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氏在中年时期，值抗日战争进入紧张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人民更是颠沛流离，生活日趋困难，于是脾胃疾病日渐突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转而潜心研究脾胃学说，以期适应临床需要。
脾胃学说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来已久，是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黄帝内经》、《金匮》启始，李东垣《脾胃论》之升补脾阳，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之滋润胃阴，代有发挥。他撷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冶于一炉，逐渐形成了以调理脾胃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他认为，脾居中央能灌通其它四脏，为气血生化之源，脏腑经络之根，是人体赖以生存的仓廪，故称“脾为后天之本”。《内经》指出，“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谷气通于脾”等。人体各部分，必须通过脾胃的运化作用而获得气血和营养的补给。
同时，脾胃又是人体抗御病邪的重要防卫机构，在预防和治疗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灵枢》提出“肺为之卫”及张仲景又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观点。李东垣认为“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满，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又说：“诸病由脾胃生”。说明脾胃在保持人体健康，抗御致病因素中的重要作用。总之，千百年来，我国无数医学先辈们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形成的脾胃学说，以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所提出的防治疾病的观点和创立的许多调理脾胃的著作方剂，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已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蔡氏体会尤深，临床应用颇广，他的经验是：
一、处处顾脾胃之气
蔡氏认为所有疾病的发生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因素，就是人体内的正气不足，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人体正气的生成来源于水谷之精气，也就是李东垣所强调的胃气、元气。因此，可以说正气就是胃气、元气。它的盛衰与脾胃功能的强弱有着内在的联系，脾胃功能强则正气充盛；脾胃功能弱则正气不足。而正气的强弱，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预防和抗病能力，正如李东垣所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因此，他在临床实践中处处顾及脾胃之气。对于六淫之邪，饮食失节，劳倦过度，七情失调，病后虚损，均能导致脾胃气虚之证。其候为面色萎黄，肌肉消瘦，少食懒言，四肢倦怠，腹满便溏，舌质淡，苔薄白，边缘或见齿痕，脉象缓弱。如涉及他脏，如不能散精于肝，则血的化源不足，导致肝血亏虚，而见食少形瘦，视物模糊，月经量少或闭经。如不能统摄血液，则出现各种出血症状，或累及于心，导致心血亏耗，而出现心悸、失眠、面色无华、食少肢倦等心脾两虚之候。如土不生金，肺无所养则出现形瘦咳嗽无力，少气懒言之症。如损伤及肾，导致脾肾阳虚，则出现腹满肠鸣，大便稀溏，腰膝酸软，白带清稀，形寒肢冷或见尿少等土不制水病证。此时蔡氏遵循李东垣“治脾胃即所以安五脏”的原则，强调健脾益气，投以四君子汤为主方进行化裁，以益气为法。蔡氏总结出十二种配伍法，为他毕生经验之精华（见临床特色）。
《内经》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他进一步认为：凡病之发生和转归无不与脾胃有关，诊病者必先察脾胃的强弱，治病者必先顾脾气之盛衰。因此，在临床上对外感或内伤必须处处顾及脾胃之气。
1．预防和治疗外感时，蔡氏遵照《金匮要略》中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的理论，在预防和治疗外感病中善用玉屏风散。他认为此方确有益气、祛风、固表之效。方中黄芪具有益气、固表、和营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黄芪确实有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增强其抵抗疾病的能力，它与防风一收一散，共同协调，对体虚易受外邪者确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即使在治疗外感病的过程中，亦时时顾护脾胃之气，尽量少用大寒大温之药，以免耗气伤津，伤及脾胃。对于外感恢复期，更强调益气健脾为法，临床常用六君子汤加味以善其后。
