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清任，善用黄芪，邓氏师其法，从中体会到，用之得当，确有奇效。
一、陷者举之
重用黄芪以升陷，其适应证为脏器下垂（如胃下垂、子宫下垂、脱肛、肾下垂等等）、重症肌无力、肌肉萎软、呼吸困难、眩晕等属气下陷者。以上诸症，皆因气虚下陷、升举无力，致使脏器提升不起而下垂；或清阳不升，诸阳不能汇于巅顶而眩晕；或宗气不充而难司呼吸出现呼吸困难；或肺气难支，吐故纳新受阻，朝百脉之职难司，四末失养而肌肉萎软无力。胃下垂者可用四君子汤加黄芪30克，再配枳壳3克以反佐，一升一降，升多降少。所以要用枳壳反佐，因胃属腑主受纳，胃气以降为顺，虽然下垂需升，但胃气需降，故重用黄芪补气升提以治下垂，而反佐枳壳以顺应胃气之下降，以促进胃粘膜之复原和消化受纳之功能的恢复。
治脱肛，内蒙古《中草药新医疗法资料选编》载方：黄芪120克、防风9克。此方实出自王清任治脱肛之黄芪防风汤。王氏方：黄芪四两，防风一钱。李东垣认为：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也。可见王清任之黄芪防风汤实源于东垣，防风之分量不宜多用。此方治脱肛的确有效。
子宫脱垂，治以补中益气汤加首乌。加首乌之意，一者在于引经；二者因胞宫为冲任所系，全赖阴血所养，气得血养，血得气行，气血冲和，冲任得调，所系之胞宫则能复其原位。若能配合针灸，加强冲任之调理，则取效更捷。
重症肌无力，治以强肌健力饮，此方为自拟经验方，亦重用黄芪为主药。重症肌无力证候较复杂，除眼睑下垂外，可有复视，吞咽困难，构音不清，四肢无力，重者呼吸困难，大气下陷，危及生命。邓氏认为该病的最大特点是肌肉无力，而且反复难愈，根据中医“脾主肌肉”之理论的认识，此属脾胃气虚之证，并由虚至损，且与五脏相关。治疗上紧抓脾胃虚损这一病理中心环节，重用黄芪以补气升陷，同时针对兼夹之证调理五脏，重补脾胃，以运四旁，促病痊愈。
二、“升”者平之
此处言“升”，血压升高也。高血压一病，肝阳上亢者为多，临床上多使用平肝潜阳降逆熄风之品，但亦有不然者。邓氏治疗气虚痰浊型之高血压者，则重用黄芪合温胆汤以治之。据《中药研究文献摘要》所载日本寺田文次郎等报告：“与其他六种可以注射的降血压制剂比较，证明黄芪的作用强大。虽然有的药剂可使血压有持续性下降的作用，但此种药剂大量使用后，可使动物衰弱。”这一结论，从药理研究角度支持了重用黄芪可以降压。此外，邓氏赞同以下的论点：血压之所以升高，是身体自我调节的一个信息，是内脏阴阳失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然，高血压经久不愈，进一步可引起心脑肾之病变，西医正因为注意高血压心脑肾病变的影响，故以动脉血压指标作为辨病诊断的根据，作为治疗的对象，而千方百计找降低血压之药品。近年有些学者，从辨证论治的角度，重新评价这个观点。认为血压升高的原始动因是血流供求的不平衡，其中尤以心脑肾为重要。这三个器官血流需求量很大，当心脑肾血流供求不平衡，发生血压升高，升高血压对维持上述器官的血液供求量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血压长期升高的严重后果，也主要表现在这三个重要器官血流供求矛盾的严重脱节。既然血压升高的深一层本质是血流供求的不平衡，而血压升高本身又是体内为克服此种不平衡的代偿反应的努力还不完善和不成功，于是才有引致血压升高的血管反应持续存在。血压升高并不纯粹是消极的病因病理破坏，不应当是治疗压制的对象，它应当被看成是治疗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对象。
治疗若从帮助改善血流供求关系，帮助血压升高所要去实现的调节反应，因势利导，促其成功，则不需要再有高血压反应的持续激起。这一论点正道出了治气虚型高血压重用黄芪，就在于调节脏腑阴阳之平衡，改变“重要器官血流供求矛盾的严重脱节”的局面，促使“血压升高的血管反应”缓解而达到降压之效果。这就是重用黄芪以降压之机理所在。
