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诊断学是介于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又是临床各科之基础,涉及范围十分广阔。邓氏自60年代初主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诊断学》二版教材,80年代中期又先后主编《中医诊断学》全国五版教材、《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丛书、《实用中医诊断学》等大型教学工具书,体现了其在中医诊断学领域强调注重“诊法”与“辨证”的两个基本观点。
一、中医四诊的实践意义
中医的诊断,靠望、闻、问、切四诊。有些同志认为,现在已发展到利用原子、电子诊断疾病的时代了,还仅靠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三个手指头来检查疾病,未免太落后了。邓氏认为不能这样看,中西医的检查,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不可偏废。例如慢性肾炎患者,临床症状已消失,中医认为已治愈了,但小便检查仍发现蛋白,西医认为未愈,促使中医再仔细辨证用药,以彻底治愈,弥补了中医的短处。又如阑尾炎患者,用非手术治疗,体温已正常,症状消失,白细胞也降至正常,西医认为炎症已愈,但患者仍舌苔黄厚,脉仍数,中医则认为病还未愈,仍需治疗,到脉静苔退,热证彻底消退后才终止治疗,从而又弥补了西医的不足。再如冠心病,现在诊断有心电图、心向量图、彩色多普勒、放射线、生化、冠状动脉造影等多种检查方法,可谓相当完善,但若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则仍需中医辨证分型。是瘀阻型?还是痰阻型?是心阴虚、心阳虚?还是阴阳两虚?弄明白后治疗就可以进一步提高疗效。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有的病中医检查不出来,西医检查出来了;有的病,西医检查不出来,中医检查出来了。例如一海军干部,眩晕原因待查住院已两月余,经各种检查,查不出原因,用各种西药治疗,依然无效。特邀邓氏会诊,初诊为痰证之眩晕,用祛痰法治之无效,后细为四诊,见其舌上苔白如霜,脉滑而缓,邓氏实践经验中凡苔白如霜多属水湿内困,脉缓亦湿象,故予五苓散汤剂治之,一旬而愈。痰湿可以说是同源,但治则有别。
又例如某大学教师,患病半年,消瘦,纳呆,全身无力,卧床不起,查房时,不愿讲话,不愿睁开眼睛,除未作纤维胃镜检查外,其它需要作的检查都做了,就是不能确诊。但患者食欲越来越差,消瘦日益严重。邀请邓氏会诊,认为病人大肉已削,形瘦无力,舌光无苔,脉虚细,辨证当为虚损,属胃阴虚。后来,经用养胃阴、健脾益气方药,如人参、沙参、麦冬、淮山、芡实之类治疗,使这个卧床不起的病人病况日益好转,精神振作,食欲增进,体重增加,逐步能下床走路,最后治愈出院。
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但应注意在共性中抓个性,通过四诊去发现一些特殊的症状体征,如有汗无汗,口干口苦,舌体形态,舌苔颜色厚薄,寸关尺三部脉象等。有些症状体征,往往西医认为意义不大,而对中医辨证用药却很有帮助。例如舌苔白如霜,过去舌诊的文献很少提到这个问题,邓氏曾会诊多例舌苔白如霜患者,均以五苓散治之获效。一青年人患尿闭,每天靠导尿解决,邀邓氏会诊时见其脉缓,苔白如霜,辨证为水湿内停,肾不纳气,故用五苓散汤剂治之,服一剂后不用导尿,而可以自行排尿了。病者自述服药约二小时后自行小解,先排出一些气,接着便有尿液排出,继服三剂便痊愈出院。
邓氏认为,一些西医无法明确诊断的疾病,可以按照中医诊断有效指导治疗;即使是西医明确诊断了的疾病,如能采取中西双重诊断的方法,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病因病机及治疗之认识。例如重症肌无力,就应采取中西双重诊断的方法。西医的一些检查如新斯的明试验、肌电图检测等,对于该病的确诊非常必要;而中医的诊断也不是可有可无,因为西医分重症肌无力有眼肌型、全身型、延髓型、危象等。眼肌型属中医“睑废”范畴,全身型及延髓型属中医“痿症”范畴,危象属中医“大气下陷”之证,脾胃虚损为上述各证型之关键,故拟定强肌健力补脾益损治疗原则。
二、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地位