2．治疗内伤杂病时，蔡氏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灌溉五脏六腑，如果脾胃发生疾病必然影响心脏。如脾胃气衰，元气不足，心火独盛，营血大亏，则发生心病；脾胃气弱，不能散精于肝，或土壅木郁，则可致肝病；脾胃气虚，土不生金，肺无所养，则可致肺病；脾胃虚弱，土不制水，则水邪泛滥，而致肾病。正如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以受气而俱病”的道理。所以历代医家对不少疾病，多以脾胃立法。如“补土生金”，“见肝之病，当先实脾”，“治痿独取阳明”，“补肾不如补脾”，“治痰不治脾胃非其治也”等等，可见脾胃之气在内伤杂病中的实际意义。当然，内伤杂病中，其他内脏的疾病亦能影响和耗伤脾胃之气。因此，他在内伤杂病治疗过程中，始终遵循“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原则，时时顾护脾胃之气，并在临床中加以应用。如肺病日久，可用健脾养肺法，使水谷之精微得以上输于肺，肺气充沛，足以控制病情发展以至痊愈；肾病可以用健脾制水法，使肾脏之元阳得谷气以充实，达到阳生阴长，气能化水，正气胜而邪自却；心病可以用补土生血法，增强供血来源，使血液充足，循环通畅而心神得以安宁；肝病可用疏肝健脾法，肝喜条达，又主藏血，有赖于脾胃健旺，资助气血的滋养，使肝体得以柔和而气火自平。因此可知从重视脾胃出发，确实得到满意的效果。故在临床中，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实脾饮、归脾汤、逍遥散等方剂，都是蔡氏所常用，其理即在于此。
二、注意调理脾胃阴阳
脾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胃主纳谷；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皆贵健运和畅，脾运宜健宜升，胃纳宜降宜和。因此临床必须维持升降纳化、健燥平衡。他常说调理脾胃，贵在升降润燥之调和，无使其偏。
1．升清阳与降浊阴：人体气机升降是维护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表现。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脾主升，把水谷精微之气上输于心肺，流布周身，灌溉四旁。胃主降，能受纳水谷并使糟粕痰浊从下而出。一升一降，使人体气机生生不息。而升脾与降胃，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在病机上又相互影响。如脾气下陷，可致清阳不升，而出现眩晕久泻、虚胀，或带下崩漏，虚损劳热等症，临床首推补中益气汤，蔡氏用之，每用黄芪、党参、白术、陈皮、当归、甘草等甘温药，配合升麻、柴胡、葛根、荷叶等升提药，以益气升阳。其他一切气虚便秘，气短胸闷者，亦皆同用此法治疗而获效。如果胃虚气逆之证，临床首推旋复代赭石汤、丁香柿蒂散等补胃降逆之方。我们整理《旋复代赭石汤的临床运用》一文，就阐述其治胃虚痰阻，气逆不降而致心下痞硬，噫气不除反胃呕吐等症，疗效甚佳。
同时，还要特别指出，蔡氏经过几十年摸索实践，对于脾胃升降失调，中焦寒热交阻引起心下痞、呕逆、结胸等症，辛开苦降法以调之。他常说，辛开苦降即以脾胃升降之理论为其基础而设的。我们整理《辛开苦降法的临床应用》一文，作为其经验的总结。
2．扶脾阳与养胃阴：蔡氏认为脾乃多气少血之脏，恶湿喜燥，气多于血，则脾之升降正常。
若劳倦伤脾，阳气受损，则脾之升降与运化失职，久而变为虚寒。此时，脾阳虚不能运化水湿，湿浊困脾，必须用温燥之品，临床上用温运法为多。证见少气懒言、食不知味者，以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调之。若食呆腹胀，口淡欲呕，大便不实者，香砂六君子主之。甚则中焦虚寒，泻下或呕，腹痛绕脐者，理中汤投之。中阳式微，阴寒内盛，脘腹剧痛，畏冷喜按者，大建中汤用之。
但蔡氏常指出：燥能耗阴，易于伤胃，所以一方面尽量不用或少用大温大燥之药，如桂、附等，另一方面主张燥湿之中，寓以濡润之品，以适应脾胃之性。在临床上，对于前者蔡氏喜用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认为能益气健脾，又能温运脾阳，使湿化气行，不至耗伤胃阴。后者如必用桂附等温燥之药，必佐以白芍以尽燥中兼濡，养阴保胃之功。总之，蔡氏调补脾阳多以平补、运补取胜，而不用峻补图近功，并反对一味壅补。
胃为多血多气之腑，恶燥喜柔润，故用润降为顺。若温燥过度，或火热炽盛，则使胃阴耗损，或为胃阴不足之证。临证上蔡氏善用叶氏养胃方，润而不腻适当其中。同时又认为脾为胃行其津液，胃阴之源乃脾阳之转输而成。因此，在用养阴滋润药中常常加入健脾和中之药，以求阴阳协调平衡。
总之，叶天士所云：“脾为阳土，胃为阴土，脾恶湿，宜升宜燥，胃恶燥，宜降宜润。”蔡氏甚为赏识。他认为脾胃中升与降，润与燥，在生理上是相互作用，以维护后天生命之功能。在病机上，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因此，强调临证须察在脾在胃，权衡轻重，何主何从，正确处方用药，以复脾胃升降润燥之机。