怎样解释黄芪降压与升陷之理？有人会想到中药往往有“双向作用”，故黄芪又能升提又能降压。如何掌握升降之机？邓氏的体会是：黄芪轻用则升压，重用则降压。为什么药理研究只得一个降压的结果？因为动物实验都是大剂量用药进行研究的，所以得出降压的结果。邓氏治疗低血压症，喜用补中益气汤，方中黄芪分量不超过15克。治疗气虚痰浊型高血压，喜用黄芪合温胆汤，黄芪分量必用30克以上。诚然，论方剂补中益气汤除了黄芪之外还有柴胡与升麻，可使升提之力增强；在重用黄芪降血压时，亦可加潜阳镇坠之品，效果当然更好，但不加镇坠药亦有降压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曾会诊一中风患者，偏瘫失语而血压偏高，辨证为气虚血瘀之证，处方以补阳还五汤，黄芪照方用200克，该院西医生对黄芪用200克有顾虑，拟加西药降压，晓之以理，照方服药后血压不升反降，乃信服。
虽说黄芪重用可以降压，有证有据，但黄芪仍然是益气升阳之药，这一点不可不加以注意。
如果辨证为肝阳上亢或有内热之高血压亦想用几两黄芪以降压，则犯“实实之戒”了！由此可见，药理学之研究目前尚未能为我们解答全部之问题，仍须辨证论治。
三、攻可补之
张锡纯认为黄芪之升补，尤善治流产崩带。但重用黄芪可下死胎，这是邓氏的经验。死胎之于母体，已转化为病邪，病属实证。自宋代以来，妇科方书，下死胎习用平胃散加朴硝。平胃散是健运胃肠湿滞的主方，苍术猛悍为健运主药；厚朴、陈皮加强行气燥湿之力；加朴硝以润下。前人认为“胃气行则死胎自行，更投朴硝则无不下矣。”明代以后，《景岳全书》提倡用脱花煎催生与下死胎，此方以行血为主，兼用车前、牛膝以利下。平胃散着眼于气滞，脱花煎着眼于血瘀。
邓氏曾治一气阴两虚之胎死腹中之患者，初用平胃散加芒硝，并配合针灸，后用脱花煎，皆因药证不符而未效。再经仔细辨证，借用王清任治产难之加味开骨散，重用黄芪120克，外加针灸，一剂而死胎产下。开骨散是以宋代龟甲汤加川芎而成，明代又名加味芎归汤。此方重用当归、川芎以行血，龟板潜降，血余炭引经而止血。本方不用攻下药和破血药，故明代以后多用以治产难。清代王清任认为本方治产难有效有不效，缘只着重于养血活血忽视补气行气，故主张在开骨散的基础上，重用黄芪补气行气，使本方更臻完善。此例何以用加味开骨散取效？缘患者妊娠八月，胎动消失七天，诊其舌淡嫩，剥苔，脉大而数，重按无力，更兼问诊知其妊娠反应较甚，呕吐剧烈，食纳艰难，致使伤津耗气，病虽实而母体虚，本不任攻下，故用平胃散加味和脱花煎无效。傅青主指出：“既知儿死腹中，不能用药以降之，危道也；若用霸道以泻之，亦危道也。盖生产至六七日，其母之气必甚困乏，乌能胜霸道之治，如用霸道以强逐其死子，恐死子下而母亦立亡矣。必须仍补其母，使母之气血旺，而死子自下也。”实践证明，傅氏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为下死胎另辟蹊径。傅青主主张用疗儿散治之，邓氏用加味开骨散取效，异曲同工，这是寓攻于补之法。
四、瘫者行之
对于偏瘫、截瘫等属于气虚有瘀者，补阳还五汤是一张特别著名的效方。它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张锡纯虽然批评了王氏对于治疗半身不遂过于强调阳气不足之说，认为痿证有虚仍有实，补阳还五汤用之要得当。但张氏不能不说：“补阳还五汤其汤甚妥善也。”邓氏曾用此方治疗各种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属气虚血瘀之偏瘫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疗效，有恢复五成的，也有恢复八、九成的。
邓氏之夫人林氏，77岁，缘患高血压30余年，1995年12月28日自觉眩晕，未加注意。翌日上午发现右足无力，步履轻浮不稳，测之血压偏低（16／9.3kPa）。30日早晨出现语言不利，右侧上下肢体不完全性瘫痪，舌胖嫩，苔浊，脉大稍浮，中取涩象。此乃中风之象，气虚兼痰瘀之证，急予补阳还五汤合温胆汤加减，黄芪重用至90克，每天一剂，三煎日三服。1996年1月3日，病情得以控制，遂送我校附属医院作颅脑CT检查，其结果提示：
