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寒温之间，并无明显界限
太史公说他作《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何氏认为研究中医外感热性病正好用上这句话。自从仲景根据《内经》天人相应之理，创立六经辨证论治学说之后，至今千余年，中医治疗外感热性病的理、法、方、药不断得到补充发展。历代医家，虽持论不同，但理无二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伤寒温病学说不仅应该合流，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创新。故伤寒温病，不能强行划分，今举一些显而易见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1．外感热性病中哪个病属寒，哪个病属热，哪个病属湿？虽说与季节的转移，六气的变化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某种致病因素（邪毒）的特定性质。霍乱多发病于暑湿交蒸的夏秋之间，但40年代何氏所经治的许多病例，几乎全是“寒中三阴”这类型，这与光绪年间湖北田宗汉所著的《医寄伏阴论》称之为“时行伏阴病”者完全相同；近十年来所见的散发性副霍乱病例也是如此。这就说明，霍乱弧菌致病，不论是在一百年前还是现代，不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广东，都具有“阴寒”的特性。又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多发生于寒风凛冽的冬春季节，而其临床表现却不是“冬伤于寒”，而是“温邪逆传营血，发斑动风”。广东肠伤寒发病最多的季节是秋末冬初，此时正是风高气爽，燥金司令，而患者却出现“湿热缠绵”的证候。由此可知，按季节气候，强划寒温，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2．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病人的素质在发病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我院某医生，素禀虚寒，1975年盛夏，家中数人患流感，都是暑热证型，第三天，他也染上了，但症见凛凛恶寒，涔涔汗出，发热头痛，干呕不渴，舌白脉浮而松软，何氏授以桂枝汤合玉屏风散，一剂知，两剂已。同是感染上一种病邪，却又因人之体质不同，发病之寒热虚实迥异。《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六气感人，为病同也，人受之生病异也。推原其人，形之厚薄，脏之寒热非一也，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读了这些阅历有得之言，则寒温的门户之见，不攻自破了。
3．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疾病的发生也有密切的关系。张洁古曾倡言“夏月贪凉饮冷，静而得之为阴暑”，后世温病学家多斥其非。今天，随着人民生活的现代化，风扇、冷气日趋普及，冰棍、雪糕，到处皆是，阴暑（即夏月感寒与寒湿伤中）之病却一天天多起来了。在冬天，室外虽朔风怒号，室内则暖气温煦，加上蛇羹狗肉，对酒围炉，故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一书所说的“客寒包火”之病，也屡见不鲜了。
又如麻疹喘咳（合并肺炎）之治，自宋迄清，儿科方书皆用苦辛寒降、肃肺涤痰、清热解毒之法，近十多年，临床所见麻疹合并肺炎（特别是中后期）约有半数出现火盛刑金，伤津耗气证候。
这些患儿，大都是父母溺爱，偏食膏粱、朱古力、红外线烘饼干，平素内热燔灼，偶一发热，动辄静脉输液，抗生素与激素并进以致肌柔骨脆，气阴不足，一患麻疹，每致酿成重病。此时若泥执板法，极易导致心衰。何氏用喻氏清燥救肺汤原方（人参宜用西洋参）加沙参、川贝母，若合并心衰，尚未致亡阳者，再加五味子、安宫牛黄丸，皆可转危为安。此法乃前人所未论及者。故医贵达权，体察古今之变，正如叶氏所云：“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二）后世医家对伤寒论的补充仲景根据《内经》的天人合一学说，确立了治疗外感热性病的六经辨证体系，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人，其396法、113方历用1700余年而不衰，不愧为医中之圣。然而，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衡量，仲景所立的理、法、方、药，并非完美无缺的，后世医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也是必然的。可以说，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论治，是治疗外感热性病之“源”，丢了伤寒论，就如无源之水。后世医家的修正补充，则是其“流”，只有源而无流，那就变成一潭死水了。
