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疸的论治，在中医学的宝库中，内容甚丰。但邓氏在近年会诊一些黄疸患者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医生，着重辨病而忽视辨证。黄疸指数一高便重用茵陈、栀子、大黄、虎杖等一大剂。
诚然，急性重症肝炎引发的黄疸，往往需要大剂清热解毒才能解决，但不能只看化验单而忽视辨证论治。其会诊中就有这样的情况，有一患者，体质素差，有胃病史，黄疸已月余，住院期间服用大剂茵陈蒿汤加味：
茵陈60克、栀子15克……，但黄疸指数还在120单位上下！会诊时，诊其面色黄而欠光亮，消瘦，皮肤痒甚，胃纳差，大便条状，色略黑，不黄亦不白，舌嫩苔润，脉弦不任重按，是邪未退而脾胃已伤！处方以四君子汤扶其脾胃，选用味带芳香之土茵陈15克及兼能散瘀消肿之田基黄15克以退黄，佐郁金以利肝胆，服后纳增痒减。
后因输液反应及饮食不当而呕吐，继而消化道出血，医院为之输血并邀再诊，急予西洋参12克炖服（血脱益气之法），仍予健脾为主退黄为辅并加止血之药以治之。守方加减，黄疸消退而病愈。
目前杂志文章多倾向于用固定之方法治疗多少病例、疗效多少为满足，忽略讨论中医之理论与辨证。大批病例之统计以说明中医药治疗之效果，这是很需要的。过去对中医中药的疗效缺乏统计学处理，没有能说服人的数据，是我们之短。但取长补短，不能丢掉原有之所长，应对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加以论述，使人读后知所运用。
近来有人反对“医案”这一形式，认为这是落后的方法。其实自宋元明清以来，不少名医医案是临床医生不可少的参考书，直至今天仍可以看作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临床教材。例如叶天士《临证指南·疸》，蒋式玉的按语就很值得一读。又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的疸论中，能从前人的医案中抽丝剥茧，上升为理与法，功不可没。吴氏之论，至今对后人还是很有启发的。吴氏自注：“以黄疸一证而言。《金匮》有辨证三十五条，出治一十二方，先审黄之必发不发，在于小便利与不利；疸之易治难治，在于口之渴与不渴。再察瘀热入胃之因，或因外并，或因内发，或因食谷，或因酗酒，或因劳色，有随经蓄血，入水黄汗，上盛者一身尽热，下郁者小便为难，又有表虚里虚，热除作哕，火劫致黄。知病有不一之因，故治有不紊之法，于是脉弦胁痛，少阳未罢，仍主以和；渴饮水浆，阳明化燥，急当泻热；湿在上，以辛散，以风胜；湿在下，以苦泄，以淡渗。如狂蓄血，势以必攻，汗后溺白，自宜投补，酒客多蕴热，先用清中，加之分利，后必顾其脾阳。女劳有秽浊，始以解毒，继以滑窍，终当峻补真阴。表虚者实卫，里虚者建中。入水火劫，以及治逆变证，各立方论，以为后学津梁。至寒湿在里之治，阳明篇中，惟见一则，不出方论，指人以寒湿中求之。盖脾本畏木而喜风燥，制水而恶寒湿。今阴黄一证，寒湿相搏，例如卑监之土，须暴风日之阳，纯阴之病，疗以辛热无疑，方虽不出，法已显然。奈丹溪云：不必分五疸，总是如酱相似。以为得治黄之扼要，殊不知以之治阳黄，犹嫌其湿，以之治阴黄，恶乎可哉！喻嘉言于阴黄一证，竟谓仲景方论亡失，恍若无所循从。惟罗谦甫具有卓识，力辨阴阳，遵仲景寒湿之旨，出茵陈四逆汤之治。瑭于阴黄一证，究心有年，悉用罗氏法而化裁之，无不应手取效。
间有始即寒湿，从太阳寒水之化，继因其人阳气尚未十分衰败，得燥热药数帖阳明转燥金之化而为阳证者，即从阳黄例治之。”从上述这段文字可见，吴鞠通既虚心向前人学习，但又不拘泥于前人的经验，能深入研究前人的医案，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炼出理与法，总结出方与药，实是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