①桥脑左侧腔隙性脑梗塞；
②脑萎缩。继续以补阳还五汤为主，酌加天竺黄、胆星、法夏、橘红、云苓、全蝎、鸡血藤等除痰通络之品二三味加减化裁，黄芪重用90～120克，另配合头针体针。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患者语言及运动功能完全恢复，生活自理，并能参与家务劳动，唯觉患侧肢体容易疲倦而已。
整个医治过程全在家中进行，未用过任何对症治疗的西药。
邓氏体会使用补阳还五汤须要注意两点：一者辨证须是气虚血瘀之证；二者黄芪必须重用至120克，不宜少于60克方效，其它药量也可略为增加，但决不能轻重倒置。
五、表虚固之
李东垣认为黄芪能补三焦之外又能实卫气。卫气者，温分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合者也。“实卫”就是“固表”。自汗一证“玉屏风散”为疗效确切的名方。邓氏体会此方不但治自汗，一些盗汗属气虚者亦适用。为了方便，常用汤剂，其分量为：黄芪12克，防风3克，白术15克。防风用量少于黄芪，是根据东垣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之说；又因防风为疏散之品，汗证不宜多用，与黄芪相配而达相畏相使目的便可。白术的用量是黄芪与防风的用量之和，这是根据“发在芪防收在术”之意，一走一守，达表“实卫”。有一自汗盗汗之患儿，治以玉屏风散，稍效，后因药房缺白术，另一医建议用苍术代之，结果盗汗淋漓！这是不明方意，不知苍术辛燥发汗，阴虚内热，气虚多汗者忌服之过。治自汗兼阴虚者，邓氏喜用玉屏风散加生龙骨、生牡蛎各30克，或加浮小麦、糯稻根各30克，若汗出特多者加麻黄根10克。至于纯阴虚之盗汗，邓氏认为当归六黄汤往往效如桴鼓。曾会诊一烧伤病人，每晚盗汗严重，仅用当归六黄汤一剂而汗止。本方黄芪之分量为其他药量的一倍，此阴阳互根之义。邓氏曾建议某中医院按其比例制成玉屏风散，每用10～12克水煎服，每天一剂，服半月至一月，以取代丙种球蛋白以治容易感冒之患者，据说有相当好的效果。其建议实受启发于名医蒲辅周用玉风散预防感冒之经验，蒲氏认为此散用三至五钱即可，用量过重有胸闷不适之弊。
治疮疡烂肉，黄芪也是一味重要药物。曾会诊一患者，腋下肿瘤摘除之后，伤口久不愈合，不断渗液，一天要换多次纱布。用补益气血之剂重用黄芪30克后渗液减少，不到半月而伤口愈合，此黄芪内托之功也。小儿疮疖，逢夏则发，此伏彼起，实不少见，亦甚棘手。一军医小孩，自两岁开始，夏季疖疮发作，用抗生素稍好，稍好又发，反反复复，此伏彼起，至秋交方愈。如是者3年，乃求助于邓氏。时正6月，小孩满头疖疮。人虽不瘦而面黄唇淡，舌胖嫩，苔白，脉细，此正气虚不能抗御病邪所致，拟扶正祛邪，标本同治。处方：黄芪、皂角刺、青天葵、野菊花、浙贝母、银花、蒲公英各9克，陈皮、白术、甘草各6克，茯苓、绿豆、炙甘草各12克，四剂。疖疮乃不再起。其父翌年一月求治断根，为处预防方：黄芪9克，防风、甘草、浙贝各6克，陈皮、白术、蒲公英各12克，嘱其于四月开始，每周二剂。此后疮未再发。
六、证须审之
黄芪虽好用，但黄芪到底是药不是粮，用之对证则效，用之不当则害人。邓氏曾治一肺结核病人，于养阴除痰药中加入黄芪9克，一剂额部发热，二剂全面发热，三剂颈面均热，撤去黄芪后热自消失。又治一中风患者，药后头皮发痒，体温增高，误以为外感，改用辛凉解表之剂，一剂热退。再用黄芪90克，又再发热，右上肢活动反而退步，乃知辨证不确当。经辨证分析，患者脉虽大，但舌苔厚腻而舌质胖亦无齿印，此证痰瘀比较，痰湿重于血瘀，改用祛痰为主，稍加祛瘀之药，以五爪龙代黄芪，证遂向好转。对于使用黄芪的指征，邓氏认为舌见淡胖有齿印，脉虚大或寸部弱，再参察有否其他气虚之证，便可考虑使用。至于用量之多寡，则要时时留意证候之变化，切戒墨守成规，刻舟求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