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瘀法属于理血法中的一个部分，是中医学中有其独特之处的一种治疗经验与理论。
“瘀”是血流阻滞，蓄积于脉道之内外。血瘀形成的过程，一般是血已离经，未出体外，停滞于内。如跌打损伤，或因病出血处理不当，或月经、产后致络脉受伤等均可继发血瘀之证。
气为血帅，气分受病亦引致血瘀之证。如因病气郁或气滞，使血行受阻，乃至血瘀。更有由于气虚，推动血行乏力，血行不畅，渐致血瘀；前者纯属实证，后者为虚中夹实证。此外，邪热入营入血，或温热、痰火阻遏脉络不通，均能导致血瘀之证。
邓氏综上所述认为，引起血瘀的病证甚为广泛，临床各科的疾病都会出现有血瘀之证，实践证明凡兼血瘀的病证，用祛瘀法治疗，经常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一、祛瘀法源于汉代，发扬于晚清
邓氏认为，《内经》时代对“瘀”与“祛瘀”的问题，没有直接的论述，认识还浅。但至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对一些血瘀证证治则有较系统的阐述，有些理论与经方沿用至今，仍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例如桃仁承气汤治疗胸腰椎骨折早期，能缓解持续性剧烈疼痛，消除腹胀，尿闭，便秘等症状，祛瘀生新，为骨折的治愈创造有利条件。又如下瘀血汤不但可治产后瘀血腹痛，后世还有人用以防治狂犬病。再如治血痹虚劳的大黄蟅虫丸，治肠痈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疟疾肝脾肿大的鳖甲煎丸、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等，都是源于汉代仲景经方，邓氏运用它们防治各科血瘀病证，均有深刻的体会。
汉代以后，祛瘀的研究续有发明，至清代王清任而大为发展，总结出一套治瘀的理论与方剂，形成一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匪浅。邓氏在其“清代王清任在临床医学上的贡献”一文中，较为推崇其有关气血之理论和与之相关的活血祛瘀之法以及所创的方剂。并认为王氏在《医林改错》中所创造的三十三方，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的，其中益气活血法重用补气的黄芪，是活血化瘀法的一大发展。邓氏对王清任《医林改错》颇有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接受其革新之精神，但未接受其“改错”之成果。王清任用了几十年的精力，把毕生最突出的经验载于《医林改错》中，该书也是他几十年亲身访验脏腑的记载，其原意以解剖部分为主，本想改前人之错，达到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定论立方，要明病之本源的目的，可见其用心良苦，惟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访验某些脏腑组织，没有达到真切的程度。所以邓氏认为王氏在治疗上的贡献比之解剖的贡献更大，但这一亲验脏腑的行为本身是科学的，其出发点是具有革新之精神的。
2．实事求是，言必有临床依据，不尚空言。邓氏非常推崇王氏之主张：“医家立言著书，……必须亲治其证，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与后人，若一证不明，留与后人再补，断不可徒取虚名，持才立论，病未经见，揣度立方。”邓氏引用王氏这段论述，意在倡导医者需经长期临床磨炼，才能著书立说；有正确的内容与观点，才能根据中医的理论体系去思考问题，去指导实践，不会随便用西医的理论去对号入座，能对上号的为科学，对不上号的便是非科学。邓氏这一专业思想认识对于今天中青年一代中医来说，是有深远教育意义的。
3．继承王氏祛瘀之法以治疑难病证。例如治疗中风后遗症，只要辨证为气虚血瘀者，邓氏必用补阳还五汤，而且黄芪必须重用，其疗效良好，曾用此方治愈一截瘫患者；运用通窍活血汤治疗脑膜炎后遗症；运用血府逐瘀汤治疗胸部外伤以及顽固性头痛失眠之症；运用少腹逐瘀汤治不孕以及附件良性肿块；运用开骨散加黄芪下死胎等等，都有成功治验案例。此外，膈下通瘀汤治疗腹部瘀热作痛或有积块；身痛逐瘀汤治疗关节疼痛；癫狂梦醒汤治疗精神病；龙马自来丹与黄芪赤风汤治疗癫痫，等等，都有一定的疗效。邓氏还指出，王氏治疗天花病的通经逐瘀汤等六张方子，用之往往有效，建国前广东医家治疗天花、鼠疫等时行疫病，大都以祛瘀为宗旨，天花是病毒性疾病，这给后人以很大启发。
4．继承与发扬其擅用黄芪之经验。黄芪一药，邓氏甚为喜用，其使用之经验，除得益于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之外，还得益于王清任《医林改错》。黄芪乃升阳之药，如何掌握升降之机，以治高血压病为例，邓氏认为轻用则升压，重用则降压，气虚痰浊型高血压分量必须用30克以上，对于内脏下垂如子宫脱垂、胃粘膜脱垂患者，宜重用黄芪以升之。黄芪益气又能实卫气，治疗盗汗自汗容易感冒者，玉屏风散方中黄芪量宜用12克。黄芪在外科疮疡方面也是一味重要药物，治疗伤口久不愈合不断渗液者，可于补益气血之剂重用黄芪30克，内托正气减少渗液，愈合伤口。
