，调节放疗后机体内部抗氧化系统，提高抗氧化能力，清除过剩的氧自由基，降低脂质过氧化反应，以保护正常组织细胞免受损害而发挥减毒作用。
本项研究仍在继续深入进行。研究利用中、西医综合造模因素所建立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既符合中医学证候的基本特点，又能体现出恶性肿瘤的病理特征。从肉瘤s－180到Lewis肺癌脾虚荷瘤小鼠放、化疗所表现出的基本病理，以脾虚特别是脾气阴两虚为主，对肿瘤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从而为补益脾胃法对肿瘤增效减毒作用及其机制提供了客观依据，体现了“病、证、药”线性研究模式，不仅发扬了“脾为后天之本”，“治脾可安五脏”的传统中医理论，而且也为更好的发挥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