从西晋到明末清初，发展伤寒学说有成就的医家不下十余人，何氏认为以朱肱、刘守真、陶华、吴有性为最。
宋代朱肱论少阴病，不拘泥于以虚寒为主要病机的“脉微细，但欲寐”，却认为“伤寒热气入于脏，流于少阴之经，少阴主肾，肾恶燥，故渴而引饮，又经发汗、吐、下后，脏腑空虚，津液枯竭”，提出少阴病的主要病机是“热邪伤阴”，修正了仲景的寒化为正局，热化为变局的立论，无疑是符合临床实际的。又如朱肱论厥阴病，提出“故唇青舌卷而卵缩，知厥阴受病也”。已体察到厥阴病有肝风内动的病机，这也是仲景所未论及的。
金元时期，刘河间大胆地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倡言“人之伤寒，皆为热病，古今一词，通谓之伤寒。病前三日，巨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在于表；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六经传变，由浅而深，皆是热证”。其言虽未免偏执，但已开后世温热学派之先河。无怪叶天士在医案中也写上“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了。
明代陶华（节庵），是一位“治病有奇效，名动一时”的临床家，对仲景的方药，多所补充，仲景在阳明急下、少阴急下诸条，一律用大承气汤。甚至病情发展到热灼神明，昏不知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直视微喘的危候，也没有其它方法。陶氏补上一黄龙汤，在大承气汤中加入人参补气，当归补血，以救正虚失下之证，多可挽回。又如，少阴病死候最多，因病在心肾两脏，是生命之根。此时阴寒极盛，阳气欲绝，仲景用四逆汤救治，甚至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身，烦躁，脉微欲绝的危候，还是四逆汤，不过用附子大者一枚，加重干姜之量，更名为通脉四逆汤而已。
陶氏则立一回阳救急汤，在四逆汤中加入人参、五味子以收敛漓散的元气，加入温煦血分的肉桂，取血为气母之意，又加用苍术、陈、夏者，是体察到危重病人常兼寒痰上涌。而用少量麝香于大温大补剂中，确有回苏救脱之妙，此已为今日科研所证实。故陶氏此方，远胜仲景原方，故何廉臣称之为“回阳救脱，益气生脉之第一良方”。
如果说，朱肱、刘守真、陶华等人对仲景的理、法、方、药的修正补充，只是六经辨证的小修小补，到了明末，吴又可索性离开了六经立论，提出致病原是六淫之外的一种“戾气”，传入途径，不是“一日太阳受之”，而是“邪从口鼻入”，病变部位则是“伏于膜原”了。与此同时，新创的辛凉祛风、甘淡祛湿、清营凉血、开窍熄风的方法，又大大提高了疗效。医家不再对伤寒论作小修小补，叶天士跳出伤寒圈子，另立温热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实叶天士根本没有把温病与伤寒对立起来，《温热论》开头就说：“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同。”因为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而营卫气血则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仲景的六经辨证，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后来吴鞠通的三焦辨证，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只不过“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而已。而所谓“大异”，并非一道鸿沟，而是发展和补充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
三、融汇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并有所创新
如上所述，何氏一向认为伤寒、温病学说，是应该合流的。他不尚空谈，而是在实践中融汇了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大大提高了疗效。
1．新订柴胡饮系列方
张景岳的《新方八阵·散阵》中有正柴胡饮（柴胡、防风、白芍、甘草、陈皮、生姜）和一、二、三、四、五柴胡饮。何氏师其意而不泥其方，新订了一系列柴胡饮，治外感热性病邪在卫分者。
景岳的正柴胡饮，实从仲景桂枝汤脱胎而来，不用桂枝而用防风者，李东垣谓防风为风药中之润剂，既能解肌祛风，又不若桂枝之温燥，与柴胡为伍，则解表逐邪之力更强，去大枣之壅，加陈皮之走，兼利气透解之能。故景岳说，外感病中，凡血气和平，宜从平散者宜之，既不同于桂枝汤之温散，又非银翘散之凉散，其实与叶天士所言“在卫汗之可也”，用葱豉汤之平散法，药虽不同而理同。以此方为基础，可加减成以下一系列方：解肌柴胡饮——加桂枝、大枣，即合桂枝汤，治如桂枝汤证。临床实践证明，疗效较桂枝汤原方为优。