王清任《医林改错》中黄芪量最重用至八两（240克），邓氏效其法用以治疗截瘫，后又用90～120克量治中风后遗症属气虚痰瘀患者，对脾胃虚损之重症肌无力等神经肌肉疾病，黄芪量往往用120克至160克。当然，黄芪到底是药而不是粮食，用之对证则效，用之不当则偏差。
黄芪以岷山地区出产者为佳，东北口外出产黄芪易燥热，故其产地很重要，不耐受其燥热者，可以五爪龙（南芪）以代之。
二、痰瘀相关研究
邓氏巧用黄芪之法受王清任《医林改错》启发，但邓氏更赞赏王氏以气血为治病要诀而不偏执之经验。王氏补气消瘀之法，实补前人之未备，气虚气滞可以致瘀，通过补气理气可以祛瘀，祛瘀未必非攻伐之品不可，强调补气消瘀是王氏对中医内科学的重要贡献。
王氏《医林改错》有气血理论及补气祛瘀治法，但未有论述“痰”的问题。痰与瘀的关系怎样？邓氏在防治心血管疾病及老年病的临床实践中，又提出“痰瘀相关”的理论学说，认为痰与瘀者是津液的病变，两者异中有同，它们是病理性产物的同时又可以成为致病之因素。祛瘀可考虑除痰，除痰宜结合化瘀，应对中医气血痰瘀的理论有机联系加以探讨。
例如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根据《素问·痹论》“心痛者，脉不通”的认识，很多学者在对冠心病证治上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的治法，这当然是对的。患者心前区针刺样疼痛、舌黯红，为有瘀征候，但若舌苔黄腻浊，脉弦缓滑，症见胸闷压迫感，此乃痰浊之外候，故治则宜除痰化浊为主，处方温胆汤加藿香、郁金、布渣叶、党参、葛根、山楂等，祛瘀药只有丹参一味。可见“心痛者，脉不通”不单是血瘀为患，而痰浊闭塞，也是其主要病理机制。
邓氏在对100例冠心病患者进行临床调查治疗基础上，提出“痰瘀相关”的学术观点，认为痰是瘀的初级阶段，瘀是痰的进一步发展。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而且冠心病患者多因恣食膏粱厚味，劳逸不当，忧思伤脾，使正气虚耗，脾胃运化失司，聚湿成痰，这亦是造成气虚痰浊型多见之因由。
80年代中期，邓氏指导研究生陈立典，通过对45例男性冠心病患者血浆性激素、血脂水平的对比观察，阐发了气虚痰浊型冠心病发病机制。实验研究表明，血浆雌二醇（E2）、雌二醇／睾酮（E2／T）值的异常增高及血清甘油三酯（TG）的增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的降低是男性冠心病属气虚痰浊型辨证的生化基础，上述生化指标可作为男性冠心病患者属气虚痰浊型辨证的客观依据。而该型患者血液流变性的改变，是痰病致瘀、痰瘀同属津液病变的反映。临床观察以益气除痰主方“温胆加参汤”治疗，气虚痰浊组症状有效率95.6％，非气虚痰浊组症状有效率80.6％；气虚痰浊组心电图有效率55％，非气虚痰浊组有效率42.1％。表明益气除痰法不仅对气虚痰浊型冠心病疗效显著，而且对非气虚痰浊型冠心病也有相当疗效，证实前人所说“凝痰聚瘀”、“痰多能瘀脉也”有实践依据。因此在临床用药中，治痰的同时应考虑佐以化瘀，治瘀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佐以除痰，或痰瘀同治，疗效优于单纯的一种治法。
邓氏的另一位研究生张英民，对119例确诊为冠心病高血压病患者，按中医辨证分为四型：痰证43例、痰瘀证28例，瘀血证23例、其他证型25例，以及正常组30例，进行血小板聚集性和血脂水平的测定。结果痰证、痰瘀证、瘀证患者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明显高于其它证型和正常组（P＞0.01）。痰证和痰瘀证的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致动脉硬化指数比值（AI）明显高于正常值和其它证型组（P＜0.01），也高于瘀证组（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偏低（P＜0.01、P＜0.05）。对其中44例冠心病、高血压痰证（包括痰瘀证）患者以益气健脾化痰方药治疗后，血小板最大聚集率、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其致动脉硬化比值（AI）明显下降（P＜0.0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则有所增高（P＜0.05）。上述数值治疗前后的变化反映了它们可能是冠心病高血压痰证的客观指标，说明中医痰浊痰瘀之邪与动脉粥样硬化病理机制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