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氏在50年代后期，开始实地调查动物资源，他发现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环境复杂，动物种类繁多。60年代初，在系统整理动物药历代古籍过程中，又不断地认识到在本草中存在着许多认识不清，记述错误，有大量的工作亟待需人来做。从当时药材市场调查中，看到品种混乱、使用错误等诸多问题，从这时起，在他那宽阔的胸怀中，就已经孕育着要联合全国搞动物药的单位及人员，对动物药初级资源进行一次集中的下大力气、花大功夫的研究，以便为下一步进行次级及三级资源研究铺垫出一个较为宽广的层面。这种想法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72年得到了实现，以邓氏为代表的长春中医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海省生物研究所、南开大学生物系、陕西省秦岭生物资源考察队、内蒙古大学生物系等9个单位首次进行合作，对我国北方地区——即东起东北黑龙江，南临苏、皖北部，直到东面黄海、渤海之滨，基本上概括了长江、秦岭以北的整个古北区的药用动物种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深入的、广泛的资源普查，调查的药用动物种类包括6门20纲70目142科347种。这次联合普查的意义十分重大，是建国以来我国首次的动物药资源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合作，为动物药的正本清源，了解动物习性，促进药用动物养殖，广开药源，乃至于对未来的动物药成分、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邓氏三级资源学术思想的构建期。这些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成果，最终都反映在填补我国药用动物研究空白的历史巨著《中国药用动物志》一书中。
虽然在北方地区药用动物资源的实地调查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取得了巨大研究成果，但是，邓氏并没有因此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又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对秦岭以南广大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动物种类的一次更大规模、更加深入系统的初级资源研究工作。这一次合作单位和规模更充实，先后又有四川省中药研究所、浙江中医学院、沈阳药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广东昆虫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等多家单位加盟。这次工作对秦岭以南地区的药用动物进行了系统总结，包括有8门23纲91目212科485种，并把这段工作系统地总结在《中国药用动物志》第二册中。至此工作结束后，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动物药资源学体系——三级资源研究学术思想就构建成形。其最本质的内涵是：初级资源研究要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现行市场药材实际情况，通过系统的研究本草，达到正本清源之目的；了解动物习性后，变野生为家养，扩大药源，为下一步进行次级及三级资源研究做准备。次级资源研究是根据初级资源提供的方向，结合实验室工作，进行生药学、鉴定、成分分析、药理作用等研究，进一步阐述动物药的疗效物质基础及机制。在初、次级资源研究基础上进行三级资源研究，即综合应用研究，把动物药最终开发成药效明确，成分药理作用清楚的新药，通过生产、临床面向市场。三级资源学研究思想的科学、实用之处，在于为动物药研究指引了方向，准确地划分了阶段，通过紧密的链条环环相扣，最终达到研究的目的。把对单味动物药由不太了解到研究清楚，最终推向市场，为治病救人服务。这些学术思想精髓，在里程碑式的药用动物学专著——《中国药用动物志》1、2、3册中已有淋漓尽致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