撤热柴胡饮——去生姜，加银花、连翘、栀子、黄芩。此辛凉解表，苦寒清里之法。吴鞠通之银翘散，为后世温病家所宗，然其解表之荆芥、豆豉、薄荷之力，不及柴胡、防风，而清热之力又嫌不足。吴氏界划三焦，每多清规戒律，他说银翘散一方是从清心凉膈散加减而成，“病初起，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实际上黄芩亦是上焦药，能清肺热，吴氏所说之“犯”，未免固执而不合理，除非辨证谬误，方药舛错，否则黄芩从无犯中焦之弊。如所周知，一药是有多能的，吴氏所用之银花，既能清上焦风热，亦可治大肠热痢，岂非直犯下焦乎？叶天士说“温邪热变最速”，既然“最速”，则应遵《金匮》“上工治未病”之理，方中仍应用上清心凉膈散之栀子、黄芩，解表邪与清里热双管齐下。实践证明，疗效较银翘散为优。
疏风柴胡饮——外感热性病早期，常见上呼吸道症状，温病家说是“风温犯肺”，常用桑菊饮主之，方轻清而力尚薄，现将正柴胡饮去生姜之辛燥，加入桑叶、菊花、杏仁、桔梗、牛蒡子，以肺为娇脏，既不宜温燥，又不可过于寒凉也。
益气柴胡饮——即正柴胡饮合玉屏风散，初起恶寒重，无汗者，用苍术，有汗用白术。仲景治太阳病表实无汗者用麻黄汤，表虚自汗者用桂枝汤。但常有气虚之人，表虚而不能作汗者，仲景未出方治，陶节庵则立再造散一方以补仲景之缺。然总不如正柴胡饮加玉屏风散为稳当。
因其有无汗能发，有汗能止之双向作用也。
2．大青龙汤变法
《伤寒论》：“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汗不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此治外寒束内热之祖方，然方药甚峻，仲景告诫：“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1950年夏秋，南粤晴雨寒暖失调，患流感者沿门阖户，症见：凛凛恶寒，壮热无汗，头痛目疼，身痛，腰脊如折，咳嗽声重，心烦口渴，时医用温热暑湿之法治之不应，何氏谓此外寒束内热之大青龙汤证也，然脉不紧而浮数无力，不能套用原方以致汗多亡阳，考《活人书》之人参败毒散，喻嘉言盛称其功，说“暑湿热三气门中，推此方为第一”，后世温病家余师愚治暑热疫，善用寒凉，并说“先用败毒散去其爪牙”，可知此方败毒（抗菌抗病毒）之力甚强，乃用此方重加石膏以清热除烦，即仿大青龙汤之义，一两剂病即霍然。仅两月，治愈700余例，后1985年，东莞登革热流行，亦如大青龙汤证型，亦用此法治之，有立竿见影之效。
3．分消走泄与和解少阳
叶天士《温热论》：“……气分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如温胆汤之走泄。”所谓“走”，是用半夏、橘皮之辛香流动以舒展气机；所谓“泄”，有两义，一是竹茹、枳实之微苦清泄以撤热邪，一是茯苓之淡渗，以泄湿邪。故能上下分消，邪势得松，可冀战汗而解，此是叶氏心思灵巧之处，其实是从《伤寒论》推理而得，《伤寒论》第101条指出服柴胡汤后有“蒸蒸而振，却复发热汗出而解者”，是战汗透邪之最早描述。
而第230条更阐明柴胡汤能战汗透邪之理：“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故分消走泄与和解少阳，理无二致，惟叶氏畏忌柴胡不用耳。何氏常于温胆汤中，加柴胡疏透少阳，黄芩苦寒泄热，人参（太子参或西洋参）扶持正气，而去姜枣之温，治热邪留于半表半里者有良效。
4．湿温可下，下之宜早
吴鞠通倡言湿温下之则洞泄，近世之宗吴氏者皆云湿温忌下。其实，吴氏的前辈薛生白所著的《温热条辨》，用下法就有三条。王孟英也说：“湿热证原有可下之证，惟湿未化燥，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如已燥结，亟应下夺，否则垢浊熏蒸，神明蔽塞，腐肠炼液，莫可挽回。”何氏更认为，湿温早期，湿浊蕴聚化热，应从吴又可“注意逐邪，勿拘结粪”之说，若等待王孟英所说的“已经燥结”才用下法，未免太迟。蒋宝素所著之《医略十三篇》记其师王九峰用达原饮治湿温伏邪，何氏汲取其法，于达原饮加柴胡解表，大黄通腑，治疗肠伤寒（属湿温病之一），大大缩短病程，退热时间与用氯霉素相同，而用氯霉素病例有1／3复发，用中药者则无一例复发，经多年临床实践，厘定为加减达原饮一方，治肠伤寒早期有实效（槟榔、地榆、银花各20克，厚朴、草果、黄芩、白芍、柴胡、大黄各15克），二三日畅下后，大黄改用黄连。
综上所述，何氏从临床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伤寒学说从奠基时起，一直发展到温病学说的成熟，是不断地补充和完善的过程。科学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因此寒温学说也应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理固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