古往今来,中医诊断专书不少,且有诸多专论脉诊、望诊、舌诊之书。但纵观内容,比较全面的诊断著作,亦多只载“四诊”,如清代太医院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关于诊断一科也只有《四诊心法要旨》,可见清代以前,一直以四诊为中医诊断学之内容。
邓氏认为,中医诊断学只论四诊是很不够的,即使结合“八纲”,亦未能反映其全貌。我们既要肯定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实践意义,又要肯定各种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地位,把各种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范围,即把四诊与辨证两者相结合,才能较完整地反映中医诊断学科的内容。
1.以外感辨证与杂病辨证(脏腑辨证)为两大辨证纲领
中医辨证方法,概括起来有八纲辨证、病因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及十二经脉辨证等7种。这些辨证方法从各个不同方面掌握疾病的辨证规律,它们之间有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作用。但是,当面对病人时,如何具体运用这些辨证方法,熟练地进行辨证论治,则是需要和解决的问题。邓氏认为,为了执简驭繁,应将诸种辨证方法加以统一归纳,其法可按张仲景的疾病分类,划分为外感辨证与杂病辨证两大类,融汇七种辨证方法为两大辨证纲领。
外感辨证。伤寒与温病有一脉相承之联系,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在对外感病辨证问题上,由于它们所研究者存有其共通点,邓氏主张其辨证统一,从临床实践出发以卫气营血辨证为统一纲目,融汇六经辨证、六淫辨证、三焦辨证等,形成统一的外感辨证纲要,其详细之辨证方法已在“伤寒与温病关系之探讨”一节中有所阐述,故不赘。
杂病辨证。邓氏认为实质是脏腑辨证,因为无论是病因辨证(六淫辨证除外)、气血津液辨证、十二经脉辨证等,都与脏腑辨证发生联系,很大程度与其结合或融汇其中,故主张杂病辨证纲要以脏腑辨证为总纲,并以脏腑相关学说为指导进行统一辨证。其编写《脏腑辨证论治》一节,分为心与小肠证治、肝与胆证治、脾与胃证治、肺与大肠证治、肾与膀胱证治等五大系统共计29个证,该节收入197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医学概要》(该书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系六七十年代西医学习中医教本。
2.论八纲有辩证法因素
在当今,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的传统医学已被现代医学所吸收消化,而中医却正在被世界医学家所重视与研究?邓氏认为是因为中医有一套理论体系,而且这套理论体系包含辩证法因素,是自发地朴素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以“八纲”而论,它就是中医诊断学中的辩证法。
它包含着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如联系观、运动观、矛盾观、质量互变观等,在八纲辨证理论中几乎都有。这种理论是自发地在科学实践中符合了唯物辩证法,因而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推动着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是对病理、诊断与治疗都起指导作用的一种基本理论。从诊断角度来说,是各种辨证纲领的总纲。其内涵的辩证法因素,邓氏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四对矛盾:表证与里证、寒证与热证、虚证与实证、阴证与阳证,合起来就是四对矛盾,这几乎对所有的疾病均可以概括。表和里,是鉴别疾病的内外和病势深浅的两个纲领;寒和热,是鉴别疾病属性的两个纲领;虚和实,是辨别病体邪正盛衰的两个纲领;阴和阳,是八纲辨证的总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而论,一切疾病均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当疾病到了严重关头或根本有所损伤时,或某一脏腑阴阳失调时,又往往以阴阳直接命名,如真阴不足、真阳不足,或亡阴、亡阳、心阴虚、心阳虚等等乃是狭义的阴证与阳证。
(2)矛盾的主要方面:
疾病有单纯的,也有复杂的,而且复杂的占多数,一个患者往往有几种病或证同时存在,这在八纲里称为“错杂”证并加以论述,如表里错杂、虚实错杂、寒热错杂等。八纲除鉴别属何证错杂外,更重要的是分别其标本缓急,这就是要抓疾病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所谓标本,以人体的正气与致病因素来说,人体的正气是本,致病的邪气为标;以疾病的病因与症状来说,病因是本,症状为标;从疾病的新病旧病来说,先发之病为本,后发之病为标;从疾病的部位来说,病在下在内为本,病在上在外为标。辨证论治,诸证并见,应分别是标是本,一般原有旧病又感外邪,宜先治标后治本;表证里证同见,一般先解表后攻里,但亦可表里双解;若里证急则先救里后解表。总之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抓住主要矛盾加以治疗,务使达到高效速效之目的。
(3)现象与本质:
在八纲的辨证过程中,较常见者,是症、脉、舌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即现象与本质一致,较易掌握。但疾病是活动变化的,特别是当疾病向深重发展时,证候表现中会在表面上出现与其本质相反的假象,如前人所指出的“寒极似热”、“热极似寒”的“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之证,或出现“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的证候。因而,在八纲辨证中就有鉴别证候真假之方法与内容。“真”,是指疾病的本质;“假”,是指疾病的外在假象。邓氏认为,辨别证候的真假,即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辩证法因素在八纲辨证中具体体现之一。
(4)相互转化与联系:
正气与邪气的斗争,阴阳脏腑之间的盛衰消长,使疾病不断地运动变化,因此,八纲的运用,十分重视掌握病机的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表证和里证,既有由表入里之证,亦有由里出表之证。此外,八纲辨证,并不意味着把各种证候划分为八个区域,它们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如表里与寒热虚实相联系,寒热与虚实表里相联系,虚实又与表里寒热相联系。表证,就有表寒、表热、表虚、表实之分;还有表热里寒、表实里虚、表寒里热、表虚里实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表证如此,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也如此,阴证、阳证也无不如此。因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疾病可以由阳入阴,也可以由阴出阳,又可以从阴转阳,从阳转阴,所以八纲辨证,必须灵活运用。
从上述八纲的内容来看,它包含着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3.论辨证与辨病之关系
证和病,两者有密切的关系,邓氏认为,有这样的病,便有这样的证,但不同的病在某一阶段也可能有相同的证;反之相同的病,在各个阶段可能出现不同的证。因此,既要辨证,还要辨病。如果说“辨证”要综合四诊检查所得,分析内外致病因素及其病位所在,全面而又具体地判断疾病在这个阶段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的话,那么,“辨病”不同之点是:按照辨证所得与多种相类似的疾病特征加以考虑,因而要求对病人的证候进行逐一查对。在查对过程中,更进一步指导了辨证,看看有没有这种或那种疾病的特征,最后把那些类似的疾病一一排除掉,而得出最后的结论。“病”是从辨证中得的,一种病有一种病的变化规律,这是经过临床各科的无数实践与研究所取得的。经辨病得出结论之后,对该病今后病机演变已有一个梗概,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辨证,便能预料其顺逆吉凶;更重要的是经过辨病之后,使辨证与该病所有的治疗方法与方药结合得更为紧密,以达到提高疗效之目的。辨证—辨病—辨证,是一个诊断疾病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不能只以“辨证”为满足,必须既辨证又辨病,由辨病又再进一步辨证。
有关辨病的方法,还须向临床各科学习,也不能把专方专药治疗专病排除在辨证论治理论范围之外。
4.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脊梁骨
近年来有些同志对辨证论治的内涵理解不深,竟认为辨证论治之疗效不一定优于非辨证论治,其理由为还未见有将两者作对照,邓氏认为,辨证论治不能丢,这是中医临床的脊梁骨,是应付疾病千变万化的统帅,三军无统帅而能取胜者未之有也。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的基本法则,是用来判定疾病本质,从而全面地决定治疗方针,整体地施行治疗的方法。在辨证论治过程中,如何才能作到有条不紊,辨证精细准确,治疗收到良好效果?邓氏认为需要讲究思维方法与步骤,故提出了三段十步法的辨证论治步骤。
辨证论治的全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即:诊察—辨证—论治。
诊察阶段,以望、闻、问、切四诊分为四大步骤。在四诊中,首先要注意做到详细全面和准确,进而鉴别证候的主要症状和次要症状,并随着疾病的变化不断进行四诊观察。当疾病表现较复杂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特别是在反常的证候中,要注意所谓“独处藏奸”,务求得到足以真正指示疾病本质的一症、一脉、一舌,使四诊所得的资料以充分反映疾病的本质,为辨证建立可靠的基础。
辨证阶段,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辨外感病与杂病,区别疾病的归属;第二步分类辨证,外感病按外感辨证纲要辨证,杂病按脏腑辨证纲要辨证;第三步辨标本、先后、缓急,凡病证有两个矛盾以上者,必须辨别其主要矛盾所在,分清主次,针对主次论治。
论治阶段,亦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选法立法,选法是选择哪种治疗方法与措施,立法是立治疗之治则治法;第二步处方遣药,解决内服、外治、针灸、按摩、整复、药物、疗程等问题;第三步食养调摄,食养就是饮食宜忌;调摄是生活起居应注意之事项。医生应给予这方面的指导,培养和调动患者的抗病能力与恢复功能。
辨证论治与非辨证治疗,邓氏虽然没有进行过对比研究,但几十年治病的经验使之确信,中医过去治病需要辨证论治,今天治病仍必须辨证论治。
邓氏曾治疗过几例中心性视网膜炎,觉得同属西医确诊为中心性视网膜炎,从中医辨证的角度来看,有很大的差异。他第一次接诊的患者于某某,年52岁,军队干部。经西医确诊为中心性视网膜炎已数年,两眼外观无异常,而视野越来越小,形体稍胖,无其他不适。诊其面部少华,舌嫩,中有裂纹,舌苔薄白、根部中间有花剥,脉细而两尺弱。辨证为肝肾阴虚,处方用杞菊地黄汤加龟板、鳖甲。服药数月至春而愈。嘱其秋天应继续服药,患者不信,秋末冬初眼病复发,再来求治。辨证仍属肝肾阴虚,照上方服药至春而愈。眼属肝,病属虚证,肝木旺于春,再加药补,故愈。秋季属金,肺金燥盛可伤肝肾之阴,病根未除故易复发。翌年夏末,患者即来复诊。眼病虽然未发,辨证仍属肝肾阴虚,仍予前方,改为丸剂以便久服。服药至春初,观其舌脉已有改善,嘱其注意调养。第四年未再服药,至今追踪十多年未再复发。军医见治疗有效于是又介绍第二例。张某某,男,63岁,军队干部,1975年1月23日来诊。症见两眼有黑影阻碍25天,黑影随眼球运动而动,视物有重影,但无变形及变色。经部队眼科及地方眼科医院检查,确诊为中心性视网膜炎。诊其眼睛外观正常,苔白厚腻,脉细弱。辨证为痰湿上扰清窍所致,治拟祛痰兼予清肝明目。处方:云茯苓、白术各15克,淮山药18克,泽泻、素馨花、法半夏、丹皮、夜明砂、蝉花各10克。
服上方至2月9日,经多次眼底检查,稍有好转。10日后来诊,其舌苔仍白厚腻,脉细弱。
为处二方:
①照上方。
②云茯苓、白术各18克、瓦楞子、党参各12克,泽泻、法半夏、丹皮、枸杞子、菊花各10克,甘草3克。
两方交替服。3月16日,经原军医院眼科作眼底检查,认为与1975年1月23日比较,黄斑部渗出物明显吸收。服前二方至4月22日来诊,左眼视物仍有重影,舌苔白略厚腻,脉细寸尺弱。处方:云茯苓、白术、淮山药各12克,泽泻、枸杞子各6克,丹皮、菊花、生地、蝉花各10克。此方健脾祛湿兼顾其肝肾。其后每当舌苔增厚时又用2月10日之
①、②方交替用。服药至同年7月28日症状完全消失,眼底检查亦已正常。追踪十多年未见复发。
上述两例西医诊断同属一病,而邓氏的处方截然不同。其所以收效,全靠辨证论治。此《内经》所谓